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简单的数理模型
公民社会是个广义的社会学问题（设定为A），也是个关涉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设定为B），因为在最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A∩B）之处是一个「谁做主」的问题。在最宽泛的意义（A∪B）上，公民社会之终于非政治化是因为每个个体都会做出市场性反应，也就是说，政治家与政客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商品。这个市场注定是买方市场，以至于政治家和政客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都是可随意挑选的商品【注一】。
需要注意的是，A∩B（＝C）作为分子，A∪B（＝D）作为分母，简单计算（C/D=F），比例越小即F值越小就越具有市场性质，越可交易；相反，F值越大，一个制度越具不可交易性暨非市场化。在后者那里，不仅社会问题会泛政治化，而且改革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一般情况是，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基本运行界面，它被要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终至于动辄得咎。社会的公民化程度特别是其间信息公开的要求大幅提升且未有终止迹象，固然是公众「苛刻」的促动因素，但根本问题还是政府（及背后的执政党或独裁集团）神化自己即以全能全知之姿态来统驭社会。事实上，政府全能全知即便不是完全的臆症也是缺乏理性的逻辑，如此逻辑产生混乱的行为后果亦属必然。
一、比较：两种非理性的存在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缺乏理性能够导致不良社会后果，因此，自由主义政治暨公民社会的一项重大理论支撑是要求限制政府的作用。但这也暗含着非理性不可能完全被祛除而只能以限制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来防止整体社会福利的减少。更准确地说，市场固然有失效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有效，更可能是市场与政府均失效了。如果训练思维能力还可以推理「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即是说「美国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崛起」，更可能是「中国崩溃」与之相伴随。
社会中的人更具有非理性，政府产生于契约，「该契约」亦有限制人的非理性的含义。但是，如同政府非理性是一小部分具有权威的人的非理性之并集那样，它在社会现实中只是受到限制而非能袪除或消灭。这是人道主义伦理学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后者要求个人自然地畏惧权威、对统治者依赖，在政治心理上就是个人的软弱。「这是一种剥削，尽管被统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利益。」艾立克•弗罗鲍如此评价权威伦理学对个人的后果【注二】。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相对立，人道主义伦理学主张「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注三】。如此，在个人尊严暨存在的意义得到共识性保护下，而非是强求政府一定来保护，那么，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人则具有统一但未必划一理性、集体但绝非集权的一致性认知。简单地说，中国未来的公民社会之生成绝不是依赖政府的赐予，而是基于人的存在及尊严的自发。
在人的个体理性提升过程中，新技术（如互联网）、新势力（如乐意传播知识价值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里面固然有「冲锋陷阵」与「幕后策划」的个案伦理之辩【注四】，但也应当确知政府的非理性亦呈现了褪化，其褪化由于没有明确的社会伦理目标为道德根柢而呈现出「阴谋性」特色。比较小一点的案例，如周秀珍与卞晓晖被刑事拘留而律师无从得知所涉刑名【注五】；比较大的案例，如马来西亚飞往中国的客机失去联系，中国公布信息称坠落点在四至六千米深海，但政府却不派出已经有七千米深潜能力的高科技载人潜水器【注六】。这一大一小的案例均说明政府的非理性之减少作为微调，更多地转向了技术性应对社会，因此，其「以人为本」之类的政治口号不会有实质落实的可能，更不会放弃权威主义伦理学而转向人道主义伦理学。
二、质量：选举当中的「野狗票」
人的非理性在政治生活中比在其他生活中更能表现出来，因此，「民主的质量」不只是现在反民主势力的口实，更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被政治心理学家发现的问题。如有强烈「反民主」倾向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曾十分讽刺地指出：在投票人受到理性限制也即信息缺乏而被迫随众的情况下【注七】，「党委会在候选人名单中放进一只美式『野狗』，那我也会投野狗一票的。」沃拉斯是具体指向民主政治的操作细节并非全面否定选举政治，是为推进民主改革而努力，寄希望于普遍理性来提高民主的质量，以至于认为「文明的希望在于取得人类理性的胜利」【注八】。
人类具有纯粹理性只是一种幻想，严格地说，真正实现纯粹理性的仅仅是极少数的「精英当中的精英」，并且这些人又绝大多数无意于具体的政治领导事务而专心于人类精神导师的志业。在另一端即便是这些具有纯粹理性人出来治理国家，也难以避免独裁政治的出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之伟大设想，再到法西斯与纳粹以及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已经给出了证明。尽管人类的知识来源于普遍的试错法，但没有人再愿实践一次纳粹或者斯大林主义，相反，民主是有些失败之处，但更多的人们是希望改良民主，而尚无民主的社会（如中国）当中有良知的精英分子都在冒巨大个人风险来推进民主暨寻求建立公民社会的可能。
尽管政治中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但由于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天然存在，人类不管实验何种程度上的民主均无非规避非理性因素。无法避开，是一个「鲜葡萄难题」。就是说，人们爱吃鲜葡萄，在购物时不能不要皮与核，否则，只能在购买时现买现吃，而且还要两次计重：在开吃之前称出「毛重」，在吃完后将皮与核的重量计称而从「毛重」中减去。现实中，就是吃海鲜也不能不如此，也要以「毛重」计价。并且，现买现吃鲜葡萄绝不像烧烤摊或大排档吃海鲜那样被购物环境接受，不过，「鲜葡萄难题」作为现实心理还是强烈存在的，这也是从技术上培育出无核葡萄的一个基本市场动因。「光要肉，不要皮跟核」的心理在人类行为中顽固到随处可见的程度，诸如购物者的过分挑剔以至不计时间成本，还有过度的揭菜帮还导致了在大白菜购买过程中的销购双方的矛盾，凡此等等。
政治心理学当然要克服过度揭菜帮行为，也即减少「鲜葡萄难题」对政治运行的影响，这需要观念的更新与新知的积累。两者可能同时发生甚至是一回事，但观念的变化显然更重要一些。哈耶克在谈到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天然恐怖时，指出是伏尔泰、边沁、伯兰特•罗素等人无限制的自由主张造成了此种后果【注九】，因此，哈耶克提出秩序性自由，「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这些规则禁止对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注十】。秩序性自由或曰自由秩序原理毫无疑问地是提高既存公民社会质量的有用观念，也为可即的公民社会之出现提供的哲学营养。而益处还不止这两点，无论哈耶克的观念创新还是沃拉斯对「野狗票」的强烈指斥，均在于变化、演进诸人类行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助益。形象地说，它有益于解决政治运行中的「鲜葡萄难题」，从而提升全体（而非人人必在之）的理性水平，尽管纯粹理性仍将是稀缺资源。
三、众意：宗教性寻思倾向
既然在沃拉斯与哈耶克那里能够发现「思变」之心，尤其前者作为政治心理学巨擘，那么，变化的非精英含义不仅又回到了「鲜葡萄难题」上去了，而且更应关注统治集团对「思变」的政治反应。应当说，在中国特定环境中也即前公民社会的一般态势（C/D=F）下，「改革」一词是「思变」的体制内特色表达，尽管「改革」一词因权威主义猖獗而倒了牌子，且新的改革号召亦远未能稍孚人意。如此状况是因为「改革」本身也有自己的「鲜葡萄难题」，更比公众政治心理上该难题之难解度要高。比方说，既要效果明显的改革又得防止颠覆性错误，也即「普世价值」成了鲜葡萄皮、「自由主义」成了鲜葡萄核。如此，新的改革就成了现买现吃的形象场景，因其不雅而难为社会公众（相当于购物环境）所接受。然而，「思变」在中国文化里远比在其他文化里的情绪化要强，从最古典的易学变化之理到相对古典的推背图之神秘诠释，是最明显的佐证，也是「思变」作为精英思维全面演化为通俗观念。不过，这个历史性的「思变」貌似思维缜密，但实则缺乏逻辑支持——易经是六十四个分布点，而推背图则是六十个分布点，尽管后者所有表述均基于前者「卦象」【注十一】。此种非精确性但又表面逻辑化的变化预测，本质上呈现了「思变」的宗教性情绪。此亦为传统当中图谶之学与起义文化的最核心密码。
「人心思变」是一种精英导向，也是统治集团政治恐惧的基本原因【注十二】，因为这种情绪不仅使权威主义伦理学失去意义，还可能导致真实的反抗。因此，「人心思变」也是统治者要极力镇压的现象，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或以刑名或以政治批判为之。不惟中国传统中精英情绪导向的迫切追求变化具有功利目的，就在当今未被真正否定掉的历史决定论（或有计划论）均有如此目的。变，变起来再说，尽管事后检测可能发现巨大疑问——「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注十三】；变，变起来再说，是整个被压抑体系自寻希望所在——「有时候，时局中人未必在乎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他们只是希望有点『变化』发生」【注十四】。
在更现实的社会生活（A>B）场景里面，「思变」虽为晚清以来迄今未而终的所谓公理，如梁启超所言「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但是，权威主义因想领导变化暨改革又惧于权力丧失，因此，更难于处理自己所面临的「鲜葡萄难题」。在现代资讯条件下，问题尤其突出，统治集团无论是实施刑法「打网」还是使用舆论工具「反网」，本质都是自己点燃「网络内战」的战火，也是沃拉斯「老报纸问题」【注十五】的经典再现。以捍卫政府利益为己任的网络媒体名人周小平所提到「网络求证」【注十六】是「老报纸问题」即正统宣传力所不及的新难题，也是「鲜葡萄难题」的构成内容。但是，那种针对异议的异议无疑是加剧了「网络内战」的推动力，尽管其本意并不如此或仍是上面涉及到的政治技术性蜕变。
结语：在宏大叙事之外
用众意的宗教性倾向去印证公民社会形成的自然因素，固然是一种可选择方式，也能将「鲜葡萄难题」从故事（说事）提升为理论分析模式。不过，在中国社会泛政治化（有时B>A，至少B≈A）的情势下，超乎宏大的叙事的仍归于林林总总的个案感知，状如本文所引的我个体亲历案例以及相关的微观理论抽象。公理性「思变」无论是放诸A>B或是B>A（至少B≈A）的分析框架，社会现实均以细微的变化与每个个体的政治心理变化相联系、互相作用。作为人际交流的最基本手段，语言的变化是一个中性的证明【注十七】。几乎用不着顺昌逆亡的潮流性说法，社会在微观上的变化越来越与公民社会的精神元素相匹配，即从伦理学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人的存在与尊严至上已经实质性地取代了对权威有依赖感。这些都具体到十分个体的心理层面，如前面已经涉及到的报纸的「网络求证」现象。
一个可能预言的前景则是：公民社会生成的重大环境因素暨制度经济学支撑即将出现，那就是「网络内战」必然是以民间一方胜利为终结，其情形恰如上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以矢志代表民主的共产党胜利一样。这也许是推背图所没有预测到的内容，但是，这种「易」的趋势正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神学基本指向，称为「大易原理」一点不为其过，尽管我们传统文化里的神学因历史哲学的压抑而显得粗糙【注十八】。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初稿，十六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引言；简单的数理模型
公民社会是个广义的社会学问题（设定为A），也是个关涉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设定为B），因为在最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A∩B）之处是一个「谁做主」的问题。在最宽泛的意义（A∪B）上，公民社会之终于非政治化是因为每个个体都会做出市场性反应，也就是说，政治家与政客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商品。这个市场注定是买方市场，以至于政治家和政客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都是可随意挑选的商品【注一】。
需要注意的是，A∩B（＝C）作为分子，A∪B（＝D）作为分母，简单计算（C/D=F），比例越小即F值越小就越具有市场性质，越可交易；相反，F值越大，一个制度越具不可交易性暨非市场化。在后者那里，不仅社会问题会泛政治化，而且改革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一般情况是，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基本运行界面，它被要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终至于动辄得咎。社会的公民化程度特别是其间信息公开的要求大幅提升且未有终止迹象，固然是公众「苛刻」的促动因素，但根本问题还是政府（及背后的执政党或独裁集团）神化自己即以全能全知之姿态来统驭社会。事实上，政府全能全知即便不是完全的臆症也是缺乏理性的逻辑，如此逻辑产生混乱的行为后果亦属必然。
一、比较：两种非理性的存在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缺乏理性能够导致不良社会后果，因此，自由主义政治暨公民社会的一项重大理论支撑是要求限制政府的作用。但这也暗含着非理性不可能完全被祛除而只能以限制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来防止整体社会福利的减少。更准确地说，市场固然有失效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有效，更可能是市场与政府均失效了。如果训练思维能力还可以推理「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关系，即是说「美国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崛起」，更可能是「中国崩溃」与之相伴随。
社会中的人更具有非理性，政府产生于契约，「该契约」亦有限制人的非理性的含义。但是，如同政府非理性是一小部分具有权威的人的非理性之并集那样，它在社会现实中只是受到限制而非能袪除或消灭。这是人道主义伦理学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后者要求个人自然地畏惧权威、对统治者依赖，在政治心理上就是个人的软弱。「这是一种剥削，尽管被统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利益。」艾立克•弗罗鲍如此评价权威伦理学对个人的后果【注二】。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相对立，人道主义伦理学主张「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注三】。如此，在个人尊严暨存在的意义得到共识性保护下，而非是强求政府一定来保护，那么，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人则具有统一但未必划一理性、集体但绝非集权的一致性认知。简单地说，中国未来的公民社会之生成绝不是依赖政府的赐予，而是基于人的存在及尊严的自发。
在人的个体理性提升过程中，新技术（如互联网）、新势力（如乐意传播知识价值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里面固然有「冲锋陷阵」与「幕后策划」的个案伦理之辩【注四】，但也应当确知政府的非理性亦呈现了褪化，其褪化由于没有明确的社会伦理目标为道德根柢而呈现出「阴谋性」特色。比较小一点的案例，如周秀珍与卞晓晖被刑事拘留而律师无从得知所涉刑名【注五】；比较大的案例，如马来西亚飞往中国的客机失去联系，中国公布信息称坠落点在四至六千米深海，但政府却不派出已经有七千米深潜能力的高科技载人潜水器【注六】。这一大一小的案例均说明政府的非理性之减少作为微调，更多地转向了技术性应对社会，因此，其「以人为本」之类的政治口号不会有实质落实的可能，更不会放弃权威主义伦理学而转向人道主义伦理学。
二、质量：选举当中的「野狗票」
人的非理性在政治生活中比在其他生活中更能表现出来，因此，「民主的质量」不只是现在反民主势力的口实，更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被政治心理学家发现的问题。如有强烈「反民主」倾向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曾十分讽刺地指出：在投票人受到理性限制也即信息缺乏而被迫随众的情况下【注七】，「党委会在候选人名单中放进一只美式『野狗』，那我也会投野狗一票的。」沃拉斯是具体指向民主政治的操作细节并非全面否定选举政治，是为推进民主改革而努力，寄希望于普遍理性来提高民主的质量，以至于认为「文明的希望在于取得人类理性的胜利」【注八】。
人类具有纯粹理性只是一种幻想，严格地说，真正实现纯粹理性的仅仅是极少数的「精英当中的精英」，并且这些人又绝大多数无意于具体的政治领导事务而专心于人类精神导师的志业。在另一端即便是这些具有纯粹理性人出来治理国家，也难以避免独裁政治的出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之伟大设想，再到法西斯与纳粹以及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已经给出了证明。尽管人类的知识来源于普遍的试错法，但没有人再愿实践一次纳粹或者斯大林主义，相反，民主是有些失败之处，但更多的人们是希望改良民主，而尚无民主的社会（如中国）当中有良知的精英分子都在冒巨大个人风险来推进民主暨寻求建立公民社会的可能。
尽管政治中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但由于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天然存在，人类不管实验何种程度上的民主均无非规避非理性因素。无法避开，是一个「鲜葡萄难题」。就是说，人们爱吃鲜葡萄，在购物时不能不要皮与核，否则，只能在购买时现买现吃，而且还要两次计重：在开吃之前称出「毛重」，在吃完后将皮与核的重量计称而从「毛重」中减去。现实中，就是吃海鲜也不能不如此，也要以「毛重」计价。并且，现买现吃鲜葡萄绝不像烧烤摊或大排档吃海鲜那样被购物环境接受，不过，「鲜葡萄难题」作为现实心理还是强烈存在的，这也是从技术上培育出无核葡萄的一个基本市场动因。「光要肉，不要皮跟核」的心理在人类行为中顽固到随处可见的程度，诸如购物者的过分挑剔以至不计时间成本，还有过度的揭菜帮还导致了在大白菜购买过程中的销购双方的矛盾，凡此等等。
政治心理学当然要克服过度揭菜帮行为，也即减少「鲜葡萄难题」对政治运行的影响，这需要观念的更新与新知的积累。两者可能同时发生甚至是一回事，但观念的变化显然更重要一些。哈耶克在谈到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天然恐怖时，指出是伏尔泰、边沁、伯兰特•罗素等人无限制的自由主张造成了此种后果【注九】，因此，哈耶克提出秩序性自由，「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这些规则禁止对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注十】。秩序性自由或曰自由秩序原理毫无疑问地是提高既存公民社会质量的有用观念，也为可即的公民社会之出现提供的哲学营养。而益处还不止这两点，无论哈耶克的观念创新还是沃拉斯对「野狗票」的强烈指斥，均在于变化、演进诸人类行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助益。形象地说，它有益于解决政治运行中的「鲜葡萄难题」，从而提升全体（而非人人必在之）的理性水平，尽管纯粹理性仍将是稀缺资源。
三、众意：宗教性寻思倾向
既然在沃拉斯与哈耶克那里能够发现「思变」之心，尤其前者作为政治心理学巨擘，那么，变化的非精英含义不仅又回到了「鲜葡萄难题」上去了，而且更应关注统治集团对「思变」的政治反应。应当说，在中国特定环境中也即前公民社会的一般态势（C/D=F）下，「改革」一词是「思变」的体制内特色表达，尽管「改革」一词因权威主义猖獗而倒了牌子，且新的改革号召亦远未能稍孚人意。如此状况是因为「改革」本身也有自己的「鲜葡萄难题」，更比公众政治心理上该难题之难解度要高。比方说，既要效果明显的改革又得防止颠覆性错误，也即「普世价值」成了鲜葡萄皮、「自由主义」成了鲜葡萄核。如此，新的改革就成了现买现吃的形象场景，因其不雅而难为社会公众（相当于购物环境）所接受。然而，「思变」在中国文化里远比在其他文化里的情绪化要强，从最古典的易学变化之理到相对古典的推背图之神秘诠释，是最明显的佐证，也是「思变」作为精英思维全面演化为通俗观念。不过，这个历史性的「思变」貌似思维缜密，但实则缺乏逻辑支持——易经是六十四个分布点，而推背图则是六十个分布点，尽管后者所有表述均基于前者「卦象」【注十一】。此种非精确性但又表面逻辑化的变化预测，本质上呈现了「思变」的宗教性情绪。此亦为传统当中图谶之学与起义文化的最核心密码。
「人心思变」是一种精英导向，也是统治集团政治恐惧的基本原因【注十二】，因为这种情绪不仅使权威主义伦理学失去意义，还可能导致真实的反抗。因此，「人心思变」也是统治者要极力镇压的现象，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手段不同，或以刑名或以政治批判为之。不惟中国传统中精英情绪导向的迫切追求变化具有功利目的，就在当今未被真正否定掉的历史决定论（或有计划论）均有如此目的。变，变起来再说，尽管事后检测可能发现巨大疑问——「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注十三】；变，变起来再说，是整个被压抑体系自寻希望所在——「有时候，时局中人未必在乎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他们只是希望有点『变化』发生」【注十四】。
在更现实的社会生活（A>B）场景里面，「思变」虽为晚清以来迄今未而终的所谓公理，如梁启超所言「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但是，权威主义因想领导变化暨改革又惧于权力丧失，因此，更难于处理自己所面临的「鲜葡萄难题」。在现代资讯条件下，问题尤其突出，统治集团无论是实施刑法「打网」还是使用舆论工具「反网」，本质都是自己点燃「网络内战」的战火，也是沃拉斯「老报纸问题」【注十五】的经典再现。以捍卫政府利益为己任的网络媒体名人周小平所提到「网络求证」【注十六】是「老报纸问题」即正统宣传力所不及的新难题，也是「鲜葡萄难题」的构成内容。但是，那种针对异议的异议无疑是加剧了「网络内战」的推动力，尽管其本意并不如此或仍是上面涉及到的政治技术性蜕变。
结语：在宏大叙事之外
用众意的宗教性倾向去印证公民社会形成的自然因素，固然是一种可选择方式，也能将「鲜葡萄难题」从故事（说事）提升为理论分析模式。不过，在中国社会泛政治化（有时B>A，至少B≈A）的情势下，超乎宏大的叙事的仍归于林林总总的个案感知，状如本文所引的我个体亲历案例以及相关的微观理论抽象。公理性「思变」无论是放诸A>B或是B>A（至少B≈A）的分析框架，社会现实均以细微的变化与每个个体的政治心理变化相联系、互相作用。作为人际交流的最基本手段，语言的变化是一个中性的证明【注十七】。几乎用不着顺昌逆亡的潮流性说法，社会在微观上的变化越来越与公民社会的精神元素相匹配，即从伦理学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人的存在与尊严至上已经实质性地取代了对权威有依赖感。这些都具体到十分个体的心理层面，如前面已经涉及到的报纸的「网络求证」现象。
一个可能预言的前景则是：公民社会生成的重大环境因素暨制度经济学支撑即将出现，那就是「网络内战」必然是以民间一方胜利为终结，其情形恰如上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以矢志代表民主的共产党胜利一样。这也许是推背图所没有预测到的内容，但是，这种「易」的趋势正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神学基本指向，称为「大易原理」一点不为其过，尽管我们传统文化里的神学因历史哲学的压抑而显得粗糙【注十八】。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初稿，十六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参见拙文《千万人的意愿汇集——自序〈政府因何内化于市场？〉一书》与《市场•权力•自发产业——答博友之问》，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四月六日。
[二]转引自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第五百四十四页（张国珍文章《弗罗姆为自己的人》，第五百四十二至五百五十四页），唐编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
[三]同[二]，同页。
[四]与[五]参见拙文《就「冲锋陷阵」问题致「异哥」——兼向最高当局传递一份信息》，同[一]，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六]关于中国深海潜水器的报道可参见北京晨报网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蛟龙入深海笑傲七千米》，报道的点题更称：「我国载人潜水器出征地球最深处，执行七千米级海试任务。」
如果这篇报道内容属实，中国政府理应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调往可疑的坠机地点，积极搜寻遭难者尸体与飞机残骸。
[七]「受到理性限制也即信息缺乏而被迫随众」是我的理解即诠释，沃拉斯原话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某种原因」即有此话原文前的投票人对候选人情况知之甚少或几乎不知的抱怨，也有其著作《政治中的人性》汉译本（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之〈出版说明〉（无页码）的相关提炼为佐证。
在后者，指出：「沃拉斯提出，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他指出，传统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
原文中的「野狗」一词系美国俚语，代指「无耻小人」。参见朱译本第一百四十五页小注。
[八]同[七]之〈出版说明〉。
[九]参见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汉译本，冯克利、胡晋华译），第六十九页；冯胡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〇。
[十]同[九]，第七十页。
[十一]就是后者六十个分布点对前者六十四个分布点，也出现了「技术性差错」，即在一对一当中出现了后者两个点对前者一个点的情形，是为后者第二十象与第四十八象均对前者第十三象（同人卦）。
可参见拙文《神学的粗糙，史学的耻辱——关于推背图的一些话》，同[二]，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网易首页推荐。
[十二]可从真实的政治案件判案中了解统治集团对「人心思变」之精英观念的恐惧，以及应对此种恐惧的隐秘思维。选取资料是我所经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对同一「罪项（非罪名）」的描述。
（一）沧州市国家安全局「沧国字诉字[一九九九]第一号」《起诉意见书》，有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綦彦臣将自己写的《社会政治学十论》邮寄至香港『国际政治出版社』要求出版，其中包括《人心思变：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于政治制度现状的判断》和《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派论》，与敌对分子遥相互应，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倡导以台湾『民主』为模式，实行多党制。后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涉及了《人心思变》一文。）
（二）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沧检刑诉[二〇〇〇]二十四号」《起诉书》，第十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将自己写的《社会政治学十论》邮寄至香港『国际政治出版社』要求出版，文中倡导以台湾『民主』为模式，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没涉及《人心思变》一文。）
（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〇〇〇]沧刑二初字第四十九号」《刑事判决书》，第九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将所撰写《人心思变：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于制度现状判断》邮寄到香港『国际政治经济出版社』要求出版，文中倡导民众拿起武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并有书证该文复印件及物证该文电脑软、硬盘等证据予以证实。」（特别突出《人心思变》一文，不再涉及《十论》书稿。）
[十三]与[十四]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文章《成就一段历史》（作者：云也退），该文系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著《到芬兰车站》一书的汉译本（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的书评。
[十五]「老报纸难题」是我对沃拉斯一段论述的总结性用语，非其原话。其原话即环境论述如此：「现代报纸财产是集中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他们可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为赤裸裸金钱目的服务，即使我们无视其中包含的政治危险，所谓每个人都阅读或可能阅读一张矢忠于单独一个候选人或宣传一个小政治团体的报纸也是不尽然的。」同[七]，第一百四十三页。
[十六]「网络求证」术语情形同[十五]，「现在的年轻人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即便偶尔看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电视和报纸的说法，而是会去网络求证一下，或通过网络讨论。因此，互联网成了年轻人获取信息建立世界观的唯一渠道。但是，现在这个渠道早已被人占领了。」
转引自求是理论网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文章《文化冷战与网络权力大揭秘》（作者：周小平），但该网在文后声明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求是》及求是理论网立场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未经本站证实，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十七]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文章《中国：改革也改变了语言》（作者：巴勃罗•罗韦塔•杜宾斯基）；新华社《参考消息》二月二十八日译介，《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人说话方式》，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八] 同[十一]，粗糙的缘由分析多与哲学史专业问题相关。一般读者可以忽略，仅仅理解[十一]里面的数字差别即可。
[二]转引自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第五百四十四页（张国珍文章《弗罗姆为自己的人》，第五百四十二至五百五十四页），唐编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
[三]同[二]，同页。
[四]与[五]参见拙文《就「冲锋陷阵」问题致「异哥」——兼向最高当局传递一份信息》，同[一]，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六]关于中国深海潜水器的报道可参见北京晨报网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蛟龙入深海笑傲七千米》，报道的点题更称：「我国载人潜水器出征地球最深处，执行七千米级海试任务。」
如果这篇报道内容属实，中国政府理应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调往可疑的坠机地点，积极搜寻遭难者尸体与飞机残骸。
[七]「受到理性限制也即信息缺乏而被迫随众」是我的理解即诠释，沃拉斯原话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某种原因」即有此话原文前的投票人对候选人情况知之甚少或几乎不知的抱怨，也有其著作《政治中的人性》汉译本（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之〈出版说明〉（无页码）的相关提炼为佐证。
在后者，指出：「沃拉斯提出，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他指出，传统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
原文中的「野狗」一词系美国俚语，代指「无耻小人」。参见朱译本第一百四十五页小注。
[八]同[七]之〈出版说明〉。
[九]参见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汉译本，冯克利、胡晋华译），第六十九页；冯胡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〇。
[十]同[九]，第七十页。
[十一]就是后者六十个分布点对前者六十四个分布点，也出现了「技术性差错」，即在一对一当中出现了后者两个点对前者一个点的情形，是为后者第二十象与第四十八象均对前者第十三象（同人卦）。
可参见拙文《神学的粗糙，史学的耻辱——关于推背图的一些话》，同[二]，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网易首页推荐。
[十二]可从真实的政治案件判案中了解统治集团对「人心思变」之精英观念的恐惧，以及应对此种恐惧的隐秘思维。选取资料是我所经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对同一「罪项（非罪名）」的描述。
（一）沧州市国家安全局「沧国字诉字[一九九九]第一号」《起诉意见书》，有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綦彦臣将自己写的《社会政治学十论》邮寄至香港『国际政治出版社』要求出版，其中包括《人心思变：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于政治制度现状的判断》和《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派论》，与敌对分子遥相互应，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倡导以台湾『民主』为模式，实行多党制。后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涉及了《人心思变》一文。）
（二）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沧检刑诉[二〇〇〇]二十四号」《起诉书》，第十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将自己写的《社会政治学十论》邮寄至香港『国际政治出版社』要求出版，文中倡导以台湾『民主』为模式，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没涉及《人心思变》一文。）
（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〇〇〇]沧刑二初字第四十九号」《刑事判决书》，第九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人綦彦臣将所撰写《人心思变：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于制度现状判断》邮寄到香港『国际政治经济出版社』要求出版，文中倡导民众拿起武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并有书证该文复印件及物证该文电脑软、硬盘等证据予以证实。」（特别突出《人心思变》一文，不再涉及《十论》书稿。）
[十三]与[十四]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文章《成就一段历史》（作者：云也退），该文系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著《到芬兰车站》一书的汉译本（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的书评。
[十五]「老报纸难题」是我对沃拉斯一段论述的总结性用语，非其原话。其原话即环境论述如此：「现代报纸财产是集中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他们可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为赤裸裸金钱目的服务，即使我们无视其中包含的政治危险，所谓每个人都阅读或可能阅读一张矢忠于单独一个候选人或宣传一个小政治团体的报纸也是不尽然的。」同[七]，第一百四十三页。
[十六]「网络求证」术语情形同[十五]，「现在的年轻人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即便偶尔看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电视和报纸的说法，而是会去网络求证一下，或通过网络讨论。因此，互联网成了年轻人获取信息建立世界观的唯一渠道。但是，现在这个渠道早已被人占领了。」
转引自求是理论网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文章《文化冷战与网络权力大揭秘》（作者：周小平），但该网在文后声明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求是》及求是理论网立场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未经本站证实，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十七]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文章《中国：改革也改变了语言》（作者：巴勃罗•罗韦塔•杜宾斯基）；新华社《参考消息》二月二十八日译介，《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人说话方式》，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八] 同[十一]，粗糙的缘由分析多与哲学史专业问题相关。一般读者可以忽略，仅仅理解[十一]里面的数字差别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