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了法学院院长的朋友告诉我，抓捕徐友渔、郝建教授比抓捕许志永博士带给他的震惊还要大得多。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被关到看守所和监狱里的，不仅仅有“激进”的人权扞卫者和异议人士，还有着名记者高瑜、着名律师浦志强和著名学者伊力哈木。一个学者不无疑惑地写到：“是否北京的雾霾实在太厉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有关方面的官员们执法决策时的神志清明？”
“没想到”就对了。 “没想到”正是当局试图达到的效果。如果预期到了某人被抓，那么抓这个人就没有“边际”威慑力。作为非常规的专制体制，它需要的是非常规的威慑力；何况现在又是某种非常规时期。不过这国的非常规时期、敏感期实在太多，身上的敏感点也实在太多。
法律尤其是刑罚，作用之一就是威慑违法犯罪者。举凡杀人放火偷抢骗，都有相应的处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正常法治体制下，皆有规则。但当下体制脱胎于极权，离法治的距离还很遥远。其治理模式既有规则化的一部分，比如某些民事商业案件和某些普通刑事案件；又有运动式治理和匪帮治理的色彩。因此其司法，尤其是政治司法，需要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来达到最大的威慑效果。
因为后极权体制相对缺乏合法性，也因为市场化、法律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民间的异议运动、反对运动和维权运动竟然得以兴起；同时因为其无力一举清除民间的反对声音，自由力量在不断的打压下越挫越勇，日益壮大。更要命的是，当局的每一次打压，都像是给异议者做广告。六四之后，一些年青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从官方批判方励之、刘晓波等人的材料中得到最初的启蒙。
异议者被判刑基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其行为违反中国法律，但此法是恶法；更多的是第二种，也就是，即使按照中国相关法律（常用的泄露秘密、煽动颠覆、煽动分裂、扰乱公共秩序、非法集会等），其行为也属无罪。但无论哪种情况，当局视为罪犯，在民间却被誉为英雄勇士。一个良心犯进去了，十个支持者站出来，反动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长一茬。
民间和官方对是非的判断早就出现裂痕。 “主席挥手我前进”、对反革命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政者对异议人士的审判不再大张旗鼓、大鸣大放、深入揭批、借助滔滔民意，而是变得偷偷摸摸，尽量限制民众的参与，禁止旁听、禁止采访、法院门口都重重设卡、禁止围观了。以前是围观反革命分子被批斗、被枪决，现在的“围观”是声援被审判的英雄，并公开抗议当局的非法审判。这一反转才花了多少年啊。
总而言之，吓唬不住了。按照司法程序，抓人，关人，边际威慑力相当有限了。非司法手段，无非软禁、绑架、株连家人、秘密关押、黑监狱、洗脑班，甚至可以制造曹顺利、李旺阳、薛锦波、李淑莲，这又能吓唬住几个？使用法外暴力就像吸毒一样，一方面吸食者成瘾、产生依赖；另一方面，不增大剂量，就不够爽了，效果大打折扣。
不镇压又不行。一帮读书人，法律人，持什么不好，非要持不同政见，研究什么不好，非要研究史书上不写的那段，难道反了不成？司法手段之外，要用非司法的手段。常规威慑不够，只能想办法制造非常规威慑。扩大抓捕范围，营造恐怖气氛，抓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人，名人、老人、老实人，等等。不过问题也来了：下次加大剂量会用什么招数呢？这么抓下去，真的会有用么？从古至今，有谁战胜过人性，和对自由的向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