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家父被中共深圳法院重判十年徒刑，心感悲伤和愤怒。
父亲自九零年代起开始为“北京之春”在香港发行。他说，“北京之春”是难得的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道路的争论杂志，他希望能有多一些人阅读到。为此，他曾亲自每一个报摊询问销售状况，并且积极调配有限的杂志数量，以求最多的人能购买到杂志。每一期杂志回收后，他都把它们堆放在家，然后自己带上它们到大陆游人众多的地带免费派发。他堆的杂志如此之多，家里几乎成了杂志仓库。
“北京之春”结束香港发行后，父亲开始为异见人士出版书籍。父亲曾对我说，目前有那么多的有质量的书籍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他要为这次复兴尽一份力。为了能使作者能负担出版费用，父亲几乎就是做义工一样地为出版而努力，他不受或者只收取象征性的出版费用。此外，他还负责把这些书邮寄到中国大陆，让大陆的读者能读到它们。由于从香港邮寄以来昂贵，而来大陆人有时收不到，他就亲自把这些书籍带到深圳，在从深圳以国内邮件寄出，以求收件率的最大化。
这样就有了他和那位张先生的合作。父亲人士张先生多年，于是就用张先生的家作为暂时存放书籍杂志的中转站。作为回报，他也张先生携带一些奶粉，食品等。这样，他经常出入深圳海关的记录也成了他的“犯罪证据”之一。
父亲携带书籍进入大陆，先是被海关没收了几次。于是中共当局开始全面监控父亲，包括派人到香港跟踪，向父亲的电子邮件输送监控软件，窃听父亲家里的电话等。后来在审讯期间，他们竟然拿出这些偷偷摸摸得到的材料，还理直气壮地用来证明他们掌握父亲和张先生的通话等。
中共政权以谎言和暴力统治国家，最害怕的就是有人传播真相。父亲信奉言论和出版自由，并身体力行地出版所谓的禁书。中共当局对父亲的出版事业痛恨之极，于是先向父亲的这位朋友张先生下手。张先生人在国内，本身已经有把柄被当局抓住，妻子和全家都在中共的手里，当然只能和当局合作。
这样就有了当局指控父亲“走私”的这场由中共当局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他们先是让父亲为张先生携带化工原料，然后在“一举”在海关将他逮捕，再到由张先生提供“发票”，“证明”父亲多次参与走私活动。狡诈的官员在拘留期间，还欺骗父亲说只是要求父亲合作指认张先生的走私活动。父亲信以为真，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当局的陷阱。
从被捕到审判，父亲被提审多次，决大多数都是由国保在审问他有关出版的事情。他们询问他的国内和国际的联络对象，以及这些联络对象的联络网。他们询问父亲邮寄国内人士书籍的邮寄名单，也询问那些作者出版的费用来源等。当然他们也免不了问有关我的情况。父亲一心一意只是出版书籍，从不涉及政治活动，因此也没有什么国际关系，于是他成了中共眼中的最佳打击对象：既能对香港的出版业杀一儆百，又不用承受太多国际压力。
一个什么样的“法庭”，会认定一个得到百分之一地利益的被告，和得到白分之九十九的利益的被告，是“共同主犯”呢？只有中共的栽赃法庭。对中共的无耻和卑劣，我已经见怪不怪。对父亲的不幸遭遇，我只有悲痛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