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极权专制年代，当局用来迫害民众与政治异见者的罪名，最常见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着毛的死亡，再历经邓、江、胡几代，中国进入了后极权时代。后极权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年他们那些貌似神圣的主义、理论之类的劳什子，在人们心目中已彻底破产，几乎一文不值。
我的一位在学校教授政治课的朋友对我说，他在上课时当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马列毛邓的光辉伟大时，课堂上往往传来阵阵笑声，令他十分尴尬。于是只好对学生说“我是按课本授课，如果我讲的与书上印的不符，大家随便笑我、骂我都可以。如果我是照书所讲，那就请同学们包涵，这是我的工作。没办法，请大家理解万岁吧”！此言一出，果然平息了笑声。所以现在就连他们当年用来迫害民众最利害的杀手锏——“反革命罪”，而今也成了人们闲谈中调侃的话题。
当局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们除了在某些重大场合，在某些官方文件中，不得不行礼如仪地唱一唱加上了限制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唱一唱马列毛，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高调而外，他们在理论上已毫无自信。正如有人己指出的那样：当独裁政权面临深重危机肘，“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便被派上了用场，企图用它来“凝聚一切力量”。同时更把诸多不服从他们专制举措的异见人士斥为“卖国”、“汉奸”。不过当局及其御用文人们所唱的这个“爱国主义”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更确切地讲是变了味的、被扭曲了的“爱国”并强行加上了他们的“主义”色彩。它与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爱国情怀完全没有共通之处。纯粹是为某一政治集团的“主义”与号召服务的。而且带着极大的强迫性。所谓“爱国”原本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情感。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这里的人民与我有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大家长期相处、亲密互助，于是“爱”便自然而发，油然而生，就像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兄弟姊妹之爱一样，根本和什么政治或“主义”无关。因而所爱之“国”只是这里的人民与这块土地。是爱国人，爱家人，亲人，乡里人，以及文化，习俗等等。而不是爱的哪个朝廷、政府，更不是爱哪个政党、领袖。由于这种爱是自然而生，所以就是自愿的选择。既不是什么义务，也不须谁来号召，更不许谁来强迫。
然而今日的党媒体和御用文人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却是为某个执政党服务的。首先，在“国”的这个概念上，人家一贯宣扬的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和“光明幸福的新中国”。所谓“新中国”按照党文化理论的定义就是从1949年中共在全国夺权执政后至今才能叫新中国，以前都是旧社会，旧中国。所以每逢十月一号，党媒体（例如央视之类）便称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许多报刊甚至还称今天是祖国母亲XX周年华诞。为此著名诗人邵燕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请问祖国母亲：今年高寿几何》？就是质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怎么“年轻”得只有几十岁了！这是官方媒体的普遍措词。这样—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都是“黑暗的、万恶的”。不言而喻，“万恶的”、“黑暗的”事物哪能去爱？所以人家叫你“爱国”就是要你爱它这个政权，这个据说是伟大、光荣又正确的党。这一点人家从来就不加以掩饰。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在其大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得更直白，他说“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至于谁是“人民”这当然只能由中共、有时甚至就是“伟大领袖”说了算。比如章伯钧，罗隆基，朝为党国高官（当然是人民），暮便为“反动派”（右派），直到今天也未见谁来纠这个错。而刘少奇，邓小平，—会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是人民），可一会儿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这都是地球人皆知道的事。至于普通百姓说你是“人民”你就是；说不是就不是，那就更不胜枚举了。这一套理论是毛泽东确立的，邓小平不但没加以否定，还要大家“四坚持”。江、胡两代更不敢对此持任何异议。习总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此这样的“爱国”，爱你这个“阶级压迫的机关”，爱你的军认，警察，法庭，监狱……正如鲍彤先生指出的：“爱国是一种选择”不但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纳税人起码应有的权利。我们纳税人养活你们这个“压迫机关”已经够冤了，还要我非“爱”你不可，天下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吗？而御用文人硬要把爱这样的“国”，爱这样的“压迫机关”，说成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你不是硬要强人所难，硬要纳税人自己去当“受虐狂”吗？
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有的虽然明明是官方的报刊（例如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却装成—副非官方媒体的模样，某些明明站在官方的立场讨好献媚的人，却装成是民间独立人士（例如那个曾被中共“劳改”过、而自认为已“改恶从善”，要重新投入党的怀抱的王小宁先生），他们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日前有个自号“孤烟暮蝉”的人先写了一篇题为《你是—个中国人》之文。宣扬爱党和政府即爱国，不爱党和政府便是不爱国的主张。《环球时报》将此文加以“润色”，变题为《堂堂正正做爱国的中国人》“节删”了爱党，爱政府的话加以发表。王小宁于是大加称赞，并对杜光老先生对该文的批评大施挞伐。又由此进一步发挥，扯上了茅于轼、陈破空、鲍彤以及笔者，说这些“公知”都是“不爱国”的，而且是“在宣扬卖国主义、汉奸思想，随时准备当汉奸”的。
我首先要感谢王小宁先生给我封赠了一顶“公知”（公共知识份子）的大帽。不过这个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其内涵与外延都极不明确。所以我更认为像杜光、陈破空、鲍彤诸君准确地说，应是具有民主普世价值观的民主知识人。而王小宁把我定为随时准备当汉奸卖国，实在高看了我，抬举了我。请问，我能把东北若干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甩手就“卖”给了苏俄老大哥吗？不但没这个能耐，这种梦都没做过。也许王小宁会说“你有汉奸卖国思想”，这种毛式“思想罪”在当今民主世纪早已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王小宁还从垃圾堆里扒出来当令箭、当棍子拿来打人只能证明其心劳日拙了。不过王小宁骂我是汉奸倒还似乎振振有词。请看他说：“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严家伟（叶青）的，七十岁（2007年）才敢出来写政治异议的文章，近年在网上异常活跃。他写了一篇《怜其不幸，鄙其不醒——奴化教育下的中国人权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章，批判受人尊敬的,已八十多岁的,前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张泽石的文章：《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张泽石的文章以其真诚的爱国情感，而在网上受到热捧。严家伟受不了，他对张泽石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他说：张泽石“只是灵魂被权势者阉割后变成的‘无脑儿’，只是一个供人驱使的驯服奴才，一个为苏俄共产国际专制卖命的、只有‘党性’而无人性的工具机器人而已，连起码的健全人格都已丧失，哪还有什么个人的‘人格尊严’可言？”
本人是2007年还是哪—年“才敢出来写政治异议的文章”，是我个人的选择，干卿何事？但我即使“不敢”出来写文章也不会向王先生那样向权势当局摇尾乞怜。至于王小宁说前“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张泽石是“受人尊敬的”，“ 在网上受到热捧”，也不能说全无此事。不过须要补充—下，“热捧”他的只是官方的央视。而且被央视评为该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这样被党热捧的人在王小宁眼中自然是“受人尊敬的”。我批评他，并“鄙其不醒”自有缘由。因为在战争中成为战俘并非什么过错，而且这位张泽石还与联合国军对抗拼命争取要回国，可谓忠心耿耿。但回国后却沦为政治贱民，爱了几十年的迫害，整个青春年华被无辜葬送。现在人家赏了他一块“糖”，他就什么都忘了，只知一味歌颂党的伟大。这样的人说他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不是恰如其份吗？怎么是“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且恕我不恭，从张泽石身上也照出了王小宁的影子。王小宁十年前也曾因雅虎出卖其个人邮箱帐户隐私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十年。后来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与海外民主人士的强烈谴责，迫使雅虎公司对王小宁付出天价巨额赔款，使他们夫妇一夜暴富。王小宁出狱后，却一改初衷，处处对党歌功颂德，连中共“镇反”滥杀无辜他也认为是“完全必要”的。这不知是真的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通过“劳动改造”像劳改队狱吏们要求的那样：确已“改恶从善”脱胎换骨，重作“新人”了。也许更可能是后者。所以接下来王小宁更提高调门宣扬他的所谓“爱国主义”他说：“即使中国由中共统治，由国民党统治，作为中国人也应该爱中国。如果不爱中国，仇恨中国，只能说明他有卖国主义、汉奸思想，随时准备当叛国者、当汉奸”。
这可是王小宁黑字白纸承认所谓“爱国”就是要爱政府，爱政府也就是“爱国”。按照王小宁的这一逻辑，“即使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德国人也必须为希特勒卖命去向外侵略，去屠杀犹太人，而绝不能反对纳粹法西斯。这才叫“爱国”。否则就是卖国主义思想。同样，“即使是”当年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日本人也必须去为日本天皇卖命。努力屠杀中国人。而不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才叫“爱国”。否则就是卖国主义思想。——这就是王小宁的“爱国”思想，实则是爱政府，爱当权者的奴才思想。
现在把具体的问题，再来具体的分柝：1950年爆发的那场韩战，挑起战火向外侵略“输出革命”的是北韩金家王朝，它是非正义邪恶的—方，这个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而美、英、加、法、土等十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则是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兵制止侵略。这是正义的一方。而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是毛泽东屈从于斯大林的压力，派出中共军队去支持北韩侵略。同样是非正义的。既不是什么“志愿军”，更与“中国人民”无关，是毛泽东丧权辱国的行为。这个王小宁却说“严家伟就是要中国人。中国军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当叛国者、当汉奸”。明明是北韩在侵略韩国，斯大林强迫毛泽东派兵去助纣为虐。怎么到了王小宁的笔下竟变成了严家伟要“中国军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当叛国者、当汉奸”？如此罔顾历史、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也太离谱了吧！在这里我还可以给无知的王小宁补上一点历史知识：1951年2月1日，联合国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这一重大提案。此提案至今仍保留有效并载入联合国史册。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当时中共政权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可以装作无视。现在它已是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正视面对。而中共却一贯对此采取回避态度。所以劝王小宁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
由此可见民主知识人的爱国是以是非对错，正义与非正义为第一准则。本国政府干了错事，侵略了别国，他们不但不支持，还要公开谴责、反对。这就是真正为国家好，真正的爱国。而御用文人则恰恰恰相反，他们不管是非，唯政府是从、是“爱”，支持政府一切错误的行为，还恬不知耻的自封为“爱国”行为。反诬正义人士与民主知识人为“卖国主义、汉奸思想”。 实则是误国，害国。当年德国的党卫军人，谎言专家戈培尔就是这类货色。王小宁不过是戈培尔之流的一个小小“粉丝”而已。
当然民主知识人也不是逢本国政府便“必反”。而只是反对独裁专制政府—切错误的行为，并力促他接受民主，还权于民。同时也支持它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正确举措。对于民选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接受其合法性，支持其正确的举措，但同时也要严格地监督和批评政府，以敢批评政府为己任，以批评监督政府为最重要的爱国行为。而御用文人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爹”。谁上台就捧谁，并自称这就是“爱国”。谁批评了政府，轻则说你是“诽谤”、“寻衅滋事”，重则说你是“卖国汉奸”。从郭沫若、姚文元到胡锡进、孔庆东、李慎明都是这类“爱国贼”。他们爱的只是政权、权势与金钱。故称其为“贼”恰到好处。这就是民主知识份子与御用文人根本不同的爱国观。
我的一位在学校教授政治课的朋友对我说，他在上课时当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马列毛邓的光辉伟大时，课堂上往往传来阵阵笑声，令他十分尴尬。于是只好对学生说“我是按课本授课，如果我讲的与书上印的不符，大家随便笑我、骂我都可以。如果我是照书所讲，那就请同学们包涵，这是我的工作。没办法，请大家理解万岁吧”！此言一出，果然平息了笑声。所以现在就连他们当年用来迫害民众最利害的杀手锏——“反革命罪”，而今也成了人们闲谈中调侃的话题。
当局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们除了在某些重大场合，在某些官方文件中，不得不行礼如仪地唱一唱加上了限制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唱一唱马列毛，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高调而外，他们在理论上已毫无自信。正如有人己指出的那样：当独裁政权面临深重危机肘，“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便被派上了用场，企图用它来“凝聚一切力量”。同时更把诸多不服从他们专制举措的异见人士斥为“卖国”、“汉奸”。不过当局及其御用文人们所唱的这个“爱国主义”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更确切地讲是变了味的、被扭曲了的“爱国”并强行加上了他们的“主义”色彩。它与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爱国情怀完全没有共通之处。纯粹是为某一政治集团的“主义”与号召服务的。而且带着极大的强迫性。所谓“爱国”原本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情感。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这里的人民与我有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大家长期相处、亲密互助，于是“爱”便自然而发，油然而生，就像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兄弟姊妹之爱一样，根本和什么政治或“主义”无关。因而所爱之“国”只是这里的人民与这块土地。是爱国人，爱家人，亲人，乡里人，以及文化，习俗等等。而不是爱的哪个朝廷、政府，更不是爱哪个政党、领袖。由于这种爱是自然而生，所以就是自愿的选择。既不是什么义务，也不须谁来号召，更不许谁来强迫。
然而今日的党媒体和御用文人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却是为某个执政党服务的。首先，在“国”的这个概念上，人家一贯宣扬的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和“光明幸福的新中国”。所谓“新中国”按照党文化理论的定义就是从1949年中共在全国夺权执政后至今才能叫新中国，以前都是旧社会，旧中国。所以每逢十月一号，党媒体（例如央视之类）便称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许多报刊甚至还称今天是祖国母亲XX周年华诞。为此著名诗人邵燕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请问祖国母亲：今年高寿几何》？就是质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怎么“年轻”得只有几十岁了！这是官方媒体的普遍措词。这样—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都是“黑暗的、万恶的”。不言而喻，“万恶的”、“黑暗的”事物哪能去爱？所以人家叫你“爱国”就是要你爱它这个政权，这个据说是伟大、光荣又正确的党。这一点人家从来就不加以掩饰。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在其大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得更直白，他说“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至于谁是“人民”这当然只能由中共、有时甚至就是“伟大领袖”说了算。比如章伯钧，罗隆基，朝为党国高官（当然是人民），暮便为“反动派”（右派），直到今天也未见谁来纠这个错。而刘少奇，邓小平，—会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是人民），可一会儿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这都是地球人皆知道的事。至于普通百姓说你是“人民”你就是；说不是就不是，那就更不胜枚举了。这一套理论是毛泽东确立的，邓小平不但没加以否定，还要大家“四坚持”。江、胡两代更不敢对此持任何异议。习总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此这样的“爱国”，爱你这个“阶级压迫的机关”，爱你的军认，警察，法庭，监狱……正如鲍彤先生指出的：“爱国是一种选择”不但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纳税人起码应有的权利。我们纳税人养活你们这个“压迫机关”已经够冤了，还要我非“爱”你不可，天下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吗？而御用文人硬要把爱这样的“国”，爱这样的“压迫机关”，说成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你不是硬要强人所难，硬要纳税人自己去当“受虐狂”吗？
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有的虽然明明是官方的报刊（例如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却装成—副非官方媒体的模样，某些明明站在官方的立场讨好献媚的人，却装成是民间独立人士（例如那个曾被中共“劳改”过、而自认为已“改恶从善”，要重新投入党的怀抱的王小宁先生），他们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日前有个自号“孤烟暮蝉”的人先写了一篇题为《你是—个中国人》之文。宣扬爱党和政府即爱国，不爱党和政府便是不爱国的主张。《环球时报》将此文加以“润色”，变题为《堂堂正正做爱国的中国人》“节删”了爱党，爱政府的话加以发表。王小宁于是大加称赞，并对杜光老先生对该文的批评大施挞伐。又由此进一步发挥，扯上了茅于轼、陈破空、鲍彤以及笔者，说这些“公知”都是“不爱国”的，而且是“在宣扬卖国主义、汉奸思想，随时准备当汉奸”的。
我首先要感谢王小宁先生给我封赠了一顶“公知”（公共知识份子）的大帽。不过这个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其内涵与外延都极不明确。所以我更认为像杜光、陈破空、鲍彤诸君准确地说，应是具有民主普世价值观的民主知识人。而王小宁把我定为随时准备当汉奸卖国，实在高看了我，抬举了我。请问，我能把东北若干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甩手就“卖”给了苏俄老大哥吗？不但没这个能耐，这种梦都没做过。也许王小宁会说“你有汉奸卖国思想”，这种毛式“思想罪”在当今民主世纪早已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王小宁还从垃圾堆里扒出来当令箭、当棍子拿来打人只能证明其心劳日拙了。不过王小宁骂我是汉奸倒还似乎振振有词。请看他说：“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叫严家伟（叶青）的，七十岁（2007年）才敢出来写政治异议的文章，近年在网上异常活跃。他写了一篇《怜其不幸，鄙其不醒——奴化教育下的中国人权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章，批判受人尊敬的,已八十多岁的,前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张泽石的文章：《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张泽石的文章以其真诚的爱国情感，而在网上受到热捧。严家伟受不了，他对张泽石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他说：张泽石“只是灵魂被权势者阉割后变成的‘无脑儿’，只是一个供人驱使的驯服奴才，一个为苏俄共产国际专制卖命的、只有‘党性’而无人性的工具机器人而已，连起码的健全人格都已丧失，哪还有什么个人的‘人格尊严’可言？”
本人是2007年还是哪—年“才敢出来写政治异议的文章”，是我个人的选择，干卿何事？但我即使“不敢”出来写文章也不会向王先生那样向权势当局摇尾乞怜。至于王小宁说前“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张泽石是“受人尊敬的”，“ 在网上受到热捧”，也不能说全无此事。不过须要补充—下，“热捧”他的只是官方的央视。而且被央视评为该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这样被党热捧的人在王小宁眼中自然是“受人尊敬的”。我批评他，并“鄙其不醒”自有缘由。因为在战争中成为战俘并非什么过错，而且这位张泽石还与联合国军对抗拼命争取要回国，可谓忠心耿耿。但回国后却沦为政治贱民，爱了几十年的迫害，整个青春年华被无辜葬送。现在人家赏了他一块“糖”，他就什么都忘了，只知一味歌颂党的伟大。这样的人说他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不是恰如其份吗？怎么是“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且恕我不恭，从张泽石身上也照出了王小宁的影子。王小宁十年前也曾因雅虎出卖其个人邮箱帐户隐私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十年。后来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与海外民主人士的强烈谴责，迫使雅虎公司对王小宁付出天价巨额赔款，使他们夫妇一夜暴富。王小宁出狱后，却一改初衷，处处对党歌功颂德，连中共“镇反”滥杀无辜他也认为是“完全必要”的。这不知是真的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通过“劳动改造”像劳改队狱吏们要求的那样：确已“改恶从善”脱胎换骨，重作“新人”了。也许更可能是后者。所以接下来王小宁更提高调门宣扬他的所谓“爱国主义”他说：“即使中国由中共统治，由国民党统治，作为中国人也应该爱中国。如果不爱中国，仇恨中国，只能说明他有卖国主义、汉奸思想，随时准备当叛国者、当汉奸”。
这可是王小宁黑字白纸承认所谓“爱国”就是要爱政府，爱政府也就是“爱国”。按照王小宁的这一逻辑，“即使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德国人也必须为希特勒卖命去向外侵略，去屠杀犹太人，而绝不能反对纳粹法西斯。这才叫“爱国”。否则就是卖国主义思想。同样，“即使是”当年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日本人也必须去为日本天皇卖命。努力屠杀中国人。而不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才叫“爱国”。否则就是卖国主义思想。——这就是王小宁的“爱国”思想，实则是爱政府，爱当权者的奴才思想。
现在把具体的问题，再来具体的分柝：1950年爆发的那场韩战，挑起战火向外侵略“输出革命”的是北韩金家王朝，它是非正义邪恶的—方，这个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而美、英、加、法、土等十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则是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兵制止侵略。这是正义的一方。而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是毛泽东屈从于斯大林的压力，派出中共军队去支持北韩侵略。同样是非正义的。既不是什么“志愿军”，更与“中国人民”无关，是毛泽东丧权辱国的行为。这个王小宁却说“严家伟就是要中国人。中国军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当叛国者、当汉奸”。明明是北韩在侵略韩国，斯大林强迫毛泽东派兵去助纣为虐。怎么到了王小宁的笔下竟变成了严家伟要“中国军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当叛国者、当汉奸”？如此罔顾历史、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也太离谱了吧！在这里我还可以给无知的王小宁补上一点历史知识：1951年2月1日，联合国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这一重大提案。此提案至今仍保留有效并载入联合国史册。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当时中共政权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可以装作无视。现在它已是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正视面对。而中共却一贯对此采取回避态度。所以劝王小宁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
由此可见民主知识人的爱国是以是非对错，正义与非正义为第一准则。本国政府干了错事，侵略了别国，他们不但不支持，还要公开谴责、反对。这就是真正为国家好，真正的爱国。而御用文人则恰恰恰相反，他们不管是非，唯政府是从、是“爱”，支持政府一切错误的行为，还恬不知耻的自封为“爱国”行为。反诬正义人士与民主知识人为“卖国主义、汉奸思想”。 实则是误国，害国。当年德国的党卫军人，谎言专家戈培尔就是这类货色。王小宁不过是戈培尔之流的一个小小“粉丝”而已。
当然民主知识人也不是逢本国政府便“必反”。而只是反对独裁专制政府—切错误的行为，并力促他接受民主，还权于民。同时也支持它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正确举措。对于民选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接受其合法性，支持其正确的举措，但同时也要严格地监督和批评政府，以敢批评政府为己任，以批评监督政府为最重要的爱国行为。而御用文人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爹”。谁上台就捧谁，并自称这就是“爱国”。谁批评了政府，轻则说你是“诽谤”、“寻衅滋事”，重则说你是“卖国汉奸”。从郭沫若、姚文元到胡锡进、孔庆东、李慎明都是这类“爱国贼”。他们爱的只是政权、权势与金钱。故称其为“贼”恰到好处。这就是民主知识份子与御用文人根本不同的爱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