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5日，毕节国安终于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取回他们当初抄去的，我的一部分日记本。
刚出狱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唯一“手下留情”的我那一本日记本，其中写有不入党团誓言的那半页日记，竟然不翼而飞了。正是有鉴于此，当“精干内行”（毕节国安大门内的部分训示内容）的国安将他们仔细检查后才把准备还给我的那一部分日记本摆在我面前时，我的小人之心油然而起：你们撕我这些日记没有？他们让我自己检查。我也就不客气地检查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纯属巧合，我拿起第一本日记一翻，几行字赫然入目：“团支部：我把自己衡量来衡量去，始终觉得自己实在不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我内心猛然一震，立时明白，这是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写下的退团申请。
回到家后，我情绪激愤，久久难以平静。是啊，从一个渴望入团、入党的少年到一个发誓不入党、不入团的青年，从一个被逼入团的军人到一个弃团籍如敝履的司机，再从一个偷偷退团的记者到今天公开发出退团文章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样的“蜕化变质”的心路历程、辛酸苦涩，只有过来之人，才能透彻地明白其中刻骨铭心的滋味。
这是一个滑稽剧，这是一个悲剧。
这样的荒诞剧和悲剧，在中国大陆，何止一桩两桩，何止千桩万桩。
从天使到魔鬼
我的少儿时代，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其他的书，都被作为“封资修”禁了封了或焚毁了。我那时能看到的书籍，尤其是连环画，小说，包括电影等，全都是高大全的题材和内容。那些书，它们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柜里：《红岩》、《林海雪原》、《迎春花》、《红色娘子军》、《老共青团员》、《战斗的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青年近卫军》，等等，等等。由于缺乏鉴别能力，加上没有其他书可看，我着魔中邪般地喜爱这样的书籍，崇拜书中的英雄人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我万分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共产党、共青团：能够与许云峰、江姐、杨子荣、洪常青、保尔、卓亚等等“在一个组织”，成为“同志”，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荣幸的事啊！
读高中时，我递上了入团申请。“支部讨论”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全票通过的“发展对象”。“喜讯”传来，我心里那个巨大的激动、兴奋，至今记忆尤新。
此后的一天，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次入团，两科不及格的同学被刷掉了，但不要灰心，争取下次云云。那次学期考试，两科不及格而又是发展对象的，有四五个人呢。但我综合对比了我和其他发展对象的情况后，十分自信地认为，那个被刷掉的不幸者笃定不是我。
但是，那个不幸者，他就是我。
知道这一我十分害怕，我一点也不愿意相信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竟然惊得、气得手脚发麻，浑身战栗。
回家的路上，有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了一句安慰性的问话。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深意存焉、颇有启发性的每一个字：你家里的哪一个人，是不是得罪哪个老师了？
我若有所悟而又颇感凄凉地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
其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我慢慢地想来想去，不会是别的原因，我没能入团，哪里是什么两科不及格，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不都是两科不及格吗？但是，人家某某某的爹是某局局长 ，某某的姐夫是副县长，某某虽没有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条件，但是，人家生就了一张巧嘴和厚脸皮，会拍老师的马屁。而你李元龙，先天后天的条件都不具备，一无所有，不刷你，刷谁？
我终于相信那个同学之间耳语的，我原来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的情况：要想入团，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就得走后门，找关系等等！
我的天那，原来，团组织的大门，是把持在这样一些个势利小人的手里，能够入团的人，原来大多数是这样一些个乌合之众啊。进一步，我明白了，现实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与文艺作品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完全是两码子事，他，他们不仅不是圣洁的天使，他，他们原来还是很卑污的魔鬼。我羞与这样的组织，羞与这样的一些人为伍。几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11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串问号：
国家，为什么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人才，为什么不能发挥聪明才智？家乡，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街上，为什么有那样多叫花子？
最后，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愤然而书：“老子发誓：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什么写下的是“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而不是指名道姓的共产党、共青团。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写那种再露骨不过的反动话，在那个年代，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那可是轻则坐牢，重则杀头的事。
经历了入团不成事件的洗礼，我的思想立场、思维方式急转直下。团组织、党组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原形毕露，从天使一下子还原成了魔鬼。正在这个时候，我在《烈火金刚》里看到了准反面角色、“中间人物”何世清的一句话：君子不党。我很欣赏这句话，直到今天。
不自愿的“自愿书”
1978年12月19日，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市，我去云南砚山当兵，闯自己的生活之路。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父亲——我的母亲在我仅五岁多点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他当然希望我“进步”。在我离家前夕，父亲和伯父对我提出了“希望”。以下是我1978年12月18日写下的日记：
今天，爸爸和伯伯都对我说，你当四年兵，我们不对你提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你第一年能够入个团，回来时已经入了党就行了。
唉！尊敬的长辈们啊，你们一点也不了解我这颗受到严重戕害的心，我怎么会去入那样的党团呢！
我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在目前的思想状况之下，我是不会往那方面想的，我到了部队上，连申请都不写。
其实，一个组织，一个党团，它究竟伟光正与否，并不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逻辑分析、连篇累牍的事实考察等等，我的当初想入团没有入成和后来的不想入却偏偏被逼无奈入团，以及再后来的想退团而又不敢退等等，完全可以作为这样的党团组织性质的一个参照系数、反光镜。
是的，当兵期间，我被迫入了那个破团。其中的无奈和恶心，至今想起来，还要呸呸呸，连吐几口，直怨恨自己当初何以性格那样软弱，竟然违背誓言，入了那个千不愿入，万不愿入的破团。
当兵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的思想不仅没有如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在所谓“解放军大学”里“进步”起来，恰恰相反，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这时又见识了那些为了入团、入党、提干而做表面工作，溜须拍马的龌龊言行。
我更加认清了共青团的本来面目，知道了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人操控 着的，为什么样的一些人服务，什么样的一些人才能够入团，他们为什么要入团，入团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这是我当兵一年多后的一天写下的日记。
我越加羞与这样的一些人格卑下的人为伍。
我1979年3月24日在军队上写的日记就记载了这种思想：
对于父亲来信所问的那个“政治上进步”的问题，我很难回答。
如果说我仍然没有那个要求，无疑，父亲是不满意的；但如果说有那样的要求，这是撒谎。我实在不愿意参与到那个乌合之众的团体里面去。
在学校时，我的那个愿望是何等的强烈，我做梦都想那件事呢。但现实给了我无情而又真实的回答。这虽然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但却没有让我消沉，相反，这让我更加向往善良和正义。
当我清楚地认识到“先锋组织”的本来面目后，我反而高兴起来，我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与那样的一些东西搅和到一起去，因为现在的我认为，那样会大大地玷污自己。
我不能不从心里发出欢呼：感谢某某某老师，感谢某某某老师，是你们歪打正着，没有让我的灵魂受到玷污！
但是，中国大陆昨天，今天，以及明天还会上映的荒诞剧、悲剧，就曾在1979年8月27日，在我的身上上映过。
可能是耻辱感太强烈了，当天，甚至当年，我都没有记下被迫入团这件事。我如今能够翻到的关于此事的日记，是被迫入团差不多一年以后的1980年6月19至20日写下的：
真是“运通富贵逼人来”，那天，正睡午觉呢，教导排团小组长来了，他给我一张“入团自愿书”，说这是排长叫我填写的。
会有这样的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是奇怪了，我从未写过什么申请啊，叫我填什么“自愿书”呢？这真叫我为难，填吧，这是违心的，我根本就不“自”什么“愿”；不填吧，这正是学开车技术，拿驾驶执照的关键时候，得罪了排长，他淘汰了你，父亲面前怎么交代，同学、好友面前如何抬得起头来？
权衡来，权衡去，罢罢罢，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填写好，并把这分不自愿的自愿书书交给排长。
两三天后，排长把我叫去谈话。
排长问我：“申请早写了的吧！”
我嗫嚅道：“没有。”
“没有？”排长颇为吃惊：“怎么会没有写？这还用我教你，真是的。马上给我补写一份申请来。”
事已至此，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我只好不情不愿，疙疙瘩瘩地凑合了书报上的一些标语口号加豪言壮语作入团申请，交给排长。
排长一看申请，眉头又凑住一堆了：“写申请书的时间，怎么能比填写自愿书的时间还晚呢？你啊你啊，象学开车似的，又犯迷糊了？”一边说，一边亲自动笔，把申请书下面的8月27日改成了7月27日。
学生时代，全票通过了，我没能如愿入团；在军队，绝大多数人反对我入团，但他们拗不过排长，我还是没能如愿不入团。
现实生活为什么就爱这样作弄人：当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就不给你；当你十分厌恶这件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又不由分说地强加于你？
这鬼事成了我思想上的一个大包袱，它没有给我知识，给我快乐，恰恰相反，它让我感到如芒在背般的不舒服。我因此每周要坐一次禁闭——开那令人讨厌，使人窒息的团会。我本来可以用来看书，背诵诗词，或者散步的金贵时光，就这样被无聊的事给无谓地强占了。
弃团如敝履
被迫入团的耻辱感不时地折磨着我，让我很不受用，我心心念念巴望退出这个组织，洗雪沾染上的污垢。正是在这样的强烈愿望的支配下，1982年5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那份本文一开始时提到的退团申请：
团支部：
我把自己衡量来衡量去，始终觉得自己实在不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继续留在团组织，有辱于“共青团员”这一光荣称号。因此，我特在此郑重申请退出团组织，讫批准为谢！
申请人：李元龙
写完申请，我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无奈的说明：很想正式写这样一份申请交上去，退出这个乌合之众的团体，但由于种种无可奈何的原因，退团申请虽然写好了，退团愿望也无比的强烈，我也不能把它递交上去。罢了罢了，写在这里，尘封在这里，也可以聊表心迹的。
1982年年底，我复员回到毕节，被安排到一个自负盈亏的运输单位当驾驶员。我报到时，忙找米下锅还忙不过来的这个单位没人问我的“政治面貌”，这让我心里窃喜：我终于得以弃团如敝履了！
这年7月份，我调到一党味特浓的“事业单位”。报到不几天，负责共青团工作的科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办你的团组织手续？”
坏了，要被强穿上弃之不久的“敝履”？还好，我马上有了对策：“办什么团手续？我又不是团员。”
“不是团员？可你部队转来的档案里明明注明你是团员啊！”科长一脸的狐疑。
“不是就是不是啊，哪有自己是团员却说自己不是团员的孬包？肯定是弄错了。正好，你将错就错，给我办团手续，让我走捷径入团好了。”
“这怎么成？入团是很严肃的事，怎么可以如此儿戏！”这位又是摇头，又是向我瞪眼。
过后，我一阵后怕：这位要是“组织观念”稍差，顺脚一跷，给我办下组织手续，天那，我抽自己耳光，我悔断肠子，也来不及了。
有惊无险，谢谢老天爷，我终于得以干净、彻底地丢弃这双箍得我难受了好几年的小脚鞋。
此后，在那个事业单位，以及后来在毕节日报社，都曾有人善意地要“发展”我当什么“积极分子”。为此，我曾经公开在报社办公室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李元龙也加入了共产党，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对真理与谬误，对正义与邪恶，对善良与残暴有了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我的人格更加独立，我的思想更加自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2005年，通过自由门软件，我看到了海外网站的许许多多自由的，更接近真相和真理的声音、思想，也知道了“三退”这件事。
虽然，当时我的真正退团历史已经长达23年之久，但为了使得自己的退团有一个公认、正式，以及合法的手续，我使用化名，在网上发表了退团声明。
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因为在海外媒体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我被中共的国安抓进铁牢里了。
失去两年又六天自由回到家中后，在国安抄过、篦过的家里，我哪里还找得到我的“退团密码”？
想想自己，如今已接近知命之年，“人老簪花不自羞，花亦羞上老人头”，加入“共老团”，还差不多，还死乞白赖地呆在共青团，实在不象话。此其一。其二，人家都把我强扭成党和 “人民”的敌人了，我还不识相知趣点，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干什么？反正如今没了工职，更不是“喉舌”，我一个光脚的还怕什么穿鞋的？再说，将来有人搞“阶级报复”、清理“阶级队伍”时，把我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不是更冤了？今天，索性公开地、大声地发一个退团声明吧……
并非天生对“共产党”过敏
慢点，又想起了几句话，虽明知有些跑题和多余，但觉得还是说出来心里相对舒畅些，所以还是说吧。
此文自觉写得较为酣畅，最起码，直抒胸臆，是做到了的。
这让我油然升起一股股庆幸感，甚至是快感。试想，如果我没有坐过牢，没有被判过刑，如果我的身上还套着公务员、记者这些个名枷利锁，那么，我的这些心声，我的这些敝帚自珍的思想，以及经历等，何年何月，才会有机会披云拨雾见天日、披荆斩棘登大雅，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和自由摇摇旗、呐呐喊？
可能有不少人不相信我这样的话：我半点也不后悔写了那四篇文章并因此坐了两年的牢。宁为跋山涉水的狼，不作摇头摆尾的狗；宁为有所用心的人，不作饱食终日的猪。今天的李元龙，物质上、金钱上，比过去贫穷了，但是，今天的李元龙，精神上、思想上，比过去丰富多了，腰杆，当然也沾光，跟着站直了许多许多。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悲岂是党报人。这是我在狱中时，写给《毕节日报》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
我失去的，是可以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的；我将得到的，将不是金钱和数字可以衡量的。这，也是我尚为囚徒之身时就写下的。
哦，扯远了。多余的话，是以下这些。
时下，有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公开要求按“组织程序”正式退党退团。这往往让当地的组织部门十分害怕，交不交“组织费”，参不参加“组织活动”，已在其次，只要你不退出组织就行，其他的，你请便好了，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不是两得其便，两全其美。当然，也有过五关、斩六将成功退了党的。更多的人，则是如我当初那样消极退党、退团。他们不交党费、团费，也不参加或尽量少参加“组织活动”，名未退党退团，实际已经退了党退了团。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如我当初那样，害怕自己的退党、退团行为招致公开或不公开的报复行为。
我想说的是，人的思想也好，信仰也罢，这也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过去，某人信仰佛教，今天，他改信了基督教，明天，他可能又会改信了共产主义，这都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合乎人类天性，合乎自然规律的事。这不就和某人青年时喜欢吃咸，老年后偏好吃淡一样无可指责。
不自然，不正常的恰恰是，一个人在加入某帮会、某教会、某组织、某党派时，无所顾忌，受到欢迎甚至赞赏。而当他的思想和信仰起了变化，他想另投“山头”时，他就不得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害怕遭到家法，遭到帮规，遭到党纪的惩治，甚至是更卑劣的报复、清算。这样的性质的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就该受到质疑。因为，这是反人性，反天理的，这让我们容易联想到无心无肝、不择手段的黑帮，联想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社会之类。
试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讲理讲法，一个够文明水准的政党、政府，面对的是些谦谦君子，不就是退个团，不就是退个党吗，又不是背叛亲人，更不是背叛祖国，我们何怕之有？
拿套话，拿假话，拿鬼话欺骗；用物质，用金钱，用官帽利诱；靠警察，靠牢狱，靠武力恐吓，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对于自己，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祖国，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是遗害无穷的。
我姓李的为什么要拿姓共的某些人，尤其是拿姓共的一些事来冷嘲热 讽？我李元龙难道天生有“共产党”三字过敏症，抑或前世今生有不共戴天之仇？都没有。我的许多好友，亲人，包括我的父亲，他们现在还是中共党员，难道我还不待见他们，还会以我的父亲为敌？当然也不是。
其实，这都是党书党报党歌的引导、教诲有方。少儿时代我看到的那些书，都是弘扬真理，宣讲正义的内容；我崇拜的那些英雄好汉，都是些不畏强权，反抗专制独裁人物。少年时代的我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奉若神灵，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让幼小，尚无鉴别能力的我误认为他们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化身。长大后，我逐渐具备了分析和判断能力。然而，这个时候，中共那些电影，报纸上，书籍中白纸黑字宣讲的真理，正义，善良，民主，自由等已经刻划在了我的胸腔里，灌输到了我的骨髓中。正是秉承这样的品质、理念，砝码、尺度，我才会发现，原来，中共及其政府根本不象自己吹嘘的那样伟大，不象文艺作品里宣传的那样神圣。于是，我就用中共灌输给我的观点立场，审美价值来审视、批判、谴责中共。我的思想，我的品德没有变，而是我对中共的性质有了更接近真实的判断。也即说，我过去的崇拜毛和共与现在的谴责毛和共，都是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向往，基于对民主和自由的热爱。
说穿了，因为共产党就是自己书报里宣传的真理、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审美观的敌人，所以，一切真正热爱真理、正义，民主、自由的人，都不会与这样的党同流合污。
利用自己操控的法院判处我，判处任何异见人士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是非常荒唐的。是你们要以我，以我们为敌，不是我，不是我们要以你们为敌。我那四篇文章，没有要以共产党为敌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共产党做过，正在做，或将要做很多对于国家和人民不利的“坏事”。而忧国忧民的我希望共产党改弦异辙，尽量不做或少做坏事，成为一个相对好的、比较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党，这就行了。我为什么要以共产党为敌？我又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没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
如果共产党真如当年我在书上见识的那样伟大、光荣、正确，真如今天自己标榜的那样代表了这先进、那先进，那么，我深知，今天的我必定是一个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心口如一的“对党绝对忠诚”（亦毕节国安大门内训示）的共产党人。
党报《毕节日报》当年得到我李元龙，是我李元龙的幸运，也是《毕节日报》的幸运；《毕节日报》后来失去我李元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毕节日报》的不幸，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同理，共产党如果能够闻过则喜、从善如流，以我，以所有的异见人士为友，那么，这不仅仅是我，是我们的幸运，这也是共产党的幸运，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幸运。反之，则是你，是我，是他，是大家的大大的不幸。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正如我在我的申诉里写的那样，我都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迫害共产党人。因为，我反对和谴责的，只是邪恶和谬误。这样的观点反映在导致我入狱的第一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里，就是这句话：无中无外，无东无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在这里说，就是无论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你是大陆还是台湾，只要你言行不一致，只要你实行的是独裁暴政，我就不可能看得惯你，更不可能如你期望的那样会敬爱你。
说白了，我是对事不对人；再进一步说，实质上我是对事不对党。
正因为如此，虽然明明知道我今天的所谓退团声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还是要表明我对我认为的假丑恶的基本态度——我不可能说服你，没有能力改变你，我更是惹不起你，我非暴力不和作，我离你远点，我不同流合污，还不行吗。
我的退出中共共青团声明——
李元龙，男，汉族，1960年出生于贵州毕节。1980年8月27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共共青团。为此，我长期有做了亏心事、负了良心债般的不安和内疚，现特声明退出该组织，以求无债一身轻和问心无愧的逍遥自在。
最后的忠告
共产党成为好党，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好事。因此，我最后还想对共产党内良知尚存，头脑相对清醒的人士敬奉几句发自肺腑的忠告：共产党内如果还有真正热爱真理和正义，希望共产党成为一个为民谋福利，为国谋发展的好党，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李元龙现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党言党语党歌声中长大，与共产党今世无冤、前世无仇，原本将共产党奉若神明的李元龙，他为什么“成长”，或者说“蜕化变质”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党和人民”的敌人，究竟谁该对此负责？以李元龙这样的人为敌，为李元龙这样的人所唾弃，是值得荣幸，还是应该感到耻辱的事？
2008年2月10—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