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先生专栏认为「中产群体难以推动中国转型」，理由有二，一是党国体制内部并未出现分裂，当下并不存在低烈度转型的可能，中产群体在「要么完全放弃既有的秩序，要么继续承认当下的体制」之间，无疑会选择后者；一是「中产群体，唯有与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结合，融合到所谓的公民社会，才能拥有实质性的政治博弈能力」，而当下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中产阶级』」。项小凯先生的论述相当精当准确，切中关键，不过，实际的情况比其论述的可能还要不堪，从根本而言，中产推动政治转型就是个笑话。

大陆经济改革脱胎于前30年的极权体制，且首先发端于极权体制下的边缘地带，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沿海经济特区等，这种「增量改革」有两个结果，一是改革前期，因为没有触及体制主体（存量）及其相关利益，推进相当顺利且成效显著；一是极权体制的基本框架得到了基本延续，体制权力依旧，维持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控制。在乐观者看来，「增量改革」的成果会增强进一步改革的信心，将改革带入到「深水区」，最终通过持续深化的改革之下，出现「小政府、大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极权体制将逐步转型为威权体制，并最终过渡到宪政体制；而在悲观者看来，由于极权体制未曾受到根本触动，并且依旧拥有不受限制的压倒性权力，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利益上，都不会容许「增量改革」的成果威胁到极权体制本身，故必然会对「增量改革」的成果加以利用、限制、管束，以适应极权体制本身。

1980年代，「增量改革」启动和取得成果，邓小平南巡后的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几年，「增量改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体制也开始了对「增量改革」进行限制、管束，与乐观派预期的持续深化改革相反，现实进程走上了另一条路。在经济上，「放小」也「同时」抓大，国有经济没有退出核心领域，而是在各种资源优势支撑下「做大做强」，直到「国进民退」；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期待相反，体制并未放松对社会部门的控制，而是采取了在原有事业体制格局之下，将「市场化」引进教育、医疗、文化、科技领域的策略，一方面，这些领域得以分享「增量改革」带来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极权体制也依旧牢牢控制着这些领域的资源和人员。现实进程无情地嘲笑了向往「小政府、大社会」的乐观派，一个既允许经济有限市场化，但同时又把持着核心经济领域和关键社会部门的全新极权体制，作为人类历史的新事物出现了。

中产推动政治转型的前提一是中国中产群体不断扩大，二是随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政治变革诉求。但在上述现实进程之下，这两个前提都基本沦为了虚幻。一方面，「增量」部分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也就是所谓市场化的中产群体，如中小企业主、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而在另一方面，体制控制的「存量」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的中产群体，包括国有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中的骨干人员等等，无疑都可以划入到中产这个群体中来。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的中产群体严格而言并不存在基本的同一性，而是沿着体制的边界，分为了两个群体。

两个中产群体在身份意识、政治立场上有着天壤之别。市场化中产群体是项小凯先生文章中所议论的物件，从理论上来讲，有着较为主动的权利和变革诉求；相反，对庞大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体制中产而言，依附于体制，服从于体制，乃至服务于体制，是其存在并获取利益的根本所在，并不具备主动的权利和变革诉求，由于在现有体制下不仅具有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利益，体制中产具有较强的保守化倾向，对于各种权利和变革诉求，有着天然的警惕，对于颠覆体制的根本性政治蓝图，更多地持有反对的立场。

体制中产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中，是保守而非推动力量，放在政治转型的图景中，体制中产的保守乃至反动作用，同样不可低估。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中产理论上具有较强的权利和变革诉求，但在新极权体制之下，相当多的市场中产其实也存在着亲体制的保守化立场。由于新极权体制掌握着核心经济领域和关键社会部门，资源和利益的大盘子在手，同时也就掌握着许多市场化企业的业务命脉，依靠这些领域和部门的市场中产，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和人际交往之下，也同样被编织进了亲体制的场域当中，律师、会计、媒体、广告、网络、销售、中介……等诸多领域的部分中产也因此持有亲体制的保守化立场，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也因此，并不能因为其市场属性，就忽略了部分市场中产因为依附于体制而具有的保守化倾向。

形象地说，中国的中产群体，首先因为竖切一刀，而分为了市场中产和体制中产两大部分，而市场化中产，又被横切一刀，部分与体制关系紧密、利益上依附体制的市场中产也被吸附编织进了亲体制场域，因此，不断壮大、具有越来越强烈政治变革诉求的中产群体，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新极权体制之下的当代中国。有着较为强烈、主动的权利和变革诉求的中产，仅仅剩下与体制利益关系较为疏远的群体，如中小企业主、从事大众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业务上远离体制资源的律师、会计、广告、中介……等从业人员。但是，正如项小凯先生所言，即使是剩下的这部分中产，也「仅仅存在一个个原子化的『中产分子』，自治性组织向来是打压的重点对象」。体制也从未放松过对这部分中产的警惕，而是推出了「两新」(新市场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等若干措施，试图加强对这部分中产的分化和控制。

可见，中国的中产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体制中产、依附于体制的市场中产、市场化中产这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具有较为鲜明的亲体制保守化倾向，且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市场化中产尽管具有更强烈主动的权利和变革诉求，但却具有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且被极权体制的各种措施如两新党建等加以分化控制，同时，无往而不在的专政和维稳力量之下，这部分中产也始终处在「原子化」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中产推动民主转型，根本就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