“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骆家辉“别了”时给中国留下一句话：“王立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从宫廷斗争上分类，王立军案、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其实是一个案子，他们老中青三人是“最佳组合”，一起瓦解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中国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使中国与民主化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但他们三个人的个人作用是不一样的，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上访起到了蒸馒头的点火作用，薄熙来案的开庭审理起到了面粉发酵作用，周永康被打“老虎”起到了把馒头蒸熟了的作用。三个人的功劳是一样大的，其中，周永康将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馒头，他既起到了“瓦解”作用，也将起到“终结”作用。“康师傅下架”给中国民主化带来哪些宝贵的启示？
一、“人民”可以随便得罪，但“公民”得罪不起
“康师傅下架”是中国“准公民”的胜利，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必须从“人民”与“公民”的区别说起。
“人民”是个中性名词，在中性名词中除了“朋友”以外，是绝对没有反义词的，但中共是中文的最大破坏者和污染者，硬是给“人民”强加了一个反义词“敌人”。在专政条件下，“人民”是一个政治虚体，所指对象不涉及个体（个人），中国官员在接待上访者时经常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而“敌人”却是一个实体，你今天是一个虚拟的“人民”，但你明天去上访了或在网上发了一个“负能量”的帖子，你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敌人”，把你关进“训诫中心”或精神病院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中性名词可以配反义词，所以专政者不怕得罪“人民”。
“公民”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国民，也是把公共权力委托给官员的委托人，是一个个手持选票的具体人。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决定了谁是真正的主人，也决定了主仆关系不被颠倒。公共权力的主权在民，官员的政治生命就掌握在了公民的手里，公民让官员“死”，官员不得不“死”。公民是得罪不起的。
周永康倒霉就倒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做人民，做公民”，他倒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公民力量的壮大上。虽然皇帝因他“挺薄”而记恨在心，但为了“伟光正”的形象，为了暴力维稳的合法性，还是没有动他，但公民们不依不饶。自从薄熙来被双规后，网上“谣言”接力：从“今天晚上北京要出大事”，到“军车进京”；从“听到枪声”到“从家里被带走”；从“活摘人体器官”到“谋杀前妻”；从老子“与央视主持人玩3P”，到儿子“白手套掏空中国”……中国的“准公民”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康师傅下架”，公民力量不可阻挡：“康师傅”被删后，“方便面”又出来了；“方便面”被删后，“周元根”又出来了……这些“谣言”的所有指向都是对着一个人，此时的皇帝既怕公民力量，又想利用公民力量，于是见风使舵，一边把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等人“关进笼子里”，一边以“打大老虎”的名义斩草除根，“连坐”了四川帮和石油帮及周氏家族，就连曾经的“大秘”、“小秘”都不放过，既报了“周薄政变工程”的一箭之仇，又为沸腾的民怨找到了一个泄愤口，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对“适度腐败”的容忍度，使红色江山仍然可以代代传。
昨天的绝大多数谣言已经成为今天的真相，虽然有些谣言可能永远是谣言，但它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谣言，正像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所说：“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在“人言可畏”和“吐沫星子淹死人”的倒逼之下，即使习近平想保他也做不到了，只能“顺水推周”。
人们愿意相信谣言，不在意其真伪，而在于周永康深深地得罪了公民。他的“政法干警要讲政治”，使中国司法二十多年间逐步培养和强化的法治意识饱受摧残；他主导下的“维稳压倒一切”，使司法承担了其不应也无力承担的使命，其结果是扭曲了制定法的既定规则，加剧了司法腐败，极大地恶化了律师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维稳沙皇”在十年间把中国变成了古拉格集中营，遍地访民，遍地精神病院、遍地上访学习班，遍地训诫中心，遍地上演着《飞跃精神病院》……多少人死于冤假错案，多少人死于上访路上，多少“失足妇女”被公检法背景的妓院逼良为娼，多少人在公安局和法院配合下的强拆中跳楼自焚……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的罪恶罄竹难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随着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周永康和其它“大老虎”都终将被关进牢笼。
侵害公民社会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因此而成为“倒霉蛋”的周永康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表叔”杨达才的一个微笑，“烟叔”周久耕的一句“房价不能降”，就得罪了公民，引来围观和人肉搜索，被公民送进了监狱。还有唱红歌的李双江更倒霉，人家一个有钱的农民杀人都能“私了”，他作为“高干”却连一个轮奸案都平不了，因为他被公民紧紧地盯上了，盯上就没有好！下一个倒霉蛋是谁呢？现在已经被公民紧紧盯住的人有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 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成龙、赵本山等人，我猜下一个“倒霉蛋”是赵本山。为什么是他？虽然他的粉丝比《环球时报》还多，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当年，他的小品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国外比较乱套，整天勾心斗角，今儿个内阁下台，明儿个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这段台词赢得了无数掌声，并通过“明星效应”在“人民”的心里成为真理。
随着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脑残人民”接受社会常识的启蒙和治疗后，已经恢复了思想能力并具备了公民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口号式的工作报告、违背宪法的法律、侵犯人权的法规、倾斜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世袭权力的选举，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正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不会“勾心斗角”，不会争吵，不会扔鞋子，只会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只会紧密地团结在……。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之所以能够“带病提拔”、异地做官，正因为“人民”不能迫使“内阁下台”，那些“毒食品”的悲剧之所以能够不断重演，正因为“人民”无力做到“首相被炒”。那些所有的社会不公之所以都变成了“一项长期的任务”，正因为“人民”无权“弹劾领导”。“人民”的所有苦难，都源于“风景这边独好”！
从“涉黑门”到“涉税门”，从小品连年通不过春晚审查到全国政协会议拒绝组织委员去“刘老根大舞台”，再到请个会假都要“查查他去干什么去了”，种种迹象显示赵本山要步周永康的后尘。作为文艺工作者，本来应该履行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批判使命，却要为“公仆”唱赞歌，却要给“主人”洗脑而让“主人”为保姆“舔菊”，良心被狗吃了。“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就连成龙这样的“全民男神”，因为得罪公民而面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口交者”与权力和谐叫床时，在官员与身背九条人命的黑老大激情共舞时，公民对他们的清算和审判已经开始了！
二、每个“人民”都会成为专制的牺牲品
周永康本来已经“安全着陆”，退休后准备回老家无锡种水果，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步王、薄之后尘，这么快就被他自己所竭力维护的体制所抛弃。党是对他说过“党不会忘记”，但他忘记“党文化”从来没有超越“胜者王侯败者贼”。他被“株连九族”，圈子里的人基本被打成“老虎”，就连通过周斌买官的市委书记丁雪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及贴身歌妓与主持人都跟着倒霉。同时，他家破人亡，身患骨癌的大哥周元青遭遇两次被抄家及儿子周峰被抓后，生命戛然而止。
在一夜之间，周永康由一个虚拟的“人民”转身为一个实体的“敌人”，不知此时的他可曾深刻反思过：导致他身败名裂，并殃及兄弟子侄的根源是什么？是他心中权欲、贪欲和情欲，还是这个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专制？在他从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体制中的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飞黄腾达，同时也埋下他今日身陷囹圄的种子？
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九常委”之一周永康的高危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周永康领导的政法委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这就把周永康推到了公民的对立面。二是“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打黑变成黑打，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刘汉的无间道，自己成为黑老大。这是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起码社会信任的极度缺乏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与政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三是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四是因为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同时也成为选择性执法的牺牲品。
虽然公民们与周永康有不共戴天的公仇，但公民们还是不同意体制以现在这种方式处理他。“双规”期间是不能找律师的，但审判时却以“双规”期间的口供为依据，所以薄熙来在法庭上翻供也不好使了。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刑事诉讼准则：对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必须保证他充分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能以家法、私刑进行处置，哪怕是一个罪恶累累民怨沸腾的人。
周永康在客观上同样是一个民主化的启蒙者，他告诉我们，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三、公民得罪不起，但可以原谅忏悔者
“人民”随时可能成为暴民，但在公民的眼里“我没有敌人”。虽然公民也要求“清算”，但那是不流血的“清算”。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全民忏悔”，从“第三帝国”的集体罪恶深入到普通人的身上，追问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正是在“全民忏悔”的基础上，历史得到了清算，实现了“社会和解”，也使德国以悔过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中的“加害人”只要向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忏悔，就可以获得刑事赦免，真相调查委员会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实现了民族和解。
在中国，对于一段“无官不贪”的历史来说，贪官的个人名誉得失问题在整个历史中的分量只是大海中的一涓。但是，如果一个贪官能够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那么他就会青垂史册。虽然很多人已经知道那个“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但由体制外的“民主小贩”杨恒均与体制内的周永康说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杨恒均说出来后往往遭到“毛左”的谩骂，甚至“左右不是人”，而由周永康说出来，就能使“毛左”们立刻觉醒。那么，周永康个人的名誉在历史中的分量就不再是大海中的一涓，而是民族英雄。由于重复同一罪行的官员太多了，“多数人犯罪”对社会、对民族的危害，已经从对个别受害人的威胁转移至对整个民族的威胁。在“多数人犯罪”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官僚队伍。因此，每个贪官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制度性犯罪”的原罪，就像德国人那样反思如何建立一个让每一个人心中的希特勒都受到遏制的制度。
薄熙来案开庭时，公民们盼望他能够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但令人失望，他放弃了青垂史册的机会。一个城管都可以受贿2000万元，对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薄熙来无疑是中国最廉洁的官员，但他不会得到公民的同情和原谅，他已经身败名裂，必定遗臭万年！
周永康能否吸取薄熙来的教训，抓住青垂史册的机会？对于一个72岁的老人来说，判死缓与判20年徒刑没有区别。再说了，薄熙来是为了保护红色家族的政治名誉及亲人的经济利益，为了老婆保命和儿子完成学业，才配合审判的。而周永康是平民出身，不是“太子党”，家族已被连坐，财产也被没收，红色江山已经不可能在他的家族代代传，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后顾之忧。为此，张庆方先生在《劝周永康忏悔书》中写道：“无论如何，你还有机会给国人留下一个不完全负面的背影。不论过去你做过什么，我们都明白，这其中肯定有复杂的外部原因，无论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过失，都未必能彻底摧毁你的道德形象。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你至今都不能够展示出深刻反省的勇气，不真实完整地剖析造成你今日困局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不发自内心地为个人之恶和制度之恶忏悔，而是沿着无数小人懦夫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为了一个留更多时间在家安度晚年的承诺去谈条件，做交易，这才是无可挽回地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深渊的最有效方式。”
周永康的忏悔书会是什么样子的？难道还是那种格式化的：“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挡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这样的忏悔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其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交出的是一颗虚伪的心，不见心的跳动，都在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我幼稚地希望周永康能够摆脱那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接受张庆方先生奉劝：无原则的配合，只能加速你的身败名裂，而摆脱集团和个人私利盘算的深刻、彻底的反省和忏悔，才是你从公民那里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
骆家辉“别了”时给中国留下一句话：“王立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从宫廷斗争上分类，王立军案、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其实是一个案子，他们老中青三人是“最佳组合”，一起瓦解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中国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使中国与民主化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但他们三个人的个人作用是不一样的，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上访起到了蒸馒头的点火作用，薄熙来案的开庭审理起到了面粉发酵作用，周永康被打“老虎”起到了把馒头蒸熟了的作用。三个人的功劳是一样大的，其中，周永康将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馒头，他既起到了“瓦解”作用，也将起到“终结”作用。“康师傅下架”给中国民主化带来哪些宝贵的启示？
一、“人民”可以随便得罪，但“公民”得罪不起
“康师傅下架”是中国“准公民”的胜利，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必须从“人民”与“公民”的区别说起。
“人民”是个中性名词，在中性名词中除了“朋友”以外，是绝对没有反义词的，但中共是中文的最大破坏者和污染者，硬是给“人民”强加了一个反义词“敌人”。在专政条件下，“人民”是一个政治虚体，所指对象不涉及个体（个人），中国官员在接待上访者时经常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而“敌人”却是一个实体，你今天是一个虚拟的“人民”，但你明天去上访了或在网上发了一个“负能量”的帖子，你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敌人”，把你关进“训诫中心”或精神病院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中性名词可以配反义词，所以专政者不怕得罪“人民”。
“公民”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国民，也是把公共权力委托给官员的委托人，是一个个手持选票的具体人。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决定了谁是真正的主人，也决定了主仆关系不被颠倒。公共权力的主权在民，官员的政治生命就掌握在了公民的手里，公民让官员“死”，官员不得不“死”。公民是得罪不起的。
周永康倒霉就倒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做人民，做公民”，他倒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公民力量的壮大上。虽然皇帝因他“挺薄”而记恨在心，但为了“伟光正”的形象，为了暴力维稳的合法性，还是没有动他，但公民们不依不饶。自从薄熙来被双规后，网上“谣言”接力：从“今天晚上北京要出大事”，到“军车进京”；从“听到枪声”到“从家里被带走”；从“活摘人体器官”到“谋杀前妻”；从老子“与央视主持人玩3P”，到儿子“白手套掏空中国”……中国的“准公民”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康师傅下架”，公民力量不可阻挡：“康师傅”被删后，“方便面”又出来了；“方便面”被删后，“周元根”又出来了……这些“谣言”的所有指向都是对着一个人，此时的皇帝既怕公民力量，又想利用公民力量，于是见风使舵，一边把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等人“关进笼子里”，一边以“打大老虎”的名义斩草除根，“连坐”了四川帮和石油帮及周氏家族，就连曾经的“大秘”、“小秘”都不放过，既报了“周薄政变工程”的一箭之仇，又为沸腾的民怨找到了一个泄愤口，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对“适度腐败”的容忍度，使红色江山仍然可以代代传。
昨天的绝大多数谣言已经成为今天的真相，虽然有些谣言可能永远是谣言，但它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谣言，正像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所说：“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在“人言可畏”和“吐沫星子淹死人”的倒逼之下，即使习近平想保他也做不到了，只能“顺水推周”。
人们愿意相信谣言，不在意其真伪，而在于周永康深深地得罪了公民。他的“政法干警要讲政治”，使中国司法二十多年间逐步培养和强化的法治意识饱受摧残；他主导下的“维稳压倒一切”，使司法承担了其不应也无力承担的使命，其结果是扭曲了制定法的既定规则，加剧了司法腐败，极大地恶化了律师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维稳沙皇”在十年间把中国变成了古拉格集中营，遍地访民，遍地精神病院、遍地上访学习班，遍地训诫中心，遍地上演着《飞跃精神病院》……多少人死于冤假错案，多少人死于上访路上，多少“失足妇女”被公检法背景的妓院逼良为娼，多少人在公安局和法院配合下的强拆中跳楼自焚……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的罪恶罄竹难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随着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周永康和其它“大老虎”都终将被关进牢笼。
侵害公民社会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因此而成为“倒霉蛋”的周永康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表叔”杨达才的一个微笑，“烟叔”周久耕的一句“房价不能降”，就得罪了公民，引来围观和人肉搜索，被公民送进了监狱。还有唱红歌的李双江更倒霉，人家一个有钱的农民杀人都能“私了”，他作为“高干”却连一个轮奸案都平不了，因为他被公民紧紧地盯上了，盯上就没有好！下一个倒霉蛋是谁呢？现在已经被公民紧紧盯住的人有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 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成龙、赵本山等人，我猜下一个“倒霉蛋”是赵本山。为什么是他？虽然他的粉丝比《环球时报》还多，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当年，他的小品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国外比较乱套，整天勾心斗角，今儿个内阁下台，明儿个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这段台词赢得了无数掌声，并通过“明星效应”在“人民”的心里成为真理。
随着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脑残人民”接受社会常识的启蒙和治疗后，已经恢复了思想能力并具备了公民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口号式的工作报告、违背宪法的法律、侵犯人权的法规、倾斜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世袭权力的选举，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正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不会“勾心斗角”，不会争吵，不会扔鞋子，只会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只会紧密地团结在……。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之所以能够“带病提拔”、异地做官，正因为“人民”不能迫使“内阁下台”，那些“毒食品”的悲剧之所以能够不断重演，正因为“人民”无力做到“首相被炒”。那些所有的社会不公之所以都变成了“一项长期的任务”，正因为“人民”无权“弹劾领导”。“人民”的所有苦难，都源于“风景这边独好”！
从“涉黑门”到“涉税门”，从小品连年通不过春晚审查到全国政协会议拒绝组织委员去“刘老根大舞台”，再到请个会假都要“查查他去干什么去了”，种种迹象显示赵本山要步周永康的后尘。作为文艺工作者，本来应该履行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批判使命，却要为“公仆”唱赞歌，却要给“主人”洗脑而让“主人”为保姆“舔菊”，良心被狗吃了。“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就连成龙这样的“全民男神”，因为得罪公民而面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口交者”与权力和谐叫床时，在官员与身背九条人命的黑老大激情共舞时，公民对他们的清算和审判已经开始了！
二、每个“人民”都会成为专制的牺牲品
周永康本来已经“安全着陆”，退休后准备回老家无锡种水果，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步王、薄之后尘，这么快就被他自己所竭力维护的体制所抛弃。党是对他说过“党不会忘记”，但他忘记“党文化”从来没有超越“胜者王侯败者贼”。他被“株连九族”，圈子里的人基本被打成“老虎”，就连通过周斌买官的市委书记丁雪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及贴身歌妓与主持人都跟着倒霉。同时，他家破人亡，身患骨癌的大哥周元青遭遇两次被抄家及儿子周峰被抓后，生命戛然而止。
在一夜之间，周永康由一个虚拟的“人民”转身为一个实体的“敌人”，不知此时的他可曾深刻反思过：导致他身败名裂，并殃及兄弟子侄的根源是什么？是他心中权欲、贪欲和情欲，还是这个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专制？在他从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体制中的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飞黄腾达，同时也埋下他今日身陷囹圄的种子？
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九常委”之一周永康的高危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周永康领导的政法委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这就把周永康推到了公民的对立面。二是“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打黑变成黑打，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刘汉的无间道，自己成为黑老大。这是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起码社会信任的极度缺乏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与政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三是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四是因为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同时也成为选择性执法的牺牲品。
虽然公民们与周永康有不共戴天的公仇，但公民们还是不同意体制以现在这种方式处理他。“双规”期间是不能找律师的，但审判时却以“双规”期间的口供为依据，所以薄熙来在法庭上翻供也不好使了。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刑事诉讼准则：对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必须保证他充分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能以家法、私刑进行处置，哪怕是一个罪恶累累民怨沸腾的人。
周永康在客观上同样是一个民主化的启蒙者，他告诉我们，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三、公民得罪不起，但可以原谅忏悔者
“人民”随时可能成为暴民，但在公民的眼里“我没有敌人”。虽然公民也要求“清算”，但那是不流血的“清算”。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全民忏悔”，从“第三帝国”的集体罪恶深入到普通人的身上，追问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正是在“全民忏悔”的基础上，历史得到了清算，实现了“社会和解”，也使德国以悔过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中的“加害人”只要向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忏悔，就可以获得刑事赦免，真相调查委员会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实现了民族和解。
在中国，对于一段“无官不贪”的历史来说，贪官的个人名誉得失问题在整个历史中的分量只是大海中的一涓。但是，如果一个贪官能够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那么他就会青垂史册。虽然很多人已经知道那个“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但由体制外的“民主小贩”杨恒均与体制内的周永康说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杨恒均说出来后往往遭到“毛左”的谩骂，甚至“左右不是人”，而由周永康说出来，就能使“毛左”们立刻觉醒。那么，周永康个人的名誉在历史中的分量就不再是大海中的一涓，而是民族英雄。由于重复同一罪行的官员太多了，“多数人犯罪”对社会、对民族的危害，已经从对个别受害人的威胁转移至对整个民族的威胁。在“多数人犯罪”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官僚队伍。因此，每个贪官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制度性犯罪”的原罪，就像德国人那样反思如何建立一个让每一个人心中的希特勒都受到遏制的制度。
薄熙来案开庭时，公民们盼望他能够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但令人失望，他放弃了青垂史册的机会。一个城管都可以受贿2000万元，对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薄熙来无疑是中国最廉洁的官员，但他不会得到公民的同情和原谅，他已经身败名裂，必定遗臭万年！
周永康能否吸取薄熙来的教训，抓住青垂史册的机会？对于一个72岁的老人来说，判死缓与判20年徒刑没有区别。再说了，薄熙来是为了保护红色家族的政治名誉及亲人的经济利益，为了老婆保命和儿子完成学业，才配合审判的。而周永康是平民出身，不是“太子党”，家族已被连坐，财产也被没收，红色江山已经不可能在他的家族代代传，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后顾之忧。为此，张庆方先生在《劝周永康忏悔书》中写道：“无论如何，你还有机会给国人留下一个不完全负面的背影。不论过去你做过什么，我们都明白，这其中肯定有复杂的外部原因，无论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过失，都未必能彻底摧毁你的道德形象。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你至今都不能够展示出深刻反省的勇气，不真实完整地剖析造成你今日困局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不发自内心地为个人之恶和制度之恶忏悔，而是沿着无数小人懦夫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为了一个留更多时间在家安度晚年的承诺去谈条件，做交易，这才是无可挽回地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深渊的最有效方式。”
周永康的忏悔书会是什么样子的？难道还是那种格式化的：“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挡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这样的忏悔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其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交出的是一颗虚伪的心，不见心的跳动，都在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我幼稚地希望周永康能够摆脱那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接受张庆方先生奉劝：无原则的配合，只能加速你的身败名裂，而摆脱集团和个人私利盘算的深刻、彻底的反省和忏悔，才是你从公民那里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