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习近平与李克强上台之后的第二个六四，舆论因此更加关注习李新政将如何面对他们上任之后的首个具有象征性的纪念日子。海外的六四流亡人士因此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呼吁要在六月四日这一天穿上黑衣返回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呼吁已经获得中国国内不少异见人士的回应。中国官方近日拘押独立记者高瑜以及参加北京六四讨论会的浦志强，徐友渔等五君子的行为显示当局似乎有意要将一切纪念活动扼杀在摇篮中。
 
    
     如何评论中国官方的上述行为？中国当局为何二十五来一直禁止谈论六四事件？中国国民对六四的记忆是否越来越淡漠？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请每年都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北京的法国汉学家白夏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您二十五年来年年都密切关注六月四日这一天，关注中国政府以及民间在六四前后的一切风吹草动，您觉得今年中国国内的气氛怎么样？
 
    
     白夏：今年气氛比较紧张，比以前要紧张。所谓的敏感日期是从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每年都是如此。但是，今年开始得比较早。而且，最近有一群知识分子在一起参加六四讨论会，他们与会的一共是15人，但其中有五人被抓。从整体来说，气氛要比往年紧张。今年要纪念六四看来实在很难。另外，最近又听说曾经作为军人参与镇压六四之后又成为画家的陈光也被抓了，这说明中共领导人十分紧张。
 
    
     法广：在您看来，中共领导人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
 
    
     白夏：这一方面是由于二十五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共新领导班子会对六四有一个新的态度，因为，毕竟他们与六四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外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前领导人的立场。由于中国的政治不公开，所以外面都不知道习李对六四究竟是什么立场。那么，最近这一阵子的严厉打压可能是新政权要明白的告诉大家，肯定不会修正对六四的态度，更不会平反。所以，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所有的纪念活动，要过一个平安的六四。反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贯如此，先定性为是反革命暴乱，之后又说是一场政治风波，最后，就采取一概不提的政策，现在他的策略就是遗忘。但是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国家，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政党，也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创造未来，必须面对过去，无论你怎么看，但是，你不能不看。
 
    
     法广：海外的民运人士尤其是六四流亡人士早从今年一月就开始呼吁六月四日这一天要穿着黑衣重返天安门广场，这一呼吁很快得到了中国国内异见人士的响应，这大概也是中国当局今年特别紧张的原因之一。您觉得类似的呼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白夏：这个就很难说，如果六四这一天，真有几百万人都穿着黑衣服，那么这个目的也就是达到的。发出呼吁的出发点也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六四发生之后二十五年，共产党不仅不讨论六四，而且连六四这两个字都被禁止。所以，有不少中国人就开始着急了。二十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怎么能够一直回避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前途的事件？怎么能够不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对六四没有一个说法？共产党不是声称代表历史先进？怎么能不给六四一个说法？我实在难以理解。
 
    
     法广：就像您刚才说得那样，共产党的策略或许就是要大家都遗忘，而且，您觉不觉得二十五年后中国普通民众对六四的记忆是否已经淡漠？
 
    
     白夏：这个很难说，因为在中国不能讨论六四，所以许多人都不敢说。我不知道中国人在家里都说些什么。当然，我所接触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都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即使知道六四这件事，但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一点，也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觉得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就应该很骄傲得站出来说，他们当时非常及时地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连这点也不敢说，他们就是希望将六四遗忘。这说明他们自己也并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这说明他们也觉得他们犯了罪，所以，禁止讨论六四就说明领导班子自己也觉得是犯罪了，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镇压是有问题的。
 
    
     法广：您刚才说到中国国内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四究竟指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六十多年来，人为地掩盖或者篡改历史已经是司空见惯，您觉得长此以往，对中国国民的心里素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法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询问过往行人1989年6月4日这里发生了什么 ?
 
     
     
     白夏： 对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共产党掌权以后，企图垄断对历史的解析，也不准民间对历史作出任何讨论与反思。不过，有互联网的今天同几十年前不一样，中共要垄断历史将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有许多人，比如说，以前毛泽东时代反右以及文革的经历者开始写他们的自传，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反思，虽然，他们的书不一定能够在中国出版上市，但是，他们往往可以通过网络传播。也有人开始拍摄资料片等等，搜集历史资料。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兴趣。所以，我认为，一个政权不至于会改变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文化，中国人恢复历史真相的欲望还是存在的。
 
    
     法广：您是说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素质不至于会被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而改变，扭曲，或者异化？
 
    白夏：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府都企图改变他所统治的国民，不过，这是十分困难的。毛泽东就做过尝试，但却没有成功。现在的政权并没有要改造中国人的欲望，也不希望洗脑，今天也没有人相信洗脑。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抵抗力是十分强大的。往往不一定是积极抵抗，有时候是消极抵抗。消极抵抗也会十分有效。当然，今天的中华民族同五十年，六十年前肯定不一样，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演变。但是，他的演变有他自己的道路，统治政党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法广：您刚才提到对历史的反省，客观地来说，对历史的反省以及澄清需要一定的时间，法国也是在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清算维希政府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您觉得二十五年的时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足够长？
 
    
     白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法国虽然当时对二战这段历史有一个官方的版本，也就是戴高乐的说法，说全体法国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但是，同时就有许多历史学家做了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他们采访了亲身经历二战见证者，作了历史记载。也有人拍摄电影，比如说le Chagrin et le Pitié，就是一部同官方版本不同的影片。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根本就不允许讨论，也不允许发表意见，不允许出版书籍。我当然同意反思历史需要时间，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能公开讨论，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展开史学研究。那么，时间就是再长，也不可能开始反省。比如说，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连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连最基本的史实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我觉得，当局以后至少应该宽容一下，允许研究人员仔细讨论事件发展的过程，了解每一个阶段的细节，澄清政府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学生又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政府应该至少允许学者对此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够从事最基本的历史学的工作，就很难恢复历史的真相。
 
    
     感谢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