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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毛泽东周恩来生前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准备在1991年1月周恩来逝世15周年的忌辰时出版一本画册《人民的总理》。杜修贤选出200幅照片，准备交给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在杜修贤的心里，这部大型影集画册凝聚着他对周总理最深情的思念和爱戴，他希望反映中国前任领导人的“作品选”能得到现任领导人的首肯。他这个想法被一个新闻界朋友知道了，就出主意，为什么不请胡耀邦为影集封面题字呢？对此，杜修贤十分赞成。虽然胡耀邦当时已经不在总书记之位，仅仅是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但是，杜修贤非常敬佩他清廉正直的品行。

60年代，杜修贤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新闻照片时，镜头里留下过胡耀邦年轻、矫健、充满活力的身影。那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杜修贤离开了工作16年的中南海。他的镜头里没能记录这时期胡耀邦动人的风采。杜修贤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为胡耀邦做点什么。

1989年4月6日，杜修贤走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东门，贴着朱红色的围墙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一个灰色石台阶奇特地嵌在高大的围墙上，一扇鲜红的门映入眼帘。如果不知道内情，还会以为是中南海通往外面的一个便门，要不就是安在红墙上起装饰效果的什么门头。说这门非同一般，不仅仅因为它突兀地凿开在红墙上，还因为它能通到前总书记胡耀邦最后岁月的住宅。

胡耀邦原来居住在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北面富强胡同6号，80年代初搬到了紧靠中南海东门会计司胡同和红墙紧贴的一个普通四合院。当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他没有搬进中南海里，为了工作方便，他因陋就简在红墙上开个门，将他家的后门和中南海连通，而前门一如既往开向平民百姓居住的胡同。

“老杜，我认识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摄影记者嘛!”杜修贤还没有站定，手已经被胡耀邦直率热情的手紧紧握住。顿时杜修贤这双与很多领导人握过手的手，又一次被“中南海”湿润了。一刹那，杜修贤想起了毛泽东的潇洒随意、周恩来的专注亲切、刘少奇的稳重深沉、叶剑英的和蔼温情、陈毅的快乐豪放……而杜修贤现在相握的手是那么的热情而又不失庄重，让人感到他是久违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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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贤来时的拘谨被热烈的握手融化了。

显然，胡耀邦是个爽快人。和爽快人说话不必绕山绕水讲多余的客套话。杜修贤毫不犹豫，开门见山讲了此行的意图：请耀邦同志题写作品集书名。说着，杜修贤将带来的30多张放大24英寸的领袖照片，依次铺在客厅的地毯上。顿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胡耀邦全神贯注，一张张仔细观看，直到香烟燃尽，烫灼指尖。他一惊，才收回视线，又一次握住杜修贤的手：“拍得好，传神!感谢你为老一辈革命家留下光辉的瞬间！为你的摄影作品题写书名，没问题!”

见到胡耀邦，杜修贤感到他的确是一位正直诚恳，没有架子的领导，他不仅热情，而且充满激情。这对一位由最高职位退位在家的人来说，能保持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实在难能可贵。杜修贤趁胡耀邦和他的朋友侃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一边默默地观察，突然，他被胡耀邦一个深思的瞬间神情所打动，快速前移几步，眼明手快抓拍了一张。胡耀邦那不易察觉却有着鲜明个性的表情被“快门”紧紧关住，定格在胶卷上。

谈了一会，胡耀邦起身，提议大家一同到他的书房。书房在前院里，也就是大门通向胡同的院子。书房不大，书架却显得气派，整整占满一面墙。他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前坐下，铺开宣纸，慢慢捻笔添墨，运思下笔的感觉。一时，屋子里静极了，杜修贤和老朋友都屏着气，生怕出了响动，打破这宁静的气氛。片刻，一行苍劲有力的字在胡耀邦的笔下一挥而就。

胡耀邦侧着头看了看，觉得不满意，推到一边，又写了一张，看看，又不理想，再写，竟一连写了六七张。杜修贤他们在旁边连连劝阻，直到要抢他手里的笔，他才停住，从中选了两张交给杜修贤：“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影集书名，写得不好，见笑了。”他谦和地笑道。

走出书房，阳光金灿灿地洒满了庭院，这时，杜修贤才注意到，胡耀邦的庭院竟如此之小，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再看看四周低矮的房子，也是北京典型的老式四合院，虽然经过装修，但仍然显得陈旧狭小。心里不由地感慨万分。转念一想，杜修贤又觉得自己可笑，耀邦同志的精神境界岂能用房子这些东西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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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8日，胡耀邦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县马岭镇乌拉村，同各族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图为他在村里同布依族妇女亲切交谈。

不起眼的小院子，在胡耀邦眼里可是大绿洲。他从不小看他的小空间，他喜欢绿色，喜欢自然，小院里满是花花草草，一片茂盛，让人感到春意盎然。院子中央竟然还有个一米见方，绿苔爬壁的小小鱼池。一池清水，却盛下了蓝天和白云。池子旁，岔出几条鹅卵石铺就的羊肠小径，密密匝匝的冬青树围着院子四周，紧紧箍了一圈。春光下，郁郁葱葱的绿枝任意地生长，生气勃勃，透出一股子的倔强气息。

胡耀邦站在树前，用欣慰的眼神望着眼前的绿色世界，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是一个多好的镜头!杜修贤心里一喜，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

杜修贤拍了一辈子的照片，惟独相信手动照相机和自然光。有这两个条件，就能拍出好照片！

齐人高的冬青树，在春光的照映下，生机勃勃，透出一股子倔强的韧性。

杜修贤向胡耀邦提出拍半身照的要求，胡耀邦理了理身上的中山装，点头同意了。

胡耀邦站在冬青树前，柔和的阳光撒在他饱经沧桑略带忧郁的脸庞上———杜修贤心里怦然一动，多么传神的一瞬，他随即按下快门。这时，胡耀邦却提出要换西装，再照一张。

那时，人们还很少穿西装，在中央也是胡耀邦率先穿上西装。当时，杜修贤对穿中山装的那张有把握，穿西装能不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呢?他心里一下没有数。可是当看见一身西装的胡耀邦从屋里出来，杜修贤一下子激动了：他穿上西装显得格外精神。

饱经沧桑、深沉凝重。杜修贤相信自己按快门的感觉，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胡耀邦的“性格经脉”，因而内心充满艺术家完成作品时的那种欣喜与快乐。

可是，杜修贤哪里知道，不幸即将降临。两天后，1989年4月8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倒下，他痛苦地紧闭双眼。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突然严重地爆发了，病魔像一只巨大的手死死捏住他的心……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抢救，希望一颗大面积坏死的心脏能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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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12日，胡耀邦参加中直机关星期六劳动

奇迹有时会出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同样能给人带来喜悦和希望。几天后，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住了。

胡耀邦4月8日发病时，杜修贤正好从中南海西门进去，准备去 “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办事情。路过怀仁堂时，发现很宽的路面被挤塞得水泄不通。他们的车子只好掉头出去，从另一个门进去。当时他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事情，还以为是开什么大的会议，要不就是汽车抛锚，堵车了。尽管后一种可能足以成为警卫局的大事故，善良的人宁愿猜测是车祸也不愿猜测是人祸。

杜修贤到了“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才知道胡耀邦在怀仁堂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他着实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毕竟两天前杜修贤还见到过他，而且是一个十分健康健谈的人，怎么会说倒下就倒下呢？

愣怔了一会，杜修贤猛然掉头往楼下跑，二话没说，叫上车就回家，拿出留有胡耀邦身影的照相机，不顾机子里的胶卷大半还没照，哗哗倒了出来，送到图片社冲洗，他要亲手将照片送到胡耀邦的床头，不然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杜修贤的眼眶红了，照片上的胡耀邦注视着他，那执着的眼神，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深沉的目光清晰地呈现出来。照片拍得非常成功，杜修贤落下了半颗心。可是另半颗心仍然悬着，胡耀邦还没有脱离危险。

好容易捱到12日，听说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了，但是还不能起床活动。听到这个消息，杜修贤心里踏实多了，准备等胡耀邦病情再好一好，就将照片送给他。那几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杜修贤似乎有点魂不守舍，老是打听着胡耀邦的消息，希望早一点再见到他。

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没有想到，伟人同一切凡人一样，都难以违拗大自然的规律——一颗伟大赤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胡耀邦永远离开了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

1989年４月８日，胡耀邦吃过早饭，准备去怀仁堂参加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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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12日，胡耀邦在北京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植树时，
和十三陵林场工人刘国生（右二）交谈

８时55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高兴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握手，打招呼。

会议于９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９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好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４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到北京医院病房后，专家们又进行会诊，进一步讨论确定治疗方案。北京医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护士，成立了特医、特护小组，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检查，胡耀邦的心脏的下壁、后壁及右心室大面积梗塞。股酸激酶(CK)正常人仅132单位，他却达3340单位，估计心肌坏死严重。医护人员深知(CK)超过3000单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预后不良的。

1989年４月15日清晨，胡耀邦在北京医院里很早就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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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
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并高兴地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欢乐的民族
大团结舞。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7天没有事，危险期就过去了。”胡耀邦高兴地说。

大夫告诉他，这7天可不是没有事。前几天，还用升压药维持血压，反复发生心房扑动，有时心律很慢，这两天病情略有好转，但还不能算过了危险期，仍然必须卧床静养。上午还要安排会诊。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扫卫生。”胡耀邦请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将电动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听了今天的新闻联播了吗?”

“没有。”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忙于看护，没有时间听广播。

“你这个同志呀，就是不把国家发生的一些情况向我说一说。一个人不了解每天的情况怎么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强调吗?要你绝对卧床休息，少讲话，最好不要考虑问题。”工作人员说。

按照医生意见，胡耀邦需要静躺大小解。

７时25分，护士拿来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志是遵守时间的，应该七点半大解，您怎么早来了五分钟呀?”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护士说。

过了一会儿，即７点30分，胡耀邦静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员的手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只觉得胡耀邦的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这时，７点40分。

在场的特医、特护、胡耀邦的儿子及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病房里开始了最紧急的抢救，专家们、大夫护士们用尽了所有办法。时间一分一秒推进，但是，胡耀邦的心脏于７点53分不再跳动了。

医护人员抑制着极度悲痛，又给胡耀邦心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这颗心脏太累了，他再也没有苏醒。

当天晚上，哀乐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人们走进胡耀邦居住的住宅，心情更加地苦痛。胡耀邦生前穿西装的最后一张彩照，第一次用在了追掉会上

15日，不幸的消息传来， 胡宅承受着巨大的不幸，也承接着全国人民深切的爱戴和哀思。“公则明，廉则威。”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自觉络绎不绝地来到胡耀邦家，在前院的灵堂前，对着耀邦同志遗像深深鞠上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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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杜修贤再次忍着悲痛，他此时怀有一种失去有恩于己的亲朋好友的悲痛；也带有一种成功在即却转而突然失去的遗憾。他将4月6日为胡耀邦拍摄的最后照片进行了挑选，一张身穿西装、留有胡耀邦那执着且显得忧伤的眼神的照片深深打动了这位拍摄过无数张好新闻照片的老记者。但是胡耀邦毕竟是国家领导人，穿中山装可能更符合中国领导人的传统习惯。他又挑选了一张穿中山装的照片，各放大24英寸。 4月17日上午他和中国图片社的副总经理一同来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夫人李昭含着泪，颤抖着双手接过胡耀邦这两张最后的照片。当她的目光停留在胡耀邦穿西装的照片上时，两行清泪涌了出来，只哽咽了一声：“这张最像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无声地落在照片上，旁边的亲属们也抑制不住泪水，阵阵悲泣声令人心碎。

李昭止住泪，果断地说：“这张照片最像耀邦同志，我们家属建议耀邦追悼会上的遗像用这张!”她的建议立即得到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赞同。

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亲属们的意见。胡耀邦的巨幅遗像连夜制作。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而且是室外拍摄的自然照。

这张有着特殊经历的照片不仅是胡耀邦的遗像，也成为摄影者心中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