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往事
未能对你倾诉，
可如今
你却身在何方？
冬天何时洗清我们的尘寰，
原野仍在褪色。
那些驶往异乡的舟车，
也载不动我们的往日。
稍事驻足吧
这徘徊中的远行，
已教人分不出足下与前方。
我将再一次远眺，
在遥远，遥远的对岸。
发现和表现美之所在，系作家之天职。然而在一座围绕权势而搭建的城市里，履行这一天职将变得异常艰难。你需要在冷漠无情的城市中充满热情地活着，在黯然无望的城市中饱含希望地活着。所幸，我仍生活在一群热情与希望尤未磨灭者之中，他们在前方牵引着我前行，为这漫长的人生之路点上灯火。
我走下火车，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城笼盖在一片诡异的色彩中。路灯和来往的车辆交织的光线，令人不由自主生出幻觉来，仿佛你不是走在人行道上，而是走在另一个世界无尽的虚无与迷惘之中。因为你极目可见的一切，无论是人或景致，都与你没有丝毫的瓜葛。冷漠无情的权势，是这里的主宰。与大部分城市不同，在这里很难见到夜间摊贩，成片成片灯火凋敝的所在，随处可见，这里是大人物们的天堂。但这种天堂似的幻觉，也仅仅存在于当他们面对黎民百姓之时；在他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会是另一重地狱，传说中青帮和黑手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之于他们不过小巫见大巫。他们的幸福时光并不很多，因为他们极少有面对黎民百姓时的场合。如果老百姓想要摆地摊做点小生意，只有到过街天桥之类大人物们不会涉足之地，才有可能不被清走。五百年后的人们很难想象此地的荒唐景象，尽管大部分荒唐之于今天活着的人们而言早已习以为常。五百年后，若有人站在这极有可能早已化作废墟的城市里吊古伤今，相必是一桩极为矫情之事，这个帝都，值得吊怀之处少之又少。
你若是想象一番：从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一位略显清瘦，衣着保守的女孩。你侧身为她让路，然后她向你微微颔首一笑以示谢意。这样的景象仅仅存在与十七、八岁男孩们的幻觉之中。路上的人们偶尔冷目相对，即便迎面果真走来一位女孩，她八成会象防范不轨之徒一般防范着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
走出火车站时，我有一种元神剥离肉体的感觉，好象自己是漂浮这权欲熏心的城市上空，在这座城市里，纵使是近在眼前的一切，仿佛亦是遥不可及的。偶尔想起故乡人定时分的雨滴，洒落在心头让自己重新回到地面上，可又已经过来多愁善感的年纪。再说，我要去找胡石根先生，一来在他屋里的地板投宿过上一夜，二来给他摆弄无线路由器，他网络故障已经好几天了，我在回帝都的火车上方才得知。
“你吃饭了没有？”当火车开进西客站，他在电话那头问道。“那我等着你，一起下面条。”
两个钟头后，他打开门，以一贯谦和而平静的眼神迎接上来，隐隐闪烁着些许类似父慈般的柔顺，另一个好象被他自己都已忘记的自我，躲在那眼神深处静静看着我们，甚至教人不由自主怀疑那柔顺中藏有一丝男孩式的羞涩。在这眼神中，你觅不到我们之间身世和年龄存在着两个世界般的巨大差异，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好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将来我们需要担忧的一切似乎永远都不会发生。
他总是要煮上足够五个人吃的面条来给我吃，还把里头的鱼、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东西不停地往我碗里招呼。那些菜蔬基本上是从饭桌上打包回来的，囤积在冰箱里，仿佛永远都吃不完。他的屋子很大，可以放得下单人床、双人沙发、茶几、书桌各一，书架两厢，以及冰箱、立柜等物什。有客人来过夜，只需将茶几等物稍作搬挪，便可腾出一块地盘来，然后他象变戏法一般从床底下拖出一块床垫，以及铺盖枕头，必要卧具一应俱全，三分钟即可布置妥当。
这位先生个子不高，年五十又九，江西南昌人氏，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和政治犯。冬天穿件羽绒服戴顶帽子，夏天穿件短袖T恤，远看低调质朴，近看和善近人，端的是为敦厚长者。但你偶尔可以得到一些神秘的角度和距离，看见他轩扬的器宇自眉目之余不经意地流出，支撑着他那饱经磨难之后，早已算不上刚健的躯体，在十二月的寒风，或是在起伏的人潮之中，从容地徐徐而行。那些时刻往往稍纵即逝，某种与生俱来的简单情怀在压制它们，使它们不至于流于言表；又或者因为那些诉不尽的身世往昔，让它们渐渐退入肌理而乍隐乍现。若提起掌故来，何止千言万语。那些往事是悲怆的，象冰川化冻而后又变成霁雪复固，唯有时光象一个四季反复的螺旋。在这螺旋面前，青丝与华发，皆以不再重要。在中国，拥有和他类似身世的人虽不算多，却也非寥寥，他们浮沉的身世交织出一个时代的命运。尽管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所作的牺牲与努力纯属“划不来”，甚至可能被骂为“傻X”。而之于我之辈，则永当铭记。
这世上值得伤怀的人和事很多，但不包括胡石根。在他面前你很难伤怀起来，哪怕你想着他艰难的身世和满头白发，即便偶有那伤怀之时，那也一定不是为了他。譬如说现在，他正在看守所里，把他拘进看守所的理由是“寻衅滋事”。一个五十九岁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屋里喝茶，会变成“寻衅滋事”？原因是他们喝茶时谈论的内容，和二十五年前那场被官府严令禁言的运动有关。尽管二十五年来官府封杀关于学运的所有消息，做狗的文人们不遗余力地抹黑学运，但二十五年来学运一直为人所爱戴，参与过或者目睹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回忆起来，无不是美好而打动人心的。学运是一场完全自发的爱国行为，无需甚么笔墨来为她正名。
这所谓的“寻衅滋事”，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如果说伤怀的话，我是为自己而伤怀，想胡石根先生这样已经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先辈，如今都又被捉了去，而我，却仍庸庸碌碌。他去承担了那些本当由后辈们来继承的责任，但此时此刻，自责或者自愧，都难免变成矫饰。
与他相聚的场景，往往是平静而欢愉的，那欢愉并不浓灎，不至于使人做出一些过分亲昵的举动，但却是自始至终的，平和而悠长。一次我去他那里，临走时他想找些东西让我带在路上吃，给炒花生我说上火，给苹果我说太沉，他有些急了，捉住我将我拽回屋内，目光四下搜了搜，好象忽然想起什么来，然后另一只手不知从哪里翻出一袋干果来。
“这个！腰果！”
我略有点惊异，他居然会有腰果这种东西，想必是别人送他的。“胡老师，你留着自己吃吧，这可是好东西呢。”
“我又不吃，留着做什么？”
“那你留着打发人吧，我也不吃。”
他稍微愣了一下。一手把腰果举在肩膀上，一手仍捉住我不放，眼神似进入空白状态，既象是觉得我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又象是在想什么别的词要说服我。半秒钟后，他眼睛放出光彩来，把腰果从肩膀上拍到我手里：
“你！就是我要打发的人！”
关于这位先生的履历，已经有很多介绍，在此一一罗列有累赘之嫌，不过旧事重提，也并非全无必要。一九七九年，二十四岁的胡石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这是中文系里的一个理科专业，需要文理双修。他原本在上一年就参加了报考，但“组织上”认为他有政治问题，需要查清，是以拖到了恢复高考后第二年，政策又松动了很多，才被允许参加报考。在一九八零年代，就算放诸北大，胡石根亦堪称时之俊杰，翘楚中的翘楚。那是一个整个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试图苏醒的时代，对于象胡石根一类的青年而言，共产党当局仍然将其视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而非象现在一样对青年学子处处防范。即便他们有甚么“离经叛道”，当局亦相信有朝一日这些青年将被吸纳进党政秩序之中，成为他们的后任者。当时胡石根在北大团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日之党政高官里，当年他的同学故旧抬眼就能从电视上报纸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当年受胡石根提携才得以崭露头角，有朝一日，这些他当年的“小兄弟”中，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登顶中南海最高权力之人。当然，几十年来，双方都从未想过要去经营一番昔日旧情的事，因此不必将它们放在心上。
在北大团委里，他扮演着某种类似“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和同学们一同追求新的价值，或曰旧的北大价值，令一方面又利用自己在团委的身份，为同学们的民主追求提供多种便利。他甚至当选过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和老少党棍们交锋，为民主，更为追求民主的行为辩护，譬如薄一波、姜春云之辈。我们必须承认：和现在相比，当时的共产党当局的确算得上开明。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不再热心于社会活动，北大团委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是块仕途的好跳板，但胡石根，用今天的网络俏皮话来说：对仕途无爱。在加上他参加过好几才学运，档案里对他不利的东西越来越多，党也开始警惕象他一类的人了。一九八七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胡石根选择了离开北大，到语言学院任教，准备一生专心当个教师学者，以做学问终其一生。然而世事无常，不出两年，震惊世界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这场由青年学生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运动，虽然在中国以悲剧收场，但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她直接引发了东欧和苏联各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冷战随即宣告结束。在那些国家，共产党政权内部，尤其是在其基层，人们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和同胞。他们的良知受到拷问，紧接着，当那些国家的也爆发抗议时，共产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们，纷纷选择中立，进而加入人民的行列，不再听命于专制者。小规模的抗议，譬如一出交通事故，或者其它类似事件引发的不满情绪导致抗议。由于国家机器的基层执行者拒绝为官僚们效命，空一行为迅速蔓延至整个东欧，一夜之间，乾坤变色，独裁者们扔下权力的宝座仓皇出逃，人民胜利。今天，民主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文明和繁荣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赶上了西欧。
冷战很快结束，全球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象潮水一样漫上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许多二十年前停留在科幻作品中的生活，如今变成家常便饭。一九八九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于中国是巨大的悲剧和牺牲，之于世界，却是福音。这是我们中国整整一代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理想，为世界换来的新格局。亦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在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漫长过程中，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但这悲剧对我们民族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试图苏醒过来的古老东方，重新又被枪弹和履带赶回沉睡之中。腐败和贪婪主导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道德在历经摧残之后，象是回光返照一样，很快地彻底沦丧了，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最可悲的，只知占有和索取，而不知付出和贡献的代名词。在我们的祖国，河流流淌着臭水，天空飘浮着尘霾，几乎每一个人的家园故里都已不复存在，留下满目的浮靡骄奢，蚕食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的历史在浮靡骄奢中被遗忘，我们的孩子在浮靡骄奢中成长，象是喝着剧毒的毒药。环顾世界我们没有一个朋友，正直的国家纷纷远离我们，只有匪类、寇类象苍蝇一样围绕。曾经在历史上深受我们文化影响的民族，纷纷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划清文化界线，不再以和中国这个词儿沾边为荣。反而以此为耻。这是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子孙所犯下的弥天大罪，我们的后世即便花几百年去努力，也很难重建一个生气勃勃的家国。
一九八九年，胡石根并不是一个活跃于学运中的人，他已决心专注于学术。然而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把他从书斋里轰了出来。接下来的事，已经有很多人介绍过，可以简单略过：1992年自由民主党案案发，数十人被捕，胡石根作为该案第一被告获刑二十年。
二十年后，胡石根早已非当年的青年才俊形象，人世浮沉，恍如长河，辗转入海。只有生活尤在继续。人们似乎渐渐忘记了，这位一无所有的出狱政治犯，一直在忍受着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因为他总是将其欢愉的一面留给他人。政治犯的心境往往是悲怆的，四周弥散着忧虑，这忧虑由对家国难舍的牵念与个人的身世浮沉交织而成。但胡石根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并非那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时想起他，尤其是在梧桐落叶时寒雨纷坠，情不自禁教人想象一些场景：夜深之后，这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在灯下一个人空对着自己满头华发。原先的教职自然是不可能了，这世上值得追求的事并不多，但只要我们还在生活，无论如何，饭终归要吃。他曾经干过校对的活，那种出版社嫌活重钱少的，就到外面找人干。别人校一百万字花一个月，他校二十万字花两个月。比方说，什么数学竞赛习题集之类，他每校一道题都要把那道题解一遍。这种干活方式，自然很难挣到饭钱，不过要想练就一身校对的好本事：就是那种眼睛扫过大段大段的文章，却没有一个字往心里去的本事，对老胡这种人来说，要求实在过于苛刻。
出狱之初，有一天他去原单位语言学院交涉住房和工作的事宜，那天我正好应邀去给他修电脑，他面露倦色，略有些许神伤。问何故，答曰刚从语言学院那回来，去说房子的事。我极少见他有过什么情绪低落时，他一贯是平静而略带喜悦的，偶有激昂，也往往发生在某个辩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而他并不擅长用辩才来压倒对手，只是用兴奋的语调，抛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草草收住。如果有人穷追不舍，他甚至会略显慌乱，旋又迅速平静下来，退出论战。
逢着那忧愁低落之时，往往一闪而过，不知是不愿在人前显露，还是天性如此。而这一次却不同，那淡淡的愁容持续了足足几分钟。只见他褪下眼镜，用比平日苍老的声音缓缓说：“刚从语言学院回来，他们说要给我安排工作。”
“肯定不是让你回去教书吧！”
“让我去公安局看大门。”他吐出这几个字，显得异常艰难。这事他完全可以不对我说，可他还是说了。
“他们这是羞辱您！”我也用低落的语调缓缓地说。而且故意用“您”这个字来替代里平日的“你”。
“我这把年纪，上哪去当个看门老头，也挺好的，也还能胜任得了。”他沉默了一会。“但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看大门？”
以我的履历，世间有很多事和很多情感，尚无法明白，但我至少还能隐隐意识到，一个有着悲怆身世的人，要做到平静而愉悦，那需要一种多么深沉厚重的气质。
把自己的受辱，用三言两语算是简单地诉说了一番之后，他又恢复到了那惯有的平静和愉悦中。天黑了，我们相互搀扶到外面去找饭吃。他身体并不算很好，在同龄人中。奔波了一天，脚步甚至有些拖沓，个子比我矮了半个头，一边说着什么有趣的事一边徐徐而行。在夜色里我们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仿佛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前路，四下除了冷风悄无声息，教人隐隐感到有一股浑厚的力量似是自地底下传来。缓步向前，我们并非无依无靠。那狭窄徘徊的小巷漆黑而多羁绊，奇妙的是：似乎闭着眼睛，我们也可以向前。在这个权欲熏心的城市或尘世，某种东西——原始而简单的，却可以将迥然不同的人们召集到一起共赴前程的东西——并未断绝。在你我的脚下，是仅仅知道彼岸的光景而不得知晓现状究竟若何的长路，我们要走上去，为此已经愁苦半生，为此我们犹存廿卅残年，可以捐为这路上的沙石，为后人所踩踏，坚实地踩踏。甚至，我们或许有资格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也许生不能为自由之人，愿死为自由之魂魄。
未能对你倾诉，
可如今
你却身在何方？
冬天何时洗清我们的尘寰，
原野仍在褪色。
那些驶往异乡的舟车，
也载不动我们的往日。
稍事驻足吧
这徘徊中的远行，
已教人分不出足下与前方。
我将再一次远眺，
在遥远，遥远的对岸。
发现和表现美之所在，系作家之天职。然而在一座围绕权势而搭建的城市里，履行这一天职将变得异常艰难。你需要在冷漠无情的城市中充满热情地活着，在黯然无望的城市中饱含希望地活着。所幸，我仍生活在一群热情与希望尤未磨灭者之中，他们在前方牵引着我前行，为这漫长的人生之路点上灯火。
我走下火车，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城笼盖在一片诡异的色彩中。路灯和来往的车辆交织的光线，令人不由自主生出幻觉来，仿佛你不是走在人行道上，而是走在另一个世界无尽的虚无与迷惘之中。因为你极目可见的一切，无论是人或景致，都与你没有丝毫的瓜葛。冷漠无情的权势，是这里的主宰。与大部分城市不同，在这里很难见到夜间摊贩，成片成片灯火凋敝的所在，随处可见，这里是大人物们的天堂。但这种天堂似的幻觉，也仅仅存在于当他们面对黎民百姓之时；在他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会是另一重地狱，传说中青帮和黑手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之于他们不过小巫见大巫。他们的幸福时光并不很多，因为他们极少有面对黎民百姓时的场合。如果老百姓想要摆地摊做点小生意，只有到过街天桥之类大人物们不会涉足之地，才有可能不被清走。五百年后的人们很难想象此地的荒唐景象，尽管大部分荒唐之于今天活着的人们而言早已习以为常。五百年后，若有人站在这极有可能早已化作废墟的城市里吊古伤今，相必是一桩极为矫情之事，这个帝都，值得吊怀之处少之又少。
你若是想象一番：从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一位略显清瘦，衣着保守的女孩。你侧身为她让路，然后她向你微微颔首一笑以示谢意。这样的景象仅仅存在与十七、八岁男孩们的幻觉之中。路上的人们偶尔冷目相对，即便迎面果真走来一位女孩，她八成会象防范不轨之徒一般防范着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
走出火车站时，我有一种元神剥离肉体的感觉，好象自己是漂浮这权欲熏心的城市上空，在这座城市里，纵使是近在眼前的一切，仿佛亦是遥不可及的。偶尔想起故乡人定时分的雨滴，洒落在心头让自己重新回到地面上，可又已经过来多愁善感的年纪。再说，我要去找胡石根先生，一来在他屋里的地板投宿过上一夜，二来给他摆弄无线路由器，他网络故障已经好几天了，我在回帝都的火车上方才得知。
“你吃饭了没有？”当火车开进西客站，他在电话那头问道。“那我等着你，一起下面条。”
两个钟头后，他打开门，以一贯谦和而平静的眼神迎接上来，隐隐闪烁着些许类似父慈般的柔顺，另一个好象被他自己都已忘记的自我，躲在那眼神深处静静看着我们，甚至教人不由自主怀疑那柔顺中藏有一丝男孩式的羞涩。在这眼神中，你觅不到我们之间身世和年龄存在着两个世界般的巨大差异，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好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将来我们需要担忧的一切似乎永远都不会发生。
他总是要煮上足够五个人吃的面条来给我吃，还把里头的鱼、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东西不停地往我碗里招呼。那些菜蔬基本上是从饭桌上打包回来的，囤积在冰箱里，仿佛永远都吃不完。他的屋子很大，可以放得下单人床、双人沙发、茶几、书桌各一，书架两厢，以及冰箱、立柜等物什。有客人来过夜，只需将茶几等物稍作搬挪，便可腾出一块地盘来，然后他象变戏法一般从床底下拖出一块床垫，以及铺盖枕头，必要卧具一应俱全，三分钟即可布置妥当。
这位先生个子不高，年五十又九，江西南昌人氏，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和政治犯。冬天穿件羽绒服戴顶帽子，夏天穿件短袖T恤，远看低调质朴，近看和善近人，端的是为敦厚长者。但你偶尔可以得到一些神秘的角度和距离，看见他轩扬的器宇自眉目之余不经意地流出，支撑着他那饱经磨难之后，早已算不上刚健的躯体，在十二月的寒风，或是在起伏的人潮之中，从容地徐徐而行。那些时刻往往稍纵即逝，某种与生俱来的简单情怀在压制它们，使它们不至于流于言表；又或者因为那些诉不尽的身世往昔，让它们渐渐退入肌理而乍隐乍现。若提起掌故来，何止千言万语。那些往事是悲怆的，象冰川化冻而后又变成霁雪复固，唯有时光象一个四季反复的螺旋。在这螺旋面前，青丝与华发，皆以不再重要。在中国，拥有和他类似身世的人虽不算多，却也非寥寥，他们浮沉的身世交织出一个时代的命运。尽管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所作的牺牲与努力纯属“划不来”，甚至可能被骂为“傻X”。而之于我之辈，则永当铭记。
这世上值得伤怀的人和事很多，但不包括胡石根。在他面前你很难伤怀起来，哪怕你想着他艰难的身世和满头白发，即便偶有那伤怀之时，那也一定不是为了他。譬如说现在，他正在看守所里，把他拘进看守所的理由是“寻衅滋事”。一个五十九岁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屋里喝茶，会变成“寻衅滋事”？原因是他们喝茶时谈论的内容，和二十五年前那场被官府严令禁言的运动有关。尽管二十五年来官府封杀关于学运的所有消息，做狗的文人们不遗余力地抹黑学运，但二十五年来学运一直为人所爱戴，参与过或者目睹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回忆起来，无不是美好而打动人心的。学运是一场完全自发的爱国行为，无需甚么笔墨来为她正名。
这所谓的“寻衅滋事”，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如果说伤怀的话，我是为自己而伤怀，想胡石根先生这样已经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先辈，如今都又被捉了去，而我，却仍庸庸碌碌。他去承担了那些本当由后辈们来继承的责任，但此时此刻，自责或者自愧，都难免变成矫饰。
与他相聚的场景，往往是平静而欢愉的，那欢愉并不浓灎，不至于使人做出一些过分亲昵的举动，但却是自始至终的，平和而悠长。一次我去他那里，临走时他想找些东西让我带在路上吃，给炒花生我说上火，给苹果我说太沉，他有些急了，捉住我将我拽回屋内，目光四下搜了搜，好象忽然想起什么来，然后另一只手不知从哪里翻出一袋干果来。
“这个！腰果！”
我略有点惊异，他居然会有腰果这种东西，想必是别人送他的。“胡老师，你留着自己吃吧，这可是好东西呢。”
“我又不吃，留着做什么？”
“那你留着打发人吧，我也不吃。”
他稍微愣了一下。一手把腰果举在肩膀上，一手仍捉住我不放，眼神似进入空白状态，既象是觉得我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又象是在想什么别的词要说服我。半秒钟后，他眼睛放出光彩来，把腰果从肩膀上拍到我手里：
“你！就是我要打发的人！”
关于这位先生的履历，已经有很多介绍，在此一一罗列有累赘之嫌，不过旧事重提，也并非全无必要。一九七九年，二十四岁的胡石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这是中文系里的一个理科专业，需要文理双修。他原本在上一年就参加了报考，但“组织上”认为他有政治问题，需要查清，是以拖到了恢复高考后第二年，政策又松动了很多，才被允许参加报考。在一九八零年代，就算放诸北大，胡石根亦堪称时之俊杰，翘楚中的翘楚。那是一个整个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试图苏醒的时代，对于象胡石根一类的青年而言，共产党当局仍然将其视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而非象现在一样对青年学子处处防范。即便他们有甚么“离经叛道”，当局亦相信有朝一日这些青年将被吸纳进党政秩序之中，成为他们的后任者。当时胡石根在北大团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日之党政高官里，当年他的同学故旧抬眼就能从电视上报纸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当年受胡石根提携才得以崭露头角，有朝一日，这些他当年的“小兄弟”中，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登顶中南海最高权力之人。当然，几十年来，双方都从未想过要去经营一番昔日旧情的事，因此不必将它们放在心上。
在北大团委里，他扮演着某种类似“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和同学们一同追求新的价值，或曰旧的北大价值，令一方面又利用自己在团委的身份，为同学们的民主追求提供多种便利。他甚至当选过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和老少党棍们交锋，为民主，更为追求民主的行为辩护，譬如薄一波、姜春云之辈。我们必须承认：和现在相比，当时的共产党当局的确算得上开明。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不再热心于社会活动，北大团委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是块仕途的好跳板，但胡石根，用今天的网络俏皮话来说：对仕途无爱。在加上他参加过好几才学运，档案里对他不利的东西越来越多，党也开始警惕象他一类的人了。一九八七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胡石根选择了离开北大，到语言学院任教，准备一生专心当个教师学者，以做学问终其一生。然而世事无常，不出两年，震惊世界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这场由青年学生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运动，虽然在中国以悲剧收场，但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她直接引发了东欧和苏联各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冷战随即宣告结束。在那些国家，共产党政权内部，尤其是在其基层，人们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和同胞。他们的良知受到拷问，紧接着，当那些国家的也爆发抗议时，共产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们，纷纷选择中立，进而加入人民的行列，不再听命于专制者。小规模的抗议，譬如一出交通事故，或者其它类似事件引发的不满情绪导致抗议。由于国家机器的基层执行者拒绝为官僚们效命，空一行为迅速蔓延至整个东欧，一夜之间，乾坤变色，独裁者们扔下权力的宝座仓皇出逃，人民胜利。今天，民主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文明和繁荣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赶上了西欧。
冷战很快结束，全球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象潮水一样漫上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许多二十年前停留在科幻作品中的生活，如今变成家常便饭。一九八九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于中国是巨大的悲剧和牺牲，之于世界，却是福音。这是我们中国整整一代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理想，为世界换来的新格局。亦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在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漫长过程中，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但这悲剧对我们民族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试图苏醒过来的古老东方，重新又被枪弹和履带赶回沉睡之中。腐败和贪婪主导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道德在历经摧残之后，象是回光返照一样，很快地彻底沦丧了，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最可悲的，只知占有和索取，而不知付出和贡献的代名词。在我们的祖国，河流流淌着臭水，天空飘浮着尘霾，几乎每一个人的家园故里都已不复存在，留下满目的浮靡骄奢，蚕食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的历史在浮靡骄奢中被遗忘，我们的孩子在浮靡骄奢中成长，象是喝着剧毒的毒药。环顾世界我们没有一个朋友，正直的国家纷纷远离我们，只有匪类、寇类象苍蝇一样围绕。曾经在历史上深受我们文化影响的民族，纷纷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划清文化界线，不再以和中国这个词儿沾边为荣。反而以此为耻。这是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子孙所犯下的弥天大罪，我们的后世即便花几百年去努力，也很难重建一个生气勃勃的家国。
一九八九年，胡石根并不是一个活跃于学运中的人，他已决心专注于学术。然而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把他从书斋里轰了出来。接下来的事，已经有很多人介绍过，可以简单略过：1992年自由民主党案案发，数十人被捕，胡石根作为该案第一被告获刑二十年。
二十年后，胡石根早已非当年的青年才俊形象，人世浮沉，恍如长河，辗转入海。只有生活尤在继续。人们似乎渐渐忘记了，这位一无所有的出狱政治犯，一直在忍受着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因为他总是将其欢愉的一面留给他人。政治犯的心境往往是悲怆的，四周弥散着忧虑，这忧虑由对家国难舍的牵念与个人的身世浮沉交织而成。但胡石根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并非那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时想起他，尤其是在梧桐落叶时寒雨纷坠，情不自禁教人想象一些场景：夜深之后，这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在灯下一个人空对着自己满头华发。原先的教职自然是不可能了，这世上值得追求的事并不多，但只要我们还在生活，无论如何，饭终归要吃。他曾经干过校对的活，那种出版社嫌活重钱少的，就到外面找人干。别人校一百万字花一个月，他校二十万字花两个月。比方说，什么数学竞赛习题集之类，他每校一道题都要把那道题解一遍。这种干活方式，自然很难挣到饭钱，不过要想练就一身校对的好本事：就是那种眼睛扫过大段大段的文章，却没有一个字往心里去的本事，对老胡这种人来说，要求实在过于苛刻。
出狱之初，有一天他去原单位语言学院交涉住房和工作的事宜，那天我正好应邀去给他修电脑，他面露倦色，略有些许神伤。问何故，答曰刚从语言学院那回来，去说房子的事。我极少见他有过什么情绪低落时，他一贯是平静而略带喜悦的，偶有激昂，也往往发生在某个辩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而他并不擅长用辩才来压倒对手，只是用兴奋的语调，抛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草草收住。如果有人穷追不舍，他甚至会略显慌乱，旋又迅速平静下来，退出论战。
逢着那忧愁低落之时，往往一闪而过，不知是不愿在人前显露，还是天性如此。而这一次却不同，那淡淡的愁容持续了足足几分钟。只见他褪下眼镜，用比平日苍老的声音缓缓说：“刚从语言学院回来，他们说要给我安排工作。”
“肯定不是让你回去教书吧！”
“让我去公安局看大门。”他吐出这几个字，显得异常艰难。这事他完全可以不对我说，可他还是说了。
“他们这是羞辱您！”我也用低落的语调缓缓地说。而且故意用“您”这个字来替代里平日的“你”。
“我这把年纪，上哪去当个看门老头，也挺好的，也还能胜任得了。”他沉默了一会。“但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看大门？”
以我的履历，世间有很多事和很多情感，尚无法明白，但我至少还能隐隐意识到，一个有着悲怆身世的人，要做到平静而愉悦，那需要一种多么深沉厚重的气质。
把自己的受辱，用三言两语算是简单地诉说了一番之后，他又恢复到了那惯有的平静和愉悦中。天黑了，我们相互搀扶到外面去找饭吃。他身体并不算很好，在同龄人中。奔波了一天，脚步甚至有些拖沓，个子比我矮了半个头，一边说着什么有趣的事一边徐徐而行。在夜色里我们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仿佛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前路，四下除了冷风悄无声息，教人隐隐感到有一股浑厚的力量似是自地底下传来。缓步向前，我们并非无依无靠。那狭窄徘徊的小巷漆黑而多羁绊，奇妙的是：似乎闭着眼睛，我们也可以向前。在这个权欲熏心的城市或尘世，某种东西——原始而简单的，却可以将迥然不同的人们召集到一起共赴前程的东西——并未断绝。在你我的脚下，是仅仅知道彼岸的光景而不得知晓现状究竟若何的长路，我们要走上去，为此已经愁苦半生，为此我们犹存廿卅残年，可以捐为这路上的沙石，为后人所踩踏，坚实地踩踏。甚至，我们或许有资格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也许生不能为自由之人，愿死为自由之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