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方励之先生的《奥斯陆四日四记》,记述了他和夫人参加诺尔贝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所见所闻所想所谈,其中在“刘晓波和辩论自由”一节中提到: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方先生不但不计较当年被刘晓波“批判”过,而且还以此作为欣赏对方行使辩论自由的例子,并进一步作为祝贺他获奖的原因之一,颇显他的大科学家风度,令人感动。
不过,方先生所提的“批判”一事,在我看来只是误解。我过去一直有类似方先生的印象,即刘晓波早年“几乎批判过(或骂遍)”人文思想界所有名人,不同的印象是有几人曾被他明确排除在外且有所看重,包括方先生和魏京生。前不久笔会编写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五十周年的“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案,我在整理刘晓波简历时刚好看过他接受《解放月报》(现《开放》月刊)记者金钟先生这篇著名采访,因此印象更深,看到方先生的文字反而不解他为何说刘晓波的那些话是批判他。方先生所引的以上那段话出自其中“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一节,所有相关上下文如下: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
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刘晓波说话一向直接了当,这些文字所针对的批判对象也应该一目了然。虽然金钟问的“海外所说……中国四大思想领袖”是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但刘晓波所批的四人明显是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刘再复四人,而且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所批判的所骂“操蛋”的“青年导师”之外——“方励之要除外”、“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对于当时给人印象是信口开河骂遍天下的刘晓波而言,他这种再三明确排出方先生的态度,显然说明他对方先生的评价问题非同一般地慎重,甚至可说是相当地看重。尤其是刘晓波说:“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这不但清楚说明了把方先生排出在他大批的“青年导师”之外的理由,而且还隐含着他当时喜欢方先生的意思,因此才有“也不喜欢”的条件假设句——对他当时本来就不喜欢的人,就没必要强调一句“他要自封的话”了。
由此看来,方先生说刘晓波在这里是批判他,显然是一种误解,而误解产生的原因,恐怕是刘晓波随后那句回答“他有什么资格!!”其实,只要仔细看看上下文,就不难看出这句话也不属于批判,更不是骂,只是说他没有“资格”被“也不喜欢”而已。如果不看下文,至多也只能得出他认为方先生不够被他批判的资格,有不屑一顾的贬义。但如果真有“不屑一顾”的贬义,刘晓波也不至于慎重到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所骂的“操蛋”者之外,尤其是不至于随后说“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这些肯定和关注他的话。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解读刘晓波上述说法,也看不出刘晓波再三强调要把方先生排出在他的批判之外,怎么可能被理解成仍然是任何一种批判。方先生在这里显然是误解刘晓波了。当然,方先生对自己误解的被批判所采取的宽容风度,并不因为这个误解而失去价值,仍然是值得提倡且令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