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作家唯色的《中国藏学家不说的是什么？》摘选的推特网友的推文这样写的：“其实，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写任何关于西藏的真实历史或现实，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也不大可能在媒体上发表，所以他们要么不写，写出来能发表的，几乎可以99%确定是有问题的。”这绝对不是夸张，中国的“藏学家”们总是要掩盖一些事实，其方法五花八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更可怕的是并非个别“藏学家”。在内容上看也不一定是历史、政治等所谓的“敏感”问题。
下面要谈的是这位中国“藏学家”以及有一大批藏学家突然失去记忆，包括总策划人等等。他们的“年历里面没有1959年”，没有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而迫使大批藏人流亡从而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实。而且有意识的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尊者等诸高僧大德。莫名其妙西藏的僧侣们从雪山上走下——而且还无耻的说：“——半个世纪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已全然没有了他们前辈的样‘誓愿’，反而走出国门，面向西方，以开拓他们新的领地。”
这位“藏学家”叫黄维忠，他的《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一书列入［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如该书内容提要所言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人探寻藏传佛教的历程，随后展现 了藏传佛教在欧美传播的艰辛与辉煌。”回顾西方人探寻西藏佛教的部分整理的较完整，不必要“遗忘”或者篡改，（因为大部分内容已经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问题就在展现西藏佛教在欧美的传播这一部分。作者故意主次颠倒、篡改事实、蒙骗读者。如果这仅仅是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还可以说作者毕竟受环境、资料等的限制，但是，当你读完该书的《后记》时，你的想法不得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作者故意颠倒主次、篡改事实、蒙骗读者，而是一群“藏学家”，其中一些还是顶尖的“藏学家”。
该书特别感谢中这样写道：“王尧教授，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还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恰到好处的建议；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唐家卫所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罗润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教授、中国藏学出版社高淑芬老师、李烨老师——还有丛书的总策划者班果、李清——”等等学者、专家给予了指导，所以，作者感谢。
无法知晓由于这些良师的“英明”、“恰到好处”的指点或者作者的自作聪明，总之，该书不仅颠倒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等、甚至干脆“不说”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广泛传播绝对绕不开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藏人带着西藏文化、西藏佛教开始了在全球的流亡 。第二，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与达赖喇嘛尊者有着直接关系。如果避开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无从谈起西藏佛教在西方传播与发展。
“藏学家”与1959年
《佛光西渐》的作者对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等国事实只字不提。不管你坚持什么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谈论西藏佛教在西方或者在西藏之外的发展无法绕开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但是，黄维忠和他的良师们有办法——“不说”。实在绕不开——1959年，就含糊其辞“从雪山走下的僧侣们”为标题。一段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重大事件——国家被占领，人民和政府流亡，从此拉开了继承和发扬西藏文化大业的壮举。以及真因为如此，西藏佛教也伴随流亡藏人开始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堪称人类史上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藏学家” 眼里成了僧侣们无缘无故地从雪山走下来，走出了“国门”。如此重大事件就这样随意篡改和取而代之了，但是，不难看出作者自己也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所以在“恰到好处”的指导下，又用连花生大师的预言——于是乎“他们出现在西方了。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
对于作者来说“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要例举一些西藏的佛教学者和高僧大德。而且，毕竟是“藏学家”不能道途听说，但是，问题是例举的高僧大德、学者们全是1959年或者之后流亡的藏人。“藏学家”又得想办法“恰到好处”的处理1959年。
在《佛光西渐》“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章节中例举的第一位是南喀诺布仁波切。在南喀诺布仁波切的介绍中“没有1959年”， 《佛光西渐》中这样写的 ：南喀诺布1938年出生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龚垭小头人俄穷的家中。——“（南喀诺布）——－1954年应成都民族学院之邀，年仅17岁的南喀诺布赴学院教授藏文。4年后，他们全家迁居拉萨，南喀诺布又入三大寺学经一年。20岁到锡金——”。
众所周知4年后是1958年，这个年代去拉萨是非常不寻常的事。特别是仁波切的家乡德格遭到中共武力镇压，藏人已经处在家破人亡、水深火热之中。迫使大量的藏人逃亡拉萨，而且是全家或者整个部落逃亡，最后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如此重大的事件在作者说来是“全家迁居拉萨”、然后无缘无故地“20岁到锡金”。
邦龙活佛（仁波切）也是《佛光西渐》中的介绍的西藏文化使者。邦龙活佛（仁波切）“1939年出生在四川巴塘。7岁入寺，9岁到拉萨色拉寺学法，年仅18岁就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1960年，他应邀到德国的巴州科学院中亚研究委员会从事古藏文字典的编纂计划。”作者绕开了1959年。
禅定之王噶鲁活佛（仁波切）是《佛光西渐》中描述较多的仁波切，但是，同样“没有1959年”。“噶鲁仁波且离开西藏出国的第一站是不丹——”。播撒福音的人——曲扬.仲巴仁波且：“1963年，他在印度呆了4年之后——”。还有作者花笔墨最多的意希喇嘛同样“没有1959年”，更“不说”为什么离开西藏。只说“25岁时，意希喇嘛离开拉萨。一个月后他来到了印度——”
实在无法躲过1959年的作者也有办法。如萨迦法王吉达.达钦萨迦，“1959年，他随同他的家人到印度——－”。塔通活佛（仁波且）：“1959年，他经不丹、印度到锡金——”。甚至在附件一《第十六世噶玛巴简要生平》中同样：第十六世噶玛巴“1959年离开西藏前往锡金——”。
作者对1949年开始西藏“世时翻转”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迫使萨迦法王及家人流亡印度。塔通仁波且从西藏安多果洛逃亡拉萨，再从拉萨流亡印度。第十六世噶玛巴带着他的家人在拉萨抗暴事件前几天匆匆离开西藏流亡，西藏噶厦政府特别发布文件，要求西藏境内军民一路上提供帮助，最后第十六世噶玛巴经不丹抵达印度等等历史事实全部删掉。
掩盖事实并非很容易的事，更不是永远可以掩盖住的。特别是《佛光西渐》这样的课题，躲不过1959年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因为作者不能照抄中共官方的说法——极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叛乱”。作者心知肚明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跟“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套不上关系,作者介绍的佛教使者们并非中国政府和藏学家们说的“西藏人”（中国藏学家们的西藏指中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不包括西藏三区），也不是“上层人士”。说是“反华势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作者只能“不说”或者模模糊糊。
但是，“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 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他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 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注1）因此也就有了“西藏的不幸，却是西方世界的大幸”这一说。
用手遮蔽太阳
达赖喇嘛这个名字在西方是家喻户晓。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以及影响无法不谈西藏领袖达赖喇嘛 ，不管喜不喜欢，事实摆在眼前，除非你否认事实。就如中国作家在《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写的：“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注2）
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的直接关系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流亡社区抢救西藏文化、宗教并发扬光大。第二，达赖喇嘛尊者个人以佛教理论的实践以及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等个人魅力赢得世界的肯定。以上两点直接影响了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
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3月流亡印度之后， 开始建立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是流亡政府最早建立的部门，其职责是抢救濒临灭绝的西藏文化。并设立巴萨曲噶，让一千多名高僧大德在这里开始抢救佛法经典，保护西藏各大传承的经典、传承继承和发扬。后来在印度南方重建西藏三大寺（色拉、甘丹和哲蚌寺）、开办各佛学院、大学、现代学校等。而且，达赖喇嘛坚决提倡各大传承和谐共处，相互学习，更使西藏佛教在印度为主的流亡社区蓬勃发展。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登记注册的西藏佛教寺院近三百座，三大寺的僧人近两万人。这些寺院的上师们在西方传播佛教、创办中心，西方人士在这些寺院里学习佛法皈依佛门。
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学习西藏各大传承的佛法经典，而且实践佛法理论。24岁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流亡印度之后继续研究佛法经典拜诸成就者为师闻思修行、清净戒律、转大法轮、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弘法利生，加上尊者与生俱来大慈大悲的本性，无数的东西方信徒不由地跪拜在尊者足下。
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博大的胸怀海阔天涯，大胆创新，沿者西藏智者更登曲培的足迹首次公开提出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而且坚持三十多年。更大胆地提出现代科学课程引入西藏寺院，提倡西藏僧侣学习现代科学。以上这些创新对于宗教界来说一件震撼的开创，对科学界也是大开眼界。因此，达赖喇嘛尊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2005年 11月12日）的佛教人士。这些前无古人的开拓使西方对西藏佛教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提倡佛教核心价值，在全球倡导非暴力、慈悲、宽恕、大爱和宇宙责任而获得世界肯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是这样评价：“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全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
达赖喇嘛提倡跨越信仰，跨越种族、跨越国界提倡和平、爱和慈悲。“达赖喇嘛把佛法的智慧转换成现代语言。”他提出：“我们可以拒绝任何宗教、意识型态和所有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却绝对无法逃脱爱与慈悲的必要性。”
达赖喇嘛尊者的巨作，这里指的是内容与佛法无关的著作《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名作、全球畅销书《快乐》（The are of happiness） 、《工作更快乐》以及《相对世界的美丽》(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等等，对西方的影响无与伦比。
就如一位台湾学者推荐达赖喇嘛著作时写的：“就在达赖喇嘛浅白却奥义深蕴的字里行间，如沐春风般地领受这万殊一本的法要洗礼后，我怀着喜悦把这本书介绍给所有的读者。”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方世界演讲时的爆满场面，数万计信众沐浴法雨甘露之泱泱法海。台湾学者研究发现：“1979年他（达赖喇嘛尊者）访美期间在美国各大学演讲佛教义理，从此，美国大学开授佛教课程的就逐年增多，由此可见他的魅力与影响度化深远，真有风行草偃的德望。”（注3）台湾佛教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评价：“达赖喇嘛来台弘法，不但是轰动全国，而是轰动全世界，这不只是民国八十六年我国佛教大事，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净心长老）“这六天短促的弘法行程，一路留下的足迹，仿佛是示现人间菩萨脚印，如雪泥鸿爪般，令人弥足珍贵。”（觉光法师）
香港人是如此评说达赖喇嘛的：“佛和人联系在一起；佛性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上师、智者、圣人和平凡人联系在一起；古老的宗教和现代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魅力。魅力的核心是慈悲和爱。”
说到台湾，我们在看看与《佛光西渐》同期在台湾出版，并且有台湾官方部门“审订”却开门见山：“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与各寺院众多喇嘛僧出亡，流落世界各地，引发西方对藏密的兴趣。”（注4）
对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达赖喇嘛个人以及西藏人的光荣，也是全佛教界以及全人类的殊荣。——同时这也是佛教界的殊荣，他心中的理念，即是佛陀教义的精华。佛教界找到了世界性的代言人，能直接把他的想法，用英文向西方听众演说。”（注5）还对达赖喇嘛尊者个人是如此肯定：“不仅是西藏尊崇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稀有难遇的精神导师，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堪为生民表率、人天师范。其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在热恼逼迫的苦海中，更是滋润众生心田的清凉甘露，必能点化众生迷梦，指引人生的光明出路。”
这一切，对于中国“藏学家”们来说却不值一提。这就是谎言与真相的区别，也是“中国藏学家”与其他国家和地方的藏学家的差别。
《佛光西渐》对在东西方影响巨大的索甲仁波切（又译索嘉仁波且）也躲躲闪闪，没有如实介绍。索甲仁波切以个人的佛教研修加上他的巨作《西藏生死书》在东西方具有极高的声誉。他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不说专家学者的评价，看看销售破纪录的《西藏生死书》“至今以三十种语言在五十六个国家印制了二百万本。”而且，该书在“医疗及宗教学院、团体及解构所采用，护士、医生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们广泛地使用。”
也许有人会说，我对作者太苛刻，作者毕竟在大墙里面限制很多、有他的难处和不便。但是，亲爱的“中国藏学家们”——你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篡改西藏历史事实，对西藏民族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们想过吗？你们体验过吗？你们“恰到好处”地为自己获取名利，但这是以篡改历史事实和误导读者为代价的。
其实，中国的“藏学家”们并非不知道1959年发生了什么，也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他在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贡献，更清楚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界的权威性，（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个人和著作在全球的影响除了中国境内剥夺了知情权的普通百姓外，包括中国的藏学家们非常清楚）所以，《佛光西渐》在“轮回的证据”中需要公认和权威性时：“达赖喇嘛说，转世的主要证据，永远必须从孩子身上表现出来。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转世灵童的奇特之性。”证明了我的要求并非太高，只要求他们说事实与真相。
2014年4月2日
注释：
1、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2、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3、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52；
4、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27；
5、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98。
下面要谈的是这位中国“藏学家”以及有一大批藏学家突然失去记忆，包括总策划人等等。他们的“年历里面没有1959年”，没有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而迫使大批藏人流亡从而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实。而且有意识的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尊者等诸高僧大德。莫名其妙西藏的僧侣们从雪山上走下——而且还无耻的说：“——半个世纪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已全然没有了他们前辈的样‘誓愿’，反而走出国门，面向西方，以开拓他们新的领地。”
这位“藏学家”叫黄维忠，他的《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一书列入［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如该书内容提要所言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人探寻藏传佛教的历程，随后展现 了藏传佛教在欧美传播的艰辛与辉煌。”回顾西方人探寻西藏佛教的部分整理的较完整，不必要“遗忘”或者篡改，（因为大部分内容已经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问题就在展现西藏佛教在欧美的传播这一部分。作者故意主次颠倒、篡改事实、蒙骗读者。如果这仅仅是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还可以说作者毕竟受环境、资料等的限制，但是，当你读完该书的《后记》时，你的想法不得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作者故意颠倒主次、篡改事实、蒙骗读者，而是一群“藏学家”，其中一些还是顶尖的“藏学家”。
该书特别感谢中这样写道：“王尧教授，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还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恰到好处的建议；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唐家卫所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罗润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教授、中国藏学出版社高淑芬老师、李烨老师——还有丛书的总策划者班果、李清——”等等学者、专家给予了指导，所以，作者感谢。
无法知晓由于这些良师的“英明”、“恰到好处”的指点或者作者的自作聪明，总之，该书不仅颠倒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等、甚至干脆“不说”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广泛传播绝对绕不开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藏人带着西藏文化、西藏佛教开始了在全球的流亡 。第二，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与达赖喇嘛尊者有着直接关系。如果避开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无从谈起西藏佛教在西方传播与发展。
“藏学家”与1959年
《佛光西渐》的作者对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等国事实只字不提。不管你坚持什么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谈论西藏佛教在西方或者在西藏之外的发展无法绕开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但是，黄维忠和他的良师们有办法——“不说”。实在绕不开——1959年，就含糊其辞“从雪山走下的僧侣们”为标题。一段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重大事件——国家被占领，人民和政府流亡，从此拉开了继承和发扬西藏文化大业的壮举。以及真因为如此，西藏佛教也伴随流亡藏人开始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堪称人类史上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藏学家” 眼里成了僧侣们无缘无故地从雪山走下来，走出了“国门”。如此重大事件就这样随意篡改和取而代之了，但是，不难看出作者自己也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所以在“恰到好处”的指导下，又用连花生大师的预言——于是乎“他们出现在西方了。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
对于作者来说“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要例举一些西藏的佛教学者和高僧大德。而且，毕竟是“藏学家”不能道途听说，但是，问题是例举的高僧大德、学者们全是1959年或者之后流亡的藏人。“藏学家”又得想办法“恰到好处”的处理1959年。
在《佛光西渐》“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章节中例举的第一位是南喀诺布仁波切。在南喀诺布仁波切的介绍中“没有1959年”， 《佛光西渐》中这样写的 ：南喀诺布1938年出生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龚垭小头人俄穷的家中。——“（南喀诺布）——－1954年应成都民族学院之邀，年仅17岁的南喀诺布赴学院教授藏文。4年后，他们全家迁居拉萨，南喀诺布又入三大寺学经一年。20岁到锡金——”。
众所周知4年后是1958年，这个年代去拉萨是非常不寻常的事。特别是仁波切的家乡德格遭到中共武力镇压，藏人已经处在家破人亡、水深火热之中。迫使大量的藏人逃亡拉萨，而且是全家或者整个部落逃亡，最后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如此重大的事件在作者说来是“全家迁居拉萨”、然后无缘无故地“20岁到锡金”。
邦龙活佛（仁波切）也是《佛光西渐》中的介绍的西藏文化使者。邦龙活佛（仁波切）“1939年出生在四川巴塘。7岁入寺，9岁到拉萨色拉寺学法，年仅18岁就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1960年，他应邀到德国的巴州科学院中亚研究委员会从事古藏文字典的编纂计划。”作者绕开了1959年。
禅定之王噶鲁活佛（仁波切）是《佛光西渐》中描述较多的仁波切，但是，同样“没有1959年”。“噶鲁仁波且离开西藏出国的第一站是不丹——”。播撒福音的人——曲扬.仲巴仁波且：“1963年，他在印度呆了4年之后——”。还有作者花笔墨最多的意希喇嘛同样“没有1959年”，更“不说”为什么离开西藏。只说“25岁时，意希喇嘛离开拉萨。一个月后他来到了印度——”
实在无法躲过1959年的作者也有办法。如萨迦法王吉达.达钦萨迦，“1959年，他随同他的家人到印度——－”。塔通活佛（仁波且）：“1959年，他经不丹、印度到锡金——”。甚至在附件一《第十六世噶玛巴简要生平》中同样：第十六世噶玛巴“1959年离开西藏前往锡金——”。
作者对1949年开始西藏“世时翻转”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迫使萨迦法王及家人流亡印度。塔通仁波且从西藏安多果洛逃亡拉萨，再从拉萨流亡印度。第十六世噶玛巴带着他的家人在拉萨抗暴事件前几天匆匆离开西藏流亡，西藏噶厦政府特别发布文件，要求西藏境内军民一路上提供帮助，最后第十六世噶玛巴经不丹抵达印度等等历史事实全部删掉。
掩盖事实并非很容易的事，更不是永远可以掩盖住的。特别是《佛光西渐》这样的课题，躲不过1959年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因为作者不能照抄中共官方的说法——极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叛乱”。作者心知肚明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跟“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套不上关系,作者介绍的佛教使者们并非中国政府和藏学家们说的“西藏人”（中国藏学家们的西藏指中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不包括西藏三区），也不是“上层人士”。说是“反华势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作者只能“不说”或者模模糊糊。
但是，“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 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他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 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注1）因此也就有了“西藏的不幸，却是西方世界的大幸”这一说。
用手遮蔽太阳
达赖喇嘛这个名字在西方是家喻户晓。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以及影响无法不谈西藏领袖达赖喇嘛 ，不管喜不喜欢，事实摆在眼前，除非你否认事实。就如中国作家在《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写的：“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注2）
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的直接关系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流亡社区抢救西藏文化、宗教并发扬光大。第二，达赖喇嘛尊者个人以佛教理论的实践以及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等个人魅力赢得世界的肯定。以上两点直接影响了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
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3月流亡印度之后， 开始建立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是流亡政府最早建立的部门，其职责是抢救濒临灭绝的西藏文化。并设立巴萨曲噶，让一千多名高僧大德在这里开始抢救佛法经典，保护西藏各大传承的经典、传承继承和发扬。后来在印度南方重建西藏三大寺（色拉、甘丹和哲蚌寺）、开办各佛学院、大学、现代学校等。而且，达赖喇嘛坚决提倡各大传承和谐共处，相互学习，更使西藏佛教在印度为主的流亡社区蓬勃发展。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登记注册的西藏佛教寺院近三百座，三大寺的僧人近两万人。这些寺院的上师们在西方传播佛教、创办中心，西方人士在这些寺院里学习佛法皈依佛门。
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学习西藏各大传承的佛法经典，而且实践佛法理论。24岁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流亡印度之后继续研究佛法经典拜诸成就者为师闻思修行、清净戒律、转大法轮、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弘法利生，加上尊者与生俱来大慈大悲的本性，无数的东西方信徒不由地跪拜在尊者足下。
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博大的胸怀海阔天涯，大胆创新，沿者西藏智者更登曲培的足迹首次公开提出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而且坚持三十多年。更大胆地提出现代科学课程引入西藏寺院，提倡西藏僧侣学习现代科学。以上这些创新对于宗教界来说一件震撼的开创，对科学界也是大开眼界。因此，达赖喇嘛尊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2005年 11月12日）的佛教人士。这些前无古人的开拓使西方对西藏佛教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提倡佛教核心价值，在全球倡导非暴力、慈悲、宽恕、大爱和宇宙责任而获得世界肯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是这样评价：“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全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
达赖喇嘛提倡跨越信仰，跨越种族、跨越国界提倡和平、爱和慈悲。“达赖喇嘛把佛法的智慧转换成现代语言。”他提出：“我们可以拒绝任何宗教、意识型态和所有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却绝对无法逃脱爱与慈悲的必要性。”
达赖喇嘛尊者的巨作，这里指的是内容与佛法无关的著作《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名作、全球畅销书《快乐》（The are of happiness） 、《工作更快乐》以及《相对世界的美丽》(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等等，对西方的影响无与伦比。
就如一位台湾学者推荐达赖喇嘛著作时写的：“就在达赖喇嘛浅白却奥义深蕴的字里行间，如沐春风般地领受这万殊一本的法要洗礼后，我怀着喜悦把这本书介绍给所有的读者。”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方世界演讲时的爆满场面，数万计信众沐浴法雨甘露之泱泱法海。台湾学者研究发现：“1979年他（达赖喇嘛尊者）访美期间在美国各大学演讲佛教义理，从此，美国大学开授佛教课程的就逐年增多，由此可见他的魅力与影响度化深远，真有风行草偃的德望。”（注3）台湾佛教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评价：“达赖喇嘛来台弘法，不但是轰动全国，而是轰动全世界，这不只是民国八十六年我国佛教大事，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净心长老）“这六天短促的弘法行程，一路留下的足迹，仿佛是示现人间菩萨脚印，如雪泥鸿爪般，令人弥足珍贵。”（觉光法师）
香港人是如此评说达赖喇嘛的：“佛和人联系在一起；佛性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上师、智者、圣人和平凡人联系在一起；古老的宗教和现代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魅力。魅力的核心是慈悲和爱。”
说到台湾，我们在看看与《佛光西渐》同期在台湾出版，并且有台湾官方部门“审订”却开门见山：“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与各寺院众多喇嘛僧出亡，流落世界各地，引发西方对藏密的兴趣。”（注4）
对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达赖喇嘛个人以及西藏人的光荣，也是全佛教界以及全人类的殊荣。——同时这也是佛教界的殊荣，他心中的理念，即是佛陀教义的精华。佛教界找到了世界性的代言人，能直接把他的想法，用英文向西方听众演说。”（注5）还对达赖喇嘛尊者个人是如此肯定：“不仅是西藏尊崇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稀有难遇的精神导师，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堪为生民表率、人天师范。其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在热恼逼迫的苦海中，更是滋润众生心田的清凉甘露，必能点化众生迷梦，指引人生的光明出路。”
这一切，对于中国“藏学家”们来说却不值一提。这就是谎言与真相的区别，也是“中国藏学家”与其他国家和地方的藏学家的差别。
《佛光西渐》对在东西方影响巨大的索甲仁波切（又译索嘉仁波且）也躲躲闪闪，没有如实介绍。索甲仁波切以个人的佛教研修加上他的巨作《西藏生死书》在东西方具有极高的声誉。他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不说专家学者的评价，看看销售破纪录的《西藏生死书》“至今以三十种语言在五十六个国家印制了二百万本。”而且，该书在“医疗及宗教学院、团体及解构所采用，护士、医生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们广泛地使用。”
也许有人会说，我对作者太苛刻，作者毕竟在大墙里面限制很多、有他的难处和不便。但是，亲爱的“中国藏学家们”——你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篡改西藏历史事实，对西藏民族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们想过吗？你们体验过吗？你们“恰到好处”地为自己获取名利，但这是以篡改历史事实和误导读者为代价的。
其实，中国的“藏学家”们并非不知道1959年发生了什么，也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他在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贡献，更清楚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界的权威性，（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个人和著作在全球的影响除了中国境内剥夺了知情权的普通百姓外，包括中国的藏学家们非常清楚）所以，《佛光西渐》在“轮回的证据”中需要公认和权威性时：“达赖喇嘛说，转世的主要证据，永远必须从孩子身上表现出来。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转世灵童的奇特之性。”证明了我的要求并非太高，只要求他们说事实与真相。
2014年4月2日
注释：
1、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2、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3、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52；
4、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27；
5、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