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告诉我，我们农村老家院子的一位邻居，到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五十万一次付清。听到这话，我的心情很复杂。买房的不是有钱人。他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二十岁左右，离开家乡，去广东打工，属于偏后一点的第一代民工。这五十万，大致是他的全部积蓄。
用人生最宝贵，最富有劳动力的二十五年岁月，背井离乡的劳动，换得了五十万，换得了县城的一套毛坯房。这一段“城镇化”的道路，走得多么艰辛。但是，县城买房的许多老乡都是这么走来的。县城的房价已经到了五千元一平米，除了县城的某些人拥有多套房，大多是这样的劳动人民这样艰难地买下的。
他们期待着用这样的房子在县城养老。但他们没有养老金，或者有微乎其微的，差不多等于名义上的，跟国家职工，跟城镇原住居民不可比的，实际上不一定靠不住的养老金。可以想见，他们的老年如果住在县城，生活会怎么样。当然，这是后话了。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入主县城而买的一张门票。许多农村孩子要结婚，可能举男女双方两家之力，在县城买一套房，作为对未来的美好祝福。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地位的绝对低下，使得逃出农村，已经是几代农民的中国梦了。
他们无力追问，在自己的土地上，到目前这样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使用合格的国家标准，建一平方房子，也只需要一千元多一点，却为什么到了政府规划的地方建筑的房子，就要五千一平米呢？他们只能被艰难的世道拽着走。买房子，别多想。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县城的几个冷冰冰的钢筋混泥土格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悲哀，最廉价的血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血汗，我们应该记住那多出的四千元，那多出的五分之四的房价都是如何产生，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记住，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这样繁荣，又这样贫困。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子里显示着我的在县城置办了不动产的邻居的少年时代的样子，又想着他二十多年艰苦劳动后的面容。我能说这中间就连接着一套房子吗？我不能否认这中间也有属于底层劳动人民的欢乐。但是，我不得不说，那种劳动是太艰辛太粗砺了。
我以前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多次抽时间去看在那些地方“建设祖国”的乡亲，祖国的那些地方，确实比家乡富裕。每一次我都很有感触。这些都不堪细说了。总的说来，人的一生不应该这样度过，这样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而又缺乏劳保地劳动。尤其是比起他们的劳动所支撑起来的权贵们的生活来说，是太不公道了。
最悲哀的是，在他们拼命劳动和积蓄的年代里，房价抑或说入主县城的门槛，正在飞速地上涨。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追上这道上升的门槛，而跌倒这条铺满血汗的道路上。当年，他们踏上异乡的打工路的时候，县城还没有商品房。十多年前，跟这套五十万一样大小的房子，不到三万可以买到。上涨了十五倍以上。如果那时他有三万块钱，那么，他这十多年等于是白白地劳动了。他就这样，以劳动的一生，终被剥光了进城。在二十年前，在没有踏上这条几家欢乐几家愁的道路的时候，有谁会想到房价会如此地贪婪？是谁潜伏在房子的背后吸吮着劳动者的血汗？政府、银行、房地产商和手握大权的官员们之间，是如何分配巨额利益的？
很明显地，所谓超常规发展，如果不压倒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便不可能超出常规。隔县城远，不在建设用地区划的农民，可以选择“不城镇化”。但是，如果你恰好在政府规划的建设用地区域，那便由不得你了。
下面这个故事也有普遍意义：县城边上的几个村在二十多年前被告知在县城规划区内，村民不得兴建和加盖住房，原有户口不得增加。但是，二十多年来，这里还没有成为新县城。村里的新出生的孩子又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了，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农家房子。姑娘舍不得嫁出去，外村男青年入赘也落不了户。但县城扩张的风声一年紧似一年，以至不准擅自建房的禁令越来越严，进村的道路加了一道拉杆，不准建材运进。而在这期间，县城的房价涨离谱了。如果村民不是在这期间想办法挣脱了上述约束（政府的禁令总不是绝对的，相当多的人“自谋出路”了），不仅自己一代，下一代也没有房住了。
对于农民来说，无论多么贵的房子，总算可以花钱进城，摆脱农民的胎记了。而且房子是一个实物呀，管它几十年产权呢。回想八十年代后期，有过这么一阵风潮：农民花成千上万元，县城什么都不用给他，只给一纸户口就行了。而当时国家的大趋势是正在放松管制，县城的户口已经不值钱了。全国的许多县城却抓住时机卖户口，疯狂敛财。想想那时的户口价格是多么昂贵？那时，县城偶有公房转移，居民住房交割，也就三五千块钱！但现在好，好歹，这一次，农民进城了。设想几十年后，下一代，最多再下一代，买进城的居民和原居民，都是平等的居民了。而对城镇进程的利益上游阶层来说，中国还有一半人以上的农民户口，意味着还有足够的血汗去筑就多年的繁荣。
作者介绍
何三畏：腾讯《大家》专栏作家，《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资深评论员。他报道了“地沟油” 的“ 政治正确” 、富士康与“全国平均自杀率”、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让劳动者的痛苦有地方申告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