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高校追求经济效益与官场“士而贵则博学”的双重需求，权贵们才得以有机会在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继续深造，同时也给所在学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顶尖学府成了中共权贵们获取虚假文凭的主要对象。权贵们既要在官场日理万机，有些既要忙于敛财和包养情人，又要埋头苦读学位，是否能轻松做到熊掌和鱼同时兼得？既然他们的智商并不比常人高，那么在教育和学习的质量上必然会产生夹生馒头的现象，文凭或证书的含金量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中国还是一个以权为本的等级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公权滥用、私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只不过是这种现象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出的一种奇怪现象而已。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及人力资源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了2013年—2014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在亚洲，新加坡国立大学列第24位，香港大学列第26位，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列第39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至今）列第41位。中国大陆有着五千年文明，十三亿人口和两千多所高校，且还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三个代表”，拥有百年历史的北大和清华曾经是那样的辉煌鼎盛，蛮声海外，硕果累累，如今却分别位列第46位和第48位，而且是仅有的两所进入了前50名。这是中国教育的骄傲还是耻辱呢？正是中共建政后教育理念的极度不合理，再缘于改革开放后上述这种狼狈为奸、道德堕落的双向需求，这不仅损害了清华北大等学府的荣誉，更严重破坏了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道德堕落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同时腐败又促使道德更加堕落。腐败是任何专制政权下的必然现象，中共搞一党专政就是一个权力腐败集团，一个早已腐败堕落了的“有产权贵阶级”。毛时代主要是权力腐败，毛搞独裁就是最大的权力腐败分子。邓以后是多种形式的腐败并存，到江胡时代的腐败已经深入社会的各阶层和领域。当今习李时代腐败已深入骨髓，仅仅是照镜子、洗洗澡，搞表面功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简单考量中共历史上的诸多领导者和高级干部，很多都不是有道德者，甚至是伪君子和道德的败坏者。
既然道德堕落与腐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腐败又与专政意识形态有必然联系， 那么中国近几十年的道德教育的缺失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当今的道德堕落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本文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共意识形态的两方面来探讨目前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
一、近代文化运动的脱轨
1919年爆发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是由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发起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刊物，提倡科学与民主，被称之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来批判传统的儒家文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开始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中国的中层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最终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它没有对宇宙基本法则的敬畏，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心灵的探索，更没有人权的概念，只有斗争的思想和阶级的仇恨以及暴力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以自然人的基本人权为出发点，而是以模糊的阶级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然而，道德主要是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忽视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维尔纳•桑巴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他的反道德倾向。全部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道德成分，因此，既没有道德判断也没有道德假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提倡道德，中共从建党伊始又没有很好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知耻近乎勇”，“宽恕”等有益的基本道德观念，所以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在阶级暴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一切革命行动都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不管是苏共、中共或是柬共曾经都是充满着阶级仇恨，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杀一个人犹如宰杀一只牲畜，杀人不仅有理由，而且还有阶级正义感。
1949年以前，虽然战乱不断，民众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还是多少受到了一些混杂的旧式儒家道德教育和西方新式教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以宋氏等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士绅，还有很多有幸受过西方教育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很多热衷于信仰基督教；国民政府以蒋介石、宋美龄为代表提倡新生活运动，蒋在《人格与革命》中提出“亲爱精诚”，“礼义廉耻” 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蒋还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中借用春秋时代管仲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新的文化、宗教及道德教育在国统区本来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在大陆残存的社会影响迅速地消失殆尽了。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经提出过“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值得指出的是，它与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是相冲突的，与中共建政后把部分民众划分地富反坏右也是矛盾的。因此，李大钊的道德观随着他的过早牺牲对共产党的影响微乎其微。曹学恩认为，毛泽东的道德原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人为民服务是毛泽东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革命集体主义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当代史来看，毛泽东的道德观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忽视人性的弱点而变得很不切实际。毫不客气地说，毛本人就根本没有做到。再说道德修养主要是针对自然人而言的，毛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所以中共讲革命道德是虚伪的、空无的。不仅如此，可以说毛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堕落与败坏的典型人物，毛的很多劣迹是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要是针对党员的宣传教育，而不是面向普通民众，有针对性而没有普及性，有理论性而缺乏实践性。随着中共夺取政权后的迅速蜕变，这些文字都成了苍白无力的说教。
另一方面，中共广大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是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战乱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很多人在接受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方面是残缺的或是完全空白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阶级专政思想，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识和新道德观的建立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道德观被后来的阶级斗争观所淡化、所取代了。
二、用主义替代宗教信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首先恩格斯肯定了宗教是一种“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而且是“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来反映。其次，因为“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所以不同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必然会不同。恩格斯此处并没有否定宗教，反而论述清楚了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宗教的本质原因。
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一种对“外部力量”的信仰，如精神和道德力量的“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很容易会失去方向或陷入某种混乱。有宗教必然就有信仰，因此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宗教信仰的作用。所以，就人类社会管理和人们追求心灵幸福而言，是离不开宗教信仰的。中共一直拿恩格斯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这段话批判“宗教信仰拜的对象都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客观上不存在。”结合前面所分析，显然这是一种误解，甚至可能是蓄意的误解。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并拿它来解释一切，客观上科学以外的体系还非常广大，如人的思维意识、潜意识和非理性层面等。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宗教、信仰、道德等关于人的心灵层面的高级活动。“主义，是指人们推崇的理想观点和主张。”或“主义”的定义为“主义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显然，主义是人们在头脑中的思想、信念、观点、主张的集中体现或反映。所以，主义必然缺乏一种头脑“外部力量”的“支配”与敬畏。另外，主义缺乏道德的概念，因此信仰主义就难免让人们因为没有道德的约束而产生某些妄为进而陷入某种混乱。那是一种会导致个人、集体甚至整个社会的混乱。因此，用主义替代宗教信仰，必然会发生道德堕落的社会现象。
何谓信仰？“信仰，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极高）价值的信念。” 自中共建党以来，马列主义被尊为基本意识形态，特别建政以后，中国人不断地被强制灌输这一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宗教，如儒释道三教等，都被认为是“人民大众的鸦片” 而被否定、打倒。中共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带有宗教色彩和打着阶级烙印，由政党贯彻执行的主义。主义有人信，必然有人不信，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主义不具有全民性、普世性的特点。当然，宗教有人信也必然有人不信，但信仰宗教的人必然要有强烈的道德约束，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应该有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观念。因此，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全民性、普世性的道德观念在受众范围上必然是不同的，所以主义不能替代宗教信仰。
1949年以来，马列主义冲击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宗教被批判而不能发挥其正常的社会教育功能，普通民众要么有对传统宗教残缺不全的了解，要么存有各种民间鬼神信仰。前波黑总统、伊斯兰学者和政治家阿利雅•伊泽特贝维奇说“没有宗教的依据﹐就没有真正意义的道德。”他甚至还认为“凡是道德﹐都必以宗教为精神根基﹐但是宗教不完全等于道德。 道德是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原则﹐有人认为﹐没有宗教也可以确立许多规矩﹐但是﹐没有宗教的道德﹐因为缺乏信仰根据而不牢固﹐甚至是虚假的道德”。因此，没有或残缺的宗教信仰，对于道德和心灵教育是非常有害的。因此近六十多年来，中国吏治整体腐败，官德堕落必然影响民德滑坡。如今官场已经十个官员九个贪，九个贪官有八个包养情妇的荒淫乱象。官场上寡廉鲜耻的风气导致整个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愈发薄弱，道德标准进一步混乱，道德规范虚假空无，从而不可避免会发生全民道德滑坡的现象。
三、专制党文化的宣传
苏联崩溃及苏共垮台后，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珍评为一部颠覆性的著作。李玉珍研究认为“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在专政体制的文化管制下，必然有很多的历史真相被隐晦或扭曲，不仅如此，还存有很多假大空的新闻报道。政党为了一时之专制统治需要，而必然无法建立政府的信誉，以及忽视民德的培育，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具有专政意识形态的苏共新闻审查制度被中共“成功”地照搬了过来。例如，1948年国共内战，那时中共就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共军围困长春城近半年之久，饿死无辜百姓达几十万，比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还冤；1960年，由于政策荒谬造成的大饥荒，官方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及调查档案被某些当政者强制下令销毁。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死亡和受迫害的人数也都是一笔永远查不清的糊涂账；1989年天安门事件，官方定调先后为“反革命暴乱”、“动乱”、“六四风波”、“政治风波”等。这些历史重大事件，官方是尽量掩盖真相、甚至歪曲事实，隐瞒毁谤，对受害民众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共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假新闻、假消息、假数据却满天飞。民众对官媒的消息真假难辨，致使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致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只能麻木不仁，当面临突发社会性大事件时却又难以适从。
在目前党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下，中共掌控宣传媒体的官员和某些从事新闻行业的媒体人，大部分本身就是道德缺失者或堕落者。前总理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都忍不住地抱怨“现在每天7点到7点半必看中央电视台，看他们胡说些什么”。在如此败坏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和生活的国民，其道德修养能不滑坡吗？现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制假造假现象以及毒食品泛滥，不都是官员缺德、官媒无德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吗？有人会说，中国当代不是出现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和牛玉儒等道德模范吗？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模范都是人性的光辉而不是党性的教化产生出来的。况且他们不是最高领导者，榜样的力量远远不够。封建社会在黑暗腐败的时候，不还出现过狄仁杰、包拯、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道德楷模吗？因此，专政体制下的新闻管制是中国社会整体道德堕落的最主要原因。
客观来说，中共关于道德的教化是有过一些言论，只见空洞地宣传而不见效果。在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犹如隔靴挠痒。毛泽东时期的“雷锋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邓小平时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时期的“以德治国”；胡锦涛时期的“八荣八耻”等，但都是一阵风式的，口号空洞无力而且越来越庸俗化。
中国有句古话：“言教不如身教”，“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不能以身作则做到“行为世范”，从事教育的人不能做到“学为人师”，再多的宣传教育都是白费功夫，而且只会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伊斯兰学者和政治家阿利雅•伊泽特贝维奇说“无神论思想古已有之，当无神论思想在社会上占上风的时候，便产生没有宗教的世俗化道德，历史的事实证明，无神论的道德观没有一次获得成功，都是走向反面而告终，半途而废。每当世俗化的道德失败之后，人们就很自然地寻找宗教的援助，重修社会道德，因为道德是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能效仿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顿的道歉吗？能做到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文凭造假而辞职吗？能借鉴台湾马英九的道歉和杨念祖因抄袭别人著作而辞职吗？中共对历史错误能有公开认错、道歉、忏悔的态度吗？中共领导人，不管现任还是退休的，能在世人面前争取做个千古的道德楷模吗？如果能上行下效，中国的民风、政风、官风、党风一定迅速得到极大的改善，官德不会再堕落，民德必然不再滑坡，从此反而会大大提升！
四、结论
从清末开始，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总体上是处于脱节、残缺甚至扭曲的态势。近代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旧式的伦理道德以及精神信仰被否定抛弃，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完全坍塌。近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新的文化、教育、道德、信仰、价值等体系并没有及时跟进而建立起来。由于西方马列主义的乘虚入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西化的中共对中国道统和传统优秀文化进一步背离、打倒，直至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至1978年间，以阶级的仇恨，斗争的思想，虚假的历史，蛊惑的宣传，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党化教育替代了普世的通识教育。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的年幼心灵遭到毒害，是非观念被模糊，价值观念被混淆，美丑标准被颠倒，道德观念被弱化，而法律意识和人权概念却一片空白。这就是中共为什么一直能不断发起政治运动，而且愈演愈烈，到后来发生无法收拾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78以后，虽然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求，但在“发展是硬道理”，而不是“国民的福祉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下，畸形的改革发展毁坏了人心，也搞散了人心，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进一步堕落了。
从中国及世界历史的规律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持久稳定，不是建立在一个主义压倒另一个主义，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的对抗性的基础上；一个国家不仅要有稳定的局面，更应该要拥有持久发展的社会基础；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是一时的经济或军事的强势，而是文化、教育、信仰、道德等软实力的强大。毫不讳言地说，未来中国还需要进行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文化运动，才能为复兴中华打下坚实的软实力基础。只有再一次发起以新道学文化为基础的新一轮的文化运动，才能让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