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25周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并在赵紫阳领导下参与设计中国政治改革的著名政治学家严家其先生，当年因为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而遭到中国当局的通缉，至今流亡海外。在此“六四”25周年之际，严家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以下是此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法广：纪念“六四”意义何在？
严加其：只要“六四”没有翻案，只要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承认“六四”的大屠杀是对人民的屠杀，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悼念“六四”死难者，那么“六四”永远要纪念。当25周年即四分之一世纪之际，整个中国、香港和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在想着这一天，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法广：您认为中国有朝一日会为“六四”平反吗？
严加其：迟早要平反，这是一个时间问题。在香港的纪念馆规模很小，但已经很不容易，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六四”纪念馆。在“六四”翻案之后，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会有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样的“六四” 大屠杀纪念馆。
法广：从1989年的“六四”到现在，中国在民主与人权方面有什么变化？
严加其：应该说，“六四”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有空前的发展，不过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时代以来最糟糕的资本主义。所以人权遭到践踏，环境遭到破坏，两级分化严重，官场普遍腐败。这是“六四”大屠杀造成的结果。如果按照当年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走下去的话，中国一方面经济会有很大发展，另一方面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六四”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象党的总书记这样的问题都不讲是非不讲正义，让赵紫阳这么长时间蒙受冤屈，至今没有平反，只要挣钱就够了，这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至于政治改革，“六四”之后是完全停止了，而且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法广：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中国对“六四”还那么害怕？在网上关于“六四”的内容都遭到封闭，为什么中共高层一提到“六四”就谈虎色变？
严加其：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不奇怪，在整个世界史上中国很长时期是世界第一。今后世界经济的评价要有新的标准，包括环境、人均GDP以及生活品质的各个方面，要全面评价。 我们在法国、在美国生活，就感到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大陆好得多。中国要进一步努力，要看到自己的缺陷，要把它改进，而改进的政治前提就是一个，就是要把“六四”案翻过来，要回复正义，要在这个基础上走上法治民主的道路，中国就会美好，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中国，中国的人权、两级分化等都非常严重。
法广：中共如此害怕谈及“六四”，您是否认为中共如果给“六四”平反，中共就可能垮台？
严加其：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和文化大革命不能相比。文化大革命很长，有十年，“六四”只有两天，从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早晨的大屠杀， 也不过是二十四小时。它们的区别在于，“六四”是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在邓小平的亲自授意下对和平抗议的人民、无辜的民众的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与此是有区别的。即使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当时出动了民兵、警察，但1976年4月5号没有死一个人，流血了，但没有死人。后来在清查过程中死了人，但在当时清场时没有死人。而1989年6月4 号清场是动用了坦克、机枪，出动了十几万军队，是空前的对人民的犯罪行为。我们说的“六四”翻案，就是要在这个土地上回复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当时的政府、当时的军队对人民的屠杀。承认这一点才可以进一步追究犯罪人的责任。 中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恢复真相，其他问题，如贪腐问题，就可以一步步很好地解决。
法广：您觉得在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民主化方面有进步，使您能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中国？
严加其：在海外经常讨论回家的问题，我几乎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我认为没有回家的问题。只要“六四”不翻案，那个土地不是我的家，只有“六四”翻案，那才是我的家。我心里想的就只有“六四”翻案，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回复“六四”的真相，但是我相信这不会太远，25年过去了，今天发现很多问题与“六四”有直接关系，像周永康这样的人出现，像军队中腐败分子的出现等，这种对法治的践踏与“六四”是同一种性质。
法广：您觉得习李政权有勇气为“六四”平反吗？
严加其：现在还看不出。但不能说未来几年不会出现这种倾向，这同整个社会的需求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