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真相再揭張思之新書披露內情

鄧小平與趙紫陽：接班人被罷黜（圖：法新社）

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備受爭議（圖：法新社）

真相是歷史的生命線，是歷史的靈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五年了，「六四」迷蹤依舊。隨著時間推進，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層層揭開。記憶的碎片，割斷了一些人對歷史的敬仰與懷念，喧囂蒙蔽了眼睛，慾望扭曲了心靈，有人淡忘歷史，有人忽視真相。不過，當每年走近「六四」，總會有當年事件的親歷者，梳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歷史真相，喚醒不該忘卻的歷史記憶。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開了當年「六四事件」前後的一些真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師張思之。

近期，張思之再度成為輿論聚焦人物。二十天前，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執行合夥人浦志強，與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討紀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帶走調查，當局以「尋釁滋事」名義刑事拘留浦志強。張思之便是此案辯護律師。

這位被國人視為「良心律師」的「中國第一大律師」，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國法治史。張思之在《行者思之》一書中披露了不少早先無人知曉，或者有所傳說而始終未經證實的一些真相。書中，他詳細回憶了當代中國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兩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鄭恩寵案、李顯斌案、李莊案等，其中王軍濤案、鮑彤案，就是與「六四事件」直接有關的兩個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張思之好友章詒和的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京城有兩個人被關押：一個關在家裏，他叫趙紫陽；一個關進秦城，他叫鮑彤。鮑彤，原中共中央委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零年起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職，於五月二十八日被捕；九二年三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七月，因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九六年五月刑滿釋放。此後，鮑彤一直生活在當局的軟禁中。

據悉，鮑彤目前身體健康狀況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緩慢恢復中。日前，他透過某種渠道對亞洲週刊說，二零一四年年初，當局就告知他，在「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前，不得接受媒體「關於『六四』內容」的採訪。鮑彤認為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看法，「該說的也都說了，看法至今不變，而且更具現實意義」。也就是說，「鄧小平當年作出的武力鎮壓的決定是錯誤的；這個應當由中共當權者糾正過來，而且越早越好」。

當年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是指控鮑彤的頭條大罪。當時，京城戒嚴，軍隊進城，戒嚴令下達，趙紫陽辭職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國家機密。亞洲週刊早於兩個月前就率先獲得張思之的這部《行者思之》書稿。在書中，張思之說，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他與楊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監獄，作為律師第一次會見了「八九零一」，即鮑彤在獄中代號。鮑彤對張思之講述了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的來龍去脈。他說，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小平當即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

張思之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對鮑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還沒有下決心免去趙紫陽職務，還讓趙紫陽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小平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

鮑彤告訴張思之，趙紫陽當時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紫陽後來跟鮑彤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鵬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

李鵬在《李鵬日記》裏描述說，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這裏不講」就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張思之在書中說，趙紫陽聽李鵬說有證據，就問鮑彤：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了？有沒有問題？鮑彤說：「紫陽同志，請你放心，我一點問題也沒有。」趙紫陽說：「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接著，趙紫陽告訴鮑彤，「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戒嚴，我服從，但我執行不了。因此考慮辭職，你現在替我起草一個辭職書。」鮑彤當場一揮而就，趙紫陽一字未改，說「好，就是它」。辭職書拿給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一看急了：「紫陽同志，你不能這麼幹，這麼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澆油嗎？無論如何得收回去。」趙紫陽考慮到楊尚昆講得很誠懇，當晚收回了。

鮑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隨即臨時召開會議，說這麼晚把大家請來，是因為情況可能會有變化，「我也許不會再跟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今晚的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今天講這個，只是對大家負責，不對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說咱們內部不會有叛徒。恰在這時進來一個人，恰是第十三名，於是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是「猶大」來了嘛。就是這麼一個會，鮑彤在會上一字未提趙紫陽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洩露趙紫陽將要離開總書記崗位的機密情況」。

當年，鮑彤接著對張思之講，「至於說我搞『反革命煽動』，更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當事者都還在，很容易查清楚。你們看看案卷也許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對這一點沒有深談。

談話中間，楊敦先去衛生間。鮑彤看他遠去了，立即直望張思之，一邊用手往自己腦袋上提，一邊問道：「他怎麼樣？」張思之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悟出「他」指的是趙紫陽，立馬回應道：「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儘管說的是實情，但心裏卻酸酸地，有淚欲流。鮑彤接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張思之深深地感到，他們之間夠得上「戰友情深」。

李鵬覺得鮑彤瞧不起他

當年，鮑彤曾對辯護律師張思之說，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個人都打過交道，為每個人服務，水準最低的就是李鵬。李鵬覺出鮑彤從心底裏瞧不上他，有三件事，更惹得李鵬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鵬攜夫人朱琳訪日。他們到東京的翌日清早，夫人發現項鍊不翼而飛，報案說多少多少克拉，多麼多麼貴重。日本人十分緊張，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他們把房子翻了個底，終於在沙發縫裏找了出來。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驗，結果證明這是條假貨。日本人跟中國駐日大使館如實說了這一情況。大使館報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報中央。鮑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認為有失國格，說朱琳應作檢查。

張思之說，第二件，李鵬把毛澤東的游泳池佔了，還要重新精裝修，一下子花了幾十萬。那個時候的幾十萬是個大數，財政就問這筆錢怎麼報，問題搞到書記處，鮑彤說，毛澤東的游泳池本來就夠高級了，還要重新裝修，夠浪費的啊。這又刺痛了李鵬。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陽區公安局抓到了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進去就說：「你們抓我？我是李鵬兒子。」公安一聽，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電話一問，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報到中央。鮑彤一看上報材料，說李鵬家教不嚴，應該檢討。

據張思之透露，鄧小平為什麼也討厭鮑彤呢？導火索是電台廣播了趙紫陽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說我們黨形成了這麼一個慣例，處理問題還得依靠鄧小平的經驗和智慧，重大問題還要請教鄧小平，由他拍板。據說，鄧小平聽播音時，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這一定是鮑彤給電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動作。他為此特別惱怒，直到對鮑彤起訴前，喬石委員長批示說鮑彤的問題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硬讓鄧小平否決了。可在這之前，鄧是非常欣賞鮑彤的。他復出之後就科技問題所做的報告，受到廣泛的稱讚。那個報告題為《科學的春天》，就是出自鮑彤的手筆，鄧小平十分滿意，說「一個字也不改了」。鄧小平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也曾一再講，「一個字不能改」，他當然清楚這個報告也出自鮑彤之手。怎麼稍有分歧一夜之間就成「反革命」了。張思之說，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顛倒，這是醜惡的政治反復，太醜了。

張思之說，鮑彤案有個背景，就是李鵬非要整鮑彤，張思之想透過為鮑彤辯護，觸動一下整人的人。他說：「在『六四』事件中，李鵬和陳希同公開造謠，目的是為了害人，這不能容忍，所以要觸動一下，別的律師這樣做難度很大。我辦當然也有風險，在這點上我的思想準備比辦王軍濤案還要充分。」

鮑彤案是「六四事件」的大案之一，同樣，王軍濤案也是一樁大案。張思之自稱，王軍濤案是他第一個政治案件（林彪、江青「兩案」不能作數）。王軍濤，一九五八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為中國民主活動家。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指責其「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王軍濤曾任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在國內逃亡。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獄，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十三年。九四年，王軍濤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從監獄送飛機飛往美國。零六年，王軍濤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的博士後研究員。現居美國的王軍濤，二零一零年與王有才一起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從王軍濤案看學運領袖

說到王軍濤案，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張思之說，「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張思之說，一對比就見高低。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張思之說，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別多麼大。

張思之答應為王軍濤辯護之前，並不認識王軍濤。張思之知道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但並不知道王軍濤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才得知王軍濤在學術界、知識界的份量和影響，他大驚而自嘆孤陋寡聞。透過會見接觸，張思之加深認識王軍濤，從而形成重要觀點：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準備條件，結果沒能完成，當了閻明復他們的替罪羊。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這是黑白顛倒。

至於王軍濤的政治立場，張思之的總體印象是：一個「保皇黨」。陳子明也一樣，骨子裏都是保皇黨。張思之說，總也想不明白，一個以「革命」為旗幟的政權，對一個保皇黨人，竟視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麼？

張思之認為，將王軍濤歸為保皇黨，第一，他的基本觀點是維護這個政權的，要加強當政者的行政權威，這都見諸他的論文。張思之在辯詞裏說，「王（軍濤）擁鄧（小平）十年一貫」，他認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軍濤拒絕簽名，就是因為裏面有反鄧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個歷史階段，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搞社會調查，結合實際，從理論上說明應當改革以及怎麼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維護與改良現政權。他們選了兩個點，一是經濟發達的特區，蛇口；一是落後地區，延安。蛇口調查已結束，調查報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調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討調查報告，提供當政參考。為此他們決心不介入學生運動，不去天安門廣場。他們當時就有個預測，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這個判斷還真有先見之明。因此，他們就一心一意地天天開會搞總結，想抓緊完成調查報告，沒介入那場學生運動。

張思之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五月十五日訪華，要在廣場搞歡迎儀式。可是學生並無「撤」意。統戰部開會研究，誰也沒辦法。當時的青年社會學家，現為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說，王軍濤在學生中有威信，現在只有請他出山。部長閻明復立馬說，你快去請。於是，鄭也夫奉命找到王軍濤說，中蘇兩黨言和，事關整個世界格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視，以大局為重吧。王軍濤答應了，這才去了天安門。

王軍濤立場是維護國家

張思之說，他哪裏有打倒這個政權、分裂國家的意思，相反，是維護的立場。再從王軍濤一系列言行來看，不論是參加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還是後來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他的觀點只是有些超前，絕沒有越出中共允許的範圍。一審已經判他十三年了，他還拿出發表在《國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中國當前需要行政權威》，讓我作為證據提交二審法庭。這更是「保皇」的鐵證。所以我說，整個審判自始至終都非常荒謬：恨鐵不成鋼也是罪，也有罪。

王軍濤案，兩項罪名，五條「罪狀」。開庭那天，公訴方指控的所謂「顛覆」罪行有四條，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條。張思之說：「庭審調查自始至終沒敢讓證人出庭。陳子明、周舵、劉剛等人的證詞，以及我們提交的幾份書面證言，都對王軍濤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質證，乾脆否決了。」他的辯詞長達七千字，基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劃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

你辯你的我判我的

張思之在書中說：「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地駁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們提出那麼多證據，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二審判決書下來，毫無懸念：維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書由張思之口述、孫國棟整理。北京《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說，張思之原本就是一部大寫的書。自二零一一年三月起，每週三的上午，孫國棟就乘坐一小時地鐵，九點鐘準時推開張思之家門，三小時裏，張思之打開記憶閘門，打開歷史寶庫，娓娓道出傳奇一生。

他說：「先生說到得意處，哈哈大笑；說到動情處，淚光閃閃；說到憤激處，拍案而起，同時爆出粗口：『他媽的！』我聽得如醉如癡，不覺時光流逝。接下來，陪先生共進午餐，兩杯酒下肚，先生童顏鶴髮，思維愈加敏捷，談興絲毫不減。席間的趣聞逸聞佳話笑話，與口述自傳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風情。先生精力過人，三個小時口述後依然聲若洪鐘，毫無倦意；先生記憶力亦驚人，細微之處毫釐不爽。」孫國棟認為，「六四」後，張思之為鮑彤、魏京生、王軍濤等政治犯辯護，屢敗屢戰，更奠定了中國第一大律師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他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分子的人格寫照。

「六四」作為中國當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會被時間的車輪碾過，被歷史的風沙掩埋。真相，讓人們離事實更近，而不是遺忘、粉飾。歷史容不得虛假，真相不能淪為價值取向的附庸。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身處「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國人更需懷抱歷史、從歷史星空探取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