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中国社会已处严重失衡的状态
中国社会演化正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刺激着人们，诸如“权贵贪腐”、“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城管杀人”等等。这些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虽然有些问题存在多年，但直至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时下，最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变得狠毒。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毒的时候，老百姓也变得狠毒。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毒化”。 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总之，整个社会已经陷入暴力的泥沼里。
社会暴力化的原因固然由诸多因素造成，究其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下的权力失衡，由于权力完全堕落到全心全意为己服务的深渊，并且依靠制度规范和暴力设施来保障利己主义的权力落到实处。无限政府与绝对权力，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双重的暴力：官员对民众的暴力与民众对官员的暴力。
福柯曾经一针见血地断言，法西斯内在于每个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内心均潜藏着某种暴力倾向。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暴力集中于政府之手，禁止私人使用暴力，同时通过缜密的制度设计来约束权力。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权力会大面积地引发官员的暴力倾向。
另一方面，受害人通常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为权利而斗争”。制度如果已为此提供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比如允许其在政策制定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受到伤害后可以诉诸法院并得到相对公正的审判；通过选举等各种程序要求更换暴力的执法官员等。受害者就可以通过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满情绪亦可通过表达而宣泄。假如制度内的救济和宣泄渠道被堵塞，就会激发受害人的原始的暴力复仇的欲望。而行政权力的傲慢与执法的暴力化，往往成为受害人暴力反抗的触发器。当人们对制度失去普遍性的信赖，整个社会就必然日趋暴力化。舆论对于暴力反抗的赞美与同情，其实就是源于对制度的严重的不信任所致。
现今，中国权力的失衡导致了贫富悬殊、人人不敢讲真话、不讲诚信、热衷于考公务员、精英热衷于移民海外、疑官仇富、感到“不幸福”、吃空饷、爱走关系、沽名钓誉、潜规则盛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难以出台、教育泛政治化、甚至连许多原本信誉十分良好的跨国公司到中国后也变坏了。
权力结构是一国走向成功或失败的源泉。然而，只有那些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国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之国：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二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中，并得到有效制衡。一旦权力失衡，将产生多种经济、社会问题。
近二十多年来，中共一味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自身的修养，在保持自身纯洁性上一塌糊涂，其一党独大的权力膨胀的恶性欲导致中国的权力结构彻底失衡。
中国权力失衡的突出表现
一、在政党权力配置上，中国所谓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垄断格局，党派间缺乏实质的竞争，中共一党统领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其他党派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就导致议会（即人大）在出台制度和政策时，遭受的制衡和辩争太少，使制度的公平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较低。
二、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权力占绝对优势，具体体现为：一是各种暴力机器被政府垄断，行政权力替代社会自治，成为统管一切的力量，既导致社会基本上丧失自治权，也导致社会关系被极大的扭曲，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品；二是缺乏实质民主，民众没有实质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很难对政府做出有效的制衡，一方面民主协商名不副实，权力事实上集中于中共一党，其他党派几乎没有参政议政权，更缺乏与中共进行制度和政策博弈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共的权力又被少数人垄断，导致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国家大政方针沦为为少数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三是各级人大代表的分布不合理，代表性较差，而且代表中政府官员的比重太高；四是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审批权过大，“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始终未改变；五是新闻舆论缺乏自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政府掌控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一种声音独占垄断地位，其他的声音或者被打压、或者被钳制、或者被”驯化”，在此状态下，文化也成为政治的奴仆，而与人性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三、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甚至扭曲：一是政府掌握着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步骤、速度和方案；二是资源和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土地—-受到来自政府政策的诸多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动；三是政府垄断着货币发行权、重大项目建设审批权、行业进入规则制定权、土地交易和使用审批权；四是许多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制定权也在政府手上；五是对市场的监管和解释权力也被政府所垄断。
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分配上，中央政府权力占优：一是财政收入上，中央掌握着超过50%以上的税收；二是各省、市级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由中央决定；三是地方重大项目的建设由中央部门审批；四是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掌握在中央手里；五是地方政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要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监视。
五、在国企和民企的权力分配上，国企占优：一是许多重要资源和重要行业如石油、煤炭、金融资本、电信、铁路等被国企垄断；二是在许多商业机会和营业资格的获取上，民企饱受身份歧视之苦；三是在技术领域，国企本身的储备较多，受到的扶持也比民企大；四是在市场控制力、与政府的关系、对需求的影响方面，国企也占优于民企。
六、在城市与农村的权力分配上，城市占优：一是长期以来，城市每千人的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都远高于农村；二是城市人口占有的资源更多、经济条件更好；三是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远优于农村；四是政策制定者基本生活在城市，不仅城市制度和政策由他们决定，而且农村制度和政策也由他们决定；五是自解放后，形成了诸多限制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制度。
权力的失衡不可避免带来了以下问题
一、导致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市场化改革是各方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权力失衡，最终将导致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形成、垄断的破解、竞争手段的使用等方面与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好”市场之间渐行渐远，从而，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异化。
二、导致权力管制盛行、寻租腐败行为泛滥。权力结构的失衡，会使某些群体居于权力垄断地位。垄断就会带来垄断租金。并且，权力结构越失衡，这种权力租金就可能越大，强势权力集团由此所获取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就可能越高。而失衡的权力结构，又为权力租金的个人化和货币化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当前的中国，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和个人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或将权力租金”灰色收入化”，或直接进行腐败，套取权力租金。
三、导致经济失衡。一是导致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并引起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导致投资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失衡。三是导致货币超发。四是导致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
四、导致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不均衡。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民众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中央政府的行为，导致其更多地重视经济职能，而轻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和基于GDP增长率的晋升锦标赛激励下，不得不将GDP增长放在首要位置，而轻视甚至忽视事关民生的、增长效应低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由于城市所拥有的超过农村的话语权，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城乡间严重失衡。
五、导致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爱搞慈善……等多种问题。
所以，由于制度上的权力失衡的原因，中国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不能对行政机关构成有效的约束。因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然就成为一个美丽的说辞，要求行政措施及其执行行为符合民众分享权力的欲望，亦成为国民的一厢情愿。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已到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既有着强力中央权威，又有着广泛而高效制衡的、被最大多数民众广泛分享的权力结构，中国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不断走向新的繁荣和成功！否则，那场正在静悄悄发展的暴力革命很快就要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