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杭州馀杭因修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场，引发大规模群众聚集，随即造成警民激烈冲突。连同上月茂名反PX示威，显示环境维权越来越容易成为大规模聚集和冲突的源头。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垃圾处理，垃圾焚烧技术已经运行百年以上，在发达国家有着广泛的使用，因此，许多人认为，当地居民的反应要么是不懂科学所致，要么就是一种邻避行为，类似的看法在反对PX事件发生时，也相当流行。我曾问连岳（2007年厦门反PX散步推动者）：“听说PX工艺很成熟，排放也可以处理，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反对？”他的回答是：“翔鹭原来在生产时，就经常偷排，附近居民常常于夜间闻到排放的气味，如果再建PX，谁能保证他不偷排，当然要反对。”
从多次环保事件来看，争论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工艺技术是否过关，也不仅仅是指向邻避，比如2010年初广东番禺的垃圾焚烧炉也曾引发过反对事件，当地居民反对的理由就指向了垃圾分类，认为在垃圾分类未曾实现之前，应暂缓建立垃圾焚化炉。已经有论者指出，类似环保事件的核心焦点，其实还是信任的问题，无论科普派如何普及，信任问题不解决，类似群体事件就还将源源不断出现。
可问题就在于，信任的建立并不容易，尤其是利益相互冲突的企业和民众之间。降低标准、偷偷排放，对于工厂而言是有利可图的，也因此，不可能将信任建立在工厂的信誓旦旦之上，而必须建立在对工厂的外部约束之上，环保事件中的不信任，与工厂本身关系并不大，而是对于外部约束的不信任。
对企业的外部约束，最为刚性的莫过于法定技术标准的规制以及相应的违规惩罚。安全标准的制订和执行，同时也就是利益关系的平衡，更高的安全标准往往意味着企业更多的投入和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盈利和发展能力，反之，过低的安全标准或许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发展，却会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因此，订立怎样的规则并严格执行，说到底是冲突利益之间的妥协。
但是，无论是体制现状，还是执政者的意图，在当代中国都不利于普通民众，而倾向于企业，并因此深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89年之后，经济发展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即通过经济发展提供政权合法性和维持社会稳定，为了促进发展，各种安全标准往往在制订时就偏向于企业，垃圾焚烧标准就是如此，据披露，大陆垃圾焚烧的安全标准，仅仅是欧盟标准的五分之一。
此外，在GDP至上的政治压力之下，即使是较低的安全标准，也未必能得到执行。无论是见诸媒体披露的不绝如缕，还是大陆民众的日常观感，各种偷排偷放现象普遍而公然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环保部门的监管在GDP面前，即使不说是形同虚设，也是软弱无力的。
在现行体制之下，无论是较为低落的标准的制订，又或是漏洞百出的执行，民众都几乎没有手段加以反制。普通民众并没有介入立法过程的相应渠道，从而无法参与到标准的制订当中，大陆也不存在可问责的民选制度，无法对各级官员进行有效约束，对于环保职能部门的失职，民众往往只能听之任之。
此外，在开放的市场体制上，对抗企业不法风险也不能全靠政府。独立的科研检测、独立的媒体报道、压力团体的存在，都可以构成对企业不法行为的约束，毕竟，企业要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生存，不可能与整个环境为敌。只要能够有充分的理据、适当的舆论表达和压力出现，企业很难坚持其不法行为。同时，这样的机构不仅能够构成对企业的约束，也能对政府的监管行为形成制约。
在大陆，无论是媒体还是科研机构，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所谓的环保NGO组织，一来在缺乏结社自由的大陆数量稀少，在许多地方并不存在，二来受到严密的监控乃至打压，在具体事件中也很难违背政府的意愿，发挥独立的作用，民众在PX或是垃圾焚烧等环保项目出现时，无法寻找到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帮助。昨天，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深入到了馀杭项目所在地的村落，当他亮明记者身份时，迎接他的是民众的蔑视，“你敢报道吗”？
上述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每当出现类似PX或是垃圾焚烧等环保项目出现时，民众陷于缺乏有效手段，孤立无援的境地，在长期形成的不信任心理驱使下，除了聚集起来表达抗议，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要消除不信任心理，需要民众的利益能够参与到标准制订的利益博弈之中，需要对政府行为的问责，也需要存在独立的学术机构、媒体和有效的社会组织，这当然意味着体制的全面改变，非一日之功，但反过来，只要没有这样的制度转变，不信任就不可能得到消除，茂名和馀杭这样的大规模抗争事件还会继续频繁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