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即历史阐释者须立足于当下的语境并与之相结合，这立论为后人提供了历史阐释的可取视点，我的阐释也是基于此。
25年前，轰轰烈烈的中国“八九民运”奏响了雄壮的革命篇章，震撼了全世界，它激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相当地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它同时也是一场悲壮的社会变革，狂风骤雨的革命试验并未触动中共统治的根基，却大大延滞了中国的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实质。25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现状，与“六四惨案”之前相对比，显然是倒退了。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剖析八九民运，似乎可做比当年要清晰的审视，可以评语：欲速则不达！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今天，从事民运的人士会认真去思索去反省去总结去批评吗？否也！人们很难看到像样的反省文字，可以确证。
一、社会历史结构的多层次、多方位性
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东欧的民主化进程相对顺畅，而中国则难以成行？前苏联为何介于两者之间？答曰：“南橘北枳”的造化。详言之，每个社会在国民主体之素质、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传统上有明显的差别，即土壤层的异质性，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异质性会对政治制度层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深远的作用。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种族怀有各不相同的情感世界，即不同的价值内涵的欲求、信念和意志，而人的行为是靠情感来支配的，于是相同的政治诉求致使不同的政治结局，尽管同处于类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下诉诸。这正是需要今天从事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人们去认真作反思的，然而当今中国民运界的现状是，人们普遍关注于政治上的对手如何，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执政层面上的施行状况，根本不关心自身的民主素质培养和民主的运作方式，由此形成了视野和行动上的极大盲区，其实质是主体意识的缺失，将民主政治仅仅看成是纯粹客体的效用和运作。
现代的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无不表明，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或曰结构。它是由多种要素、因子的组合而成，绝非单一、纯粹的政治制度上的架构。人类的社群状况绝非单单靠政治的因素就能够完全解释了的。譬如，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例，马克思提出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社会学说。其中，上层建筑又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结构，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也就是一个上一级的系统之下尚有子系统存在。
在一个复杂的多结构多层次的社会历史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牵制和制约着的，因此，若将一个系统中的某个要素，譬如政治制度，单独抽选出来，在其他要素不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的情景下，单独进行大幅度的所谓的改良、改革、变革、革命，那么，势必难以成行，成为无法操作的空洞设想。哈肯提出了《协同论》中的“功能结构”的概念，认为功能和结构是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一个系统之中，在结构尚无大变动的情况下，要想促使功能的大变动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如今的海外民运圈子里，中国政治的“大变革”、“大转型”之声不绝于耳，如雷贯耳，而高谈阔论的政论家们绝不谈及自身素质如何去“变革”、“转型”，以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可以看出，喜好空谈的民运家们并未对“八九民运”有过深刻的反省。
再说，重大历史事件是由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综合而促成的，社会历史事件若以分层的视点来论述，可使问题剖析得精细些。中国的“八九民运”也是这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促成。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政府官僚腐败和物价飞速上涨是促成民心沸腾的主因，也就是看重物质层面的因素；一般的知识阶层以脑体倒挂和政改裹足不前引起不满，作为运动的催化剂；北京的大学生们幸赖青春的激情以开明派领袖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为导火索，去点燃运动的火把。而人文型知识分子和政治型精英分子则以二个历史事件为契机，即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即看重于精神形态的层面。本文着重讨论后者，因为民主政治着重体现为人类精神领域的活动。
二、政治制度受制于社会深层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说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上层建筑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里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在于，没有也不可能去关注，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度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增大的事实，因而，上层建筑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不甚明显，联系越来越松弛，反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M•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大力促进，就是对于唯物主义之“唯住物质”局限的一种超越。一般认为，社会的精神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深层部分，其认识需要进行精神性反思才能达成，因此这里呈现自反性的缠绕问题，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企及吗？
世界历史的无数事实可以确证，民主政治的运作极大地依赖于所属人民的主体性素质状况，托马斯•佛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中论述道：“启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每一个‘启蒙了的’人都能够独立地运用理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权者’，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强制个人接受一种与他或她认为正确的理性形式不同的理性。这一人性观后来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权是人类启蒙观念的反映”，人权是文明社会的立法之首。
当人权观念远未在社会大众中确立之时，当启蒙诉求并未达成知识分子的共识，当自由作为人格的首要品质尚未内化为精英分子在肉体上的执拗，将旧的政治制度的强力向前推进使之民主化可否成功？“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率先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从而引发了社会上一小部分民众的积极参与，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社会的主流成员被动员起来参与民主建设！
历史的现状可以作证。自从五四运动起到今天，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乃至海外的民运团体和组织中，“民主”，作为响亮的标牌，时时被昭示，处处被炫耀，被用作工具来抨击政治对手，被用作于在海外“搞身份”，或协助他人“搞身份”从中牟利，或“装腔作势”，拉大旗作虎皮。如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夺权者的姿态常常指责国民党的“不民主”，以反证自己的“合法性”夺权，当今中共的御用文人也在喧嚷：“民主是个好东西”。可见“民主”已经沦落到非常廉价的“东西”的地步，但由于无论是中国的执政党抑或其反对党派，乃至现今海外的一些“口号党”，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予以贯彻实行，也许权势者、得利者内心深处从未萌生过此番念头，民主仅仅留存为空洞的条文，徒有形式而已。八九民运高潮时期，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大学生们声张“民主”，他们能够认真践行民主程序吗？今天，号称是“民运人士”，即“口号党”的人们是否切实地着手这方面工作的吗？似乎难以见到！
三、启蒙的要义
民主的真实内涵是“主权在民”，由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全体国民要成为社会的主人，首先就得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也是胡适先生在五四新文化中特别强调的。为此，人，需要建立起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这样的一种公民人格素质的建设，不是单纯地在政治制度领域里运作的事情，并且也必然受制于多种社会的要素。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受各方制约，感到有压力，自然会妨碍自己的理性，进而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即自我启蒙。康德论道“启蒙运动除了自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也是一种勇气和胆识！
若否此，浅薄地从现存关系出发，便急不可待地去依附于社会权势和大众习俗，以“吃饭要紧”为由，尽多地考虑人的物质性生存、而后再依照物质性生存的模式来思维生活、来培养习俗、最后依此物质生活上的框架和路线图去运作精神性“民主”，那么民主必定异化，导致其真实内涵的走样走调。当今海外中国的民运团体的实际运作，大体上就是如此这般而已！
由于大多数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性工作毫无任何兴趣，他们出于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发泄了牢骚情绪的，普遍地只是将理想期待放在通过道德圣贤和清明政治来拯救之上，当今中国的“红太阳余热”自始自终旺盛着，死而不僵，就是明证。“八九民运”时期，知识精英以强求政改来追寻终极目标，致使运动背离了大多数民众，导致民主实验失败。今天，我们若不能认清“民运人士”自身因袭了太多的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信念的包袱，以及中国国民性的现状，脱离了群众去强求“民主运动”，那么终究难逃宿命，重蹈“八九民运”的覆辙！
有两个历史事件促成了“八九民运”的契机，即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70周年。这二个历史事件具有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她之前有过波澜壮阔的法国启蒙运动作为思想领域的奠基工作。思想启蒙和文化运动都是以呼唤新的人性，从而去打破时代条件下的种种人性自我约束，以达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法国大革命留下了历史篇章，其得失进退与否都是在当时代条件下的人性的反映。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中国知识界灿烂的新思想风潮，乃因知识人士认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历经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议会政治，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编》，都是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理想的现状和困境。这些问题困扰了当时许多的知识精英分子，一些先知先觉者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深处，即人的主体性素质先行的充分必要的意义，引出了启蒙的主题。譬如，陈独秀已经看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其优能。”
五四新文化为什么被裹挟在革命的外套中走形了呢？李泽厚对此评语道：“救亡压倒启蒙”。我的评语为：物质要素压倒精神要素。这与东方国民人格品质相吻合。曲高则和寡，既然中国的主流群体只能够也只愿意欣赏《下里巴人》，那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理念自然而然地全成了《阳春白雪》。
同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兴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其代表性成果是电视剧《河殇》。因为知识精英看准了民主化运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质，而精神性活动需以精神性的主体素质追求相呼应、现代人性的召唤，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这些都是互牵互涉的关系，社会本是主客体交互的大系统。然而，知识精英自身并非能够独立独行的，所作的努力和成就又不得受制于自身所在群体的文明状况，俗话说：红花还须绿叶扶。由此成为另一个互为牵涉、互为促进的连环体，其实质是“交互主体性”的对话及其信息反馈与交流，亦即为“主体间性”的问题（有兴趣者，可参阅胡塞尔、哈贝马斯的相关著作）。新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遇上了胡赵主政的开明政治期，权算作是黄道吉日吧，然而胡、赵的幕后尚有“总设计师”的霸王剑高悬着，因而新启蒙是短暂的、不充分的，而“八九民运”的上阵又是仓促的、好高骛远的，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需要展开来了解，当时的中国新启蒙思想抵达至何处的大众化立场的高地呢？
且看25年前的那场广场运动，由刘晓波的自白所描述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也许有夸张和片面的成分，但也可见一斑。
1989年5月23日，湖南省的三名勇士来到北京天安门城楼前，先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可以休矣！”等大副标语，然后用颜料扔到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上，结果被广场上示威的高自联学生们扭送到当地公安局——这恰是一场新版本的“救亡压倒启蒙”！
我亲身观察到的某一景观是，六四惨案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游行示威达到了高潮，6月5日那天我正在上海外滩的市政府大楼前驻步观看游行队伍，我豁然瞧见游行队伍之中，有一位大学生高举着用蚊帐制作的标语，上面赫然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蚊帐的四个帐面分别书写上四项原则的具体内容——这正是对民主和民主运动的无情嘲讽！而与此大学生一起游行的同学们都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标语茫然而无动于衷。
“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后，不久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市，冒出了一位的诗人汪国真！汪诗是以讴歌“党啊——母亲”著称，辅之以轻浮浅薄的青春期感性骚动——这是他的特别用意所在，然而，正是汪的诗歌，捕获了无无数数少男少女的心灵，打动了许许多多奴才奴婢的心坎，这其中果然含有当局的捧场用意，但至少是没有强制读者的成分吧（可与文革时全民被强制学习《毛选》作对照）。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式启蒙——民主运动已告失败。若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描述更为精辟：中国人从做不得奴隶的时代，进入了坐稳了奴隶位置的时代——中国人只能在这二个时代之间作周期性的游动。
四、秀才闹事的分量
谈起思想启蒙，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但是普遍犯愁于实施之难。确实，这里大有学问可探寻。
中国民间早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其意思是嘲讽文人的无用无能。其一是说秀才喜欢纸上谈兵，嘴上说的多美多好，行动却是笨手笨脚，且胆子小，顾虑多。另一说是秀才发动不了群众，孤家寡人，光是坐在桌子旁高谈阔论，仅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已。这嘲讽的背后还在于刻意去反证：唯有大老粗才能干实事！
这种嘲讽是我在八九民运期间时常听闻到的，至今依旧流行着，在中国向来颇有卖点，甚至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都有市场。究其实质，乃是一个尚未确立起自我意识的人民，“主体还不是人格，而只是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在这样一个主体性沉陷之中（远志明撰书《沉重的主体》探索之），自我这个个体完全处在封闭状态，与外界隔绝，更与精神世界的高端形态和境界无缘，何须遑论彼岸世界的理想作召唤。
的确，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小农生产者人头占据压倒性多数，小农者的价值观和心态为，鼠目寸光、眼见为实、合群从众、排除异端、贪恋财富、崇拜权势，适应环境，因循守旧。小农阶级的理想奋斗目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年中共闹革命的时候，正是打出了这块招牌，所以勾引住了无数的小农生产者，这表明中共深悟小农之心，所以才会有中共夺权的成功。
在红色皇朝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之下，“秀才”被认为是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无权薄财，人寡势单，更何况还要扮演“接受再教育”的角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吃白食者，自然地不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工农兵的革命的人民的群众”所欢迎、所爱戴、所拥护、所支持。于是乎，谁还会有兴趣听讲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那些认作是书呆子的梦呓话语，哪里还有闹出事的份儿？
那么，真的秀才闹不成事儿？历史的回答是断然的否定，欲搞清此问题需要拓宽视野。
前面说过，民主政治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精神性活动。世上的万事万物都需要由材料按某种方式建构起来的，尤其是高级形态的事物，民主政治就是如此。按照亚里士多的“四因说”及其发展的体系，形式与质料二者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事物并推动事物的发展，从初级至高级的各个阶梯上形成“形式与质料”的组合体，高级阶梯上的事物相比其低一个阶梯的，是形式对质料的关系，反之亦然。各个不同的结构层次上的事物，是处在不同的发展等级上的，相邻阶梯之间的事物可以互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我们在此可以推导出：不能跳越或僭越不相邻阶梯上的事物，使之相互混用“形式”和“质料”。
更早的时候，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金银铜铁”的理论。认为“金银铜铁”各有其价值，高低等级分明，分别代表社会中的各个等级阶层，它们应该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合理分工，如此运作则实现了“正义”。在柏拉图的眼里，爱智慧者的地位最高，价值最大，应该担任统治者的角色，各个阶层角色不能僭越、反串、混用、合用。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恢宏大论是古希腊高贵精神传统的反映，是人类精神文明遗产中的精华部分。轴心时代的希腊城邦社会里，智者们普遍地热衷于谈论起有关正义的各种问题，而在中国的学界，从古至今，正义的问题向来避而不谈，直至邓小平主政的1978年才起始，正义这个课题才踏上学术正轨。这其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精神品位的巨大差别。
匮乏高贵，匮乏正义的中国社会，自然地乱套得很：“秀才遇上大兵，有理讲不清”——在一个有着高贵和正义价值的社会，秀才与大兵本来就不应该面对面相遇，进行直接的交涉！因为在此跨越了等级混用了的“形式”和“质料”。
譬如一支军队的组建，需要各种人才，其中高级的参谋长必定是难得的“稀有资源”，是高等级的“形式因”，此等人士往往头脑发达，四肢欠强。舍勒和哈特曼都论证过，凡是高等级形式的事物，与外界交流往往最为羸弱。那么从正义的角度出发，高级军事参谋不应与低级的“质料因”小兵面对面去较劲，去评理。
直接较劲评理就悖离了正义！如古代的大军事家韩信受了“跨夫之辱”，又如，苏军优秀的将领朱可夫元帅，他出生卑微，少年时期经常遭受恶邻的欺负。又如，著有《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在他年轻时的军旅生涯中曾经做过俘虏。
受“跨夫之辱”、受过恶邻的欺负、当过俘虏的“秀才”们是不是无用的将才吗？欲认清此问题就需要认识主体具有相当的精神品位和思辨能力。
在鲁迅去世的纪念大会上，郁达夫激愤地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惜乎，长期以来中共推行反文化、反智慧的愚民政策，致使原先精神品位低下的国民进一步地再堕落，致使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隔阂突出，于是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谈，这就影响到了启蒙精神的效用。
作为对照，以古希腊和基督教精神为传统养育的欧洲人民，信仰精神形式的伟力。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马尔库塞确信：“观念和文化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对于一个向来缺乏“批判”的国民来说，欲使“批判”深入国民人心，则务须有许许多多的“形式与质料”的中介体，即阶段性的过渡物，为此需要漫长的时间花费为代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派运动的对手——中共统治者深悟此道，反而远为看重了这点，彼等把“和平演变”、“西方势力的渗透”等看作是潜移默化的大威胁。为此“警钟长鸣”，采取了对应措施，如高度钳制国内的知识分子，封杀异见言论等等。
五、启蒙的“自反性”问题
自反性是人类活动的一大特征，尤其是现代民主政治，因其是主体间性的交互活动。因此，自反性作为“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之一就显得特别重要。
民主政治的首要基础性工作，就是启蒙教育。启蒙有其自身的层次和等级，就启蒙这件事的本身而言，也需要进行一番启蒙，也就是启蒙之启蒙，启蒙本身的再启蒙，即反思的启蒙，是高价的、深层的启蒙。反思启蒙呈现为人的自我救赎，自我复苏——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因此，启蒙不仅是知识性的累积和增加，而且还是“此在”的一个开端，一个动姿，就如萨特云：“存在先于本质”，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才可奔向未来的自由。这里呈现一个认识论怪圈，因为从认识的主体出发需要去思考怎么去认识的，本身就是有待于认识的对象，现象学称之为“阐释学圆环”问题，就困惑了好几代哲学界学者。
“八九民运”之所以被镇压，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思想运作仅停留在浅表层面，远未渗透至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处、要害处。整整1/4世纪逝去了，启蒙的问题依然留存如故，并无进展的迹象，现今提及的人不多，这是可悲的。
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是无法自救的，他也就成为了瓦砾堆中的其中一块废料（尼采）。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表达，这样的人自身是一个封闭系统，他与外界的（自由、民主等）信息交流断绝，只能持续地增熵至最大值，即热寂。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国人不仅是对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的理念知识相当缺乏，而且更为本质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此兴趣寡然，求知无望进取无心，按鲁迅的说法，是“自觉的奴隶”状态——与被强制的奴隶有着本质的区别。
假如一个人已经成了奴隶，他的心身也许很不自由，但是无论怎样，他的大脑是无法受别人操控的，他是否可以、容许不容许进行自己大脑的思维，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当一个人铁了心放弃自己独立思维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只配做奴隶一辈子了，就如翻不了身的咸鱼。鲁迅批评此等人士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人的思想是自由的。”马丁•路德发出呼唤。马克思予以高度评介：“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还提出：哲学与解放者可以互为利用，以求共同发展。德国人能够被解放出来，欧罗巴人能够被解放出来，是因为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前者。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有言：“书读得多而不思考，你会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书读得多而思考，你会觉得自己不懂的越多。”
可见，思想启蒙并不单纯为增加知识总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学会思考，进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
有了认识还需内化在人的良知上，成为心理积淀和肉体执着，打印在遗传基因的密码上。
相比之现今的民运人士，中国古代的儒家养心论要懂得多了，谓曰：“变化气质”，不只停留在“养气”、“养心”的工夫上，还得持久不懈的修炼至“质变”。
民主政治，其表现形态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精神的东西是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观念的东西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认识升华，甚至还要历经习得性遗传（拉马克）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荣格），才能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在海外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在人高呼“民主万岁！”其实只是为着某种功利性明确的目的，譬如“搞身份”，或从“搞身份”者身上攒钱，或捞取什么的基金，但从他们具体操作的程序来看，自由民主精神显然匮乏。
就我所见闻的接触的在美国的众多民运大佬而言，都是些号称非常了不得的人士，大多不读书、少读书，甚至厌恶读书，反感读书，却喋喋不休地叫嚷着：“理论研讨太多了”、“理论要中毒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要干实际的事情”、“理论已经过时了”、“实践出真知”、“文化理论迂腐”，等等，更为糟糕的是，自诩为“民运领袖”者大施恶行，公开嘲弄知识分子，甚至打骂知识分子者，都大有人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民运界现状。
六、民主科学两亏空
某个病人接受中医诊断，若被说成是“阴阳两虚”，那么该病人的治愈难度就会增加。中医辨证论认为，“两虚”之人比起“单虚”者治愈难度大，因为阴阳互根，相互缠绕。
同样，民主与科学，作为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性事物的两个精神性侧面，是人类知识总体结构中的两个重量级次结构，同时纠葛在一起，互为牵涉互为促进。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他们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并存。遗憾的是，先知先觉者的呼声弱小，而国民愚钝者众多，远远未能足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以至于大大阻碍了民众对于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认识，导致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迟缓，
据我现今所观察的实景是，中国的国民，包括我身边有一些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仁们有许多在这两个方面同时缺失严重，都为“阴阳两虚”人，尤其是对于科学精神，毫无得知，也不愿去得知，这样大大增加了自我启蒙、自我拯救的难度。“搞民运”的人士纷纷批评中共在从事国家发展建设上，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毫不关注政治层面的发展建设，如此则使得当今的中国发展成为了“拐脚动物”。同样，这些批评人士在搞自己的“民运”时候，却毫无心思于科学精神，如此，使得“民主运动”同样成为了“二价”的“拐脚动物”，即“拐脚动物”之“拐脚动物”——因为科学和民主等重要价值在西方人文体系之中尚不算最为核心的价值，在这二条价值之上还有至上的价值——自由，在政治学法学领域引申为：个人权利。现代西方人认为，倘若自由、人权缺失了，那么科学和民主等的发展也会导向“拐脚动物”（“一价”）的趋势。
在绝大多数国人眼里，所理解的“科学”无非就是那些实用的知识、用于谋生的技巧技能而已，“科学的东西”无非就是凭人的肉体感官器官能够感觉到的那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国人甚至常常以自己的鄙俗自居自傲，嘲笑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为：“书呆子气”、“较真”、“认死理”，这些可以借用李泽厚的话来高度概括：乃是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国人相当现实化的“实用理性”却大大阻碍了对于人文价值世界中一系列高级形态的认识，譬如，作为一个公民对于自身合法应该享有的权益的认识。同样，民主精神的稚弱也同样阻碍了科学精神。哲学大师黑格尔作了最大限度的哲学抽象和概括，反映为更本质的问题：“中国人向来对于精神性事务缺乏兴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为了在观念形态上达成自身的合目的性，探求对事物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包括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必须具备起科学精神。可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精神，却与中国人因袭的宗法人伦传统和人格秉性格格不相融。具备科学精神远比掌握科学知识困难，改变人们的陈旧观念远比传授某种技能要困难得多。因为人格秉性是刻录在人的遗传基因上的，遗传密码的改变是相当缓慢的，需要历经许多代际的过程。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执着的探索精神——可是，国人普遍都是趋向于浅薄浮躁、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特别匮乏深入思考社会公共问题的毅力、信心和意志，对待重大的政策课题靠“摸着石头过河”方法。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理性精神——可是，国人直觉顿悟、感情用事、主观臆断、任性妄为、夸大事实、三人成虎。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求实精神——可是，国人主张宗法人伦关系至上，唯长辈、大人、上级、名人是从，以及从众随大流，莫做出头鸟，所谓的“道理”无非就是多多听从上述这些人群的意见。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求真精神——可是，国人思维缺乏逻辑常识，粗糙马虎、混沌一体、囫囵吞枣、摒弃严谨。
施卫江 独立学者
2014年5月31日写于 美国纽约
25年前，轰轰烈烈的中国“八九民运”奏响了雄壮的革命篇章，震撼了全世界，它激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相当地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它同时也是一场悲壮的社会变革，狂风骤雨的革命试验并未触动中共统治的根基，却大大延滞了中国的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实质。25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现状，与“六四惨案”之前相对比，显然是倒退了。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剖析八九民运，似乎可做比当年要清晰的审视，可以评语：欲速则不达！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今天，从事民运的人士会认真去思索去反省去总结去批评吗？否也！人们很难看到像样的反省文字，可以确证。
一、社会历史结构的多层次、多方位性
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东欧的民主化进程相对顺畅，而中国则难以成行？前苏联为何介于两者之间？答曰：“南橘北枳”的造化。详言之，每个社会在国民主体之素质、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传统上有明显的差别，即土壤层的异质性，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异质性会对政治制度层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深远的作用。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种族怀有各不相同的情感世界，即不同的价值内涵的欲求、信念和意志，而人的行为是靠情感来支配的，于是相同的政治诉求致使不同的政治结局，尽管同处于类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下诉诸。这正是需要今天从事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人们去认真作反思的，然而当今中国民运界的现状是，人们普遍关注于政治上的对手如何，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执政层面上的施行状况，根本不关心自身的民主素质培养和民主的运作方式，由此形成了视野和行动上的极大盲区，其实质是主体意识的缺失，将民主政治仅仅看成是纯粹客体的效用和运作。
现代的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无不表明，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或曰结构。它是由多种要素、因子的组合而成，绝非单一、纯粹的政治制度上的架构。人类的社群状况绝非单单靠政治的因素就能够完全解释了的。譬如，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例，马克思提出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社会学说。其中，上层建筑又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结构，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也就是一个上一级的系统之下尚有子系统存在。
在一个复杂的多结构多层次的社会历史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牵制和制约着的，因此，若将一个系统中的某个要素，譬如政治制度，单独抽选出来，在其他要素不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的情景下，单独进行大幅度的所谓的改良、改革、变革、革命，那么，势必难以成行，成为无法操作的空洞设想。哈肯提出了《协同论》中的“功能结构”的概念，认为功能和结构是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一个系统之中，在结构尚无大变动的情况下，要想促使功能的大变动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如今的海外民运圈子里，中国政治的“大变革”、“大转型”之声不绝于耳，如雷贯耳，而高谈阔论的政论家们绝不谈及自身素质如何去“变革”、“转型”，以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可以看出，喜好空谈的民运家们并未对“八九民运”有过深刻的反省。
再说，重大历史事件是由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综合而促成的，社会历史事件若以分层的视点来论述，可使问题剖析得精细些。中国的“八九民运”也是这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促成。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政府官僚腐败和物价飞速上涨是促成民心沸腾的主因，也就是看重物质层面的因素；一般的知识阶层以脑体倒挂和政改裹足不前引起不满，作为运动的催化剂；北京的大学生们幸赖青春的激情以开明派领袖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为导火索，去点燃运动的火把。而人文型知识分子和政治型精英分子则以二个历史事件为契机，即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即看重于精神形态的层面。本文着重讨论后者，因为民主政治着重体现为人类精神领域的活动。
二、政治制度受制于社会深层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说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上层建筑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里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在于，没有也不可能去关注，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度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增大的事实，因而，上层建筑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不甚明显，联系越来越松弛，反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M•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大力促进，就是对于唯物主义之“唯住物质”局限的一种超越。一般认为，社会的精神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深层部分，其认识需要进行精神性反思才能达成，因此这里呈现自反性的缠绕问题，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企及吗？
世界历史的无数事实可以确证，民主政治的运作极大地依赖于所属人民的主体性素质状况，托马斯•佛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中论述道：“启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每一个‘启蒙了的’人都能够独立地运用理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权者’，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强制个人接受一种与他或她认为正确的理性形式不同的理性。这一人性观后来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权是人类启蒙观念的反映”，人权是文明社会的立法之首。
当人权观念远未在社会大众中确立之时，当启蒙诉求并未达成知识分子的共识，当自由作为人格的首要品质尚未内化为精英分子在肉体上的执拗，将旧的政治制度的强力向前推进使之民主化可否成功？“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率先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从而引发了社会上一小部分民众的积极参与，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社会的主流成员被动员起来参与民主建设！
历史的现状可以作证。自从五四运动起到今天，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乃至海外的民运团体和组织中，“民主”，作为响亮的标牌，时时被昭示，处处被炫耀，被用作工具来抨击政治对手，被用作于在海外“搞身份”，或协助他人“搞身份”从中牟利，或“装腔作势”，拉大旗作虎皮。如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夺权者的姿态常常指责国民党的“不民主”，以反证自己的“合法性”夺权，当今中共的御用文人也在喧嚷：“民主是个好东西”。可见“民主”已经沦落到非常廉价的“东西”的地步，但由于无论是中国的执政党抑或其反对党派，乃至现今海外的一些“口号党”，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予以贯彻实行，也许权势者、得利者内心深处从未萌生过此番念头，民主仅仅留存为空洞的条文，徒有形式而已。八九民运高潮时期，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大学生们声张“民主”，他们能够认真践行民主程序吗？今天，号称是“民运人士”，即“口号党”的人们是否切实地着手这方面工作的吗？似乎难以见到！
三、启蒙的要义
民主的真实内涵是“主权在民”，由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全体国民要成为社会的主人，首先就得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也是胡适先生在五四新文化中特别强调的。为此，人，需要建立起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这样的一种公民人格素质的建设，不是单纯地在政治制度领域里运作的事情，并且也必然受制于多种社会的要素。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受各方制约，感到有压力，自然会妨碍自己的理性，进而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即自我启蒙。康德论道“启蒙运动除了自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也是一种勇气和胆识！
若否此，浅薄地从现存关系出发，便急不可待地去依附于社会权势和大众习俗，以“吃饭要紧”为由，尽多地考虑人的物质性生存、而后再依照物质性生存的模式来思维生活、来培养习俗、最后依此物质生活上的框架和路线图去运作精神性“民主”，那么民主必定异化，导致其真实内涵的走样走调。当今海外中国的民运团体的实际运作，大体上就是如此这般而已！
由于大多数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性工作毫无任何兴趣，他们出于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发泄了牢骚情绪的，普遍地只是将理想期待放在通过道德圣贤和清明政治来拯救之上，当今中国的“红太阳余热”自始自终旺盛着，死而不僵，就是明证。“八九民运”时期，知识精英以强求政改来追寻终极目标，致使运动背离了大多数民众，导致民主实验失败。今天，我们若不能认清“民运人士”自身因袭了太多的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信念的包袱，以及中国国民性的现状，脱离了群众去强求“民主运动”，那么终究难逃宿命，重蹈“八九民运”的覆辙！
有两个历史事件促成了“八九民运”的契机，即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70周年。这二个历史事件具有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她之前有过波澜壮阔的法国启蒙运动作为思想领域的奠基工作。思想启蒙和文化运动都是以呼唤新的人性，从而去打破时代条件下的种种人性自我约束，以达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法国大革命留下了历史篇章，其得失进退与否都是在当时代条件下的人性的反映。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中国知识界灿烂的新思想风潮，乃因知识人士认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历经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议会政治，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编》，都是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理想的现状和困境。这些问题困扰了当时许多的知识精英分子，一些先知先觉者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深处，即人的主体性素质先行的充分必要的意义，引出了启蒙的主题。譬如，陈独秀已经看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其优能。”
五四新文化为什么被裹挟在革命的外套中走形了呢？李泽厚对此评语道：“救亡压倒启蒙”。我的评语为：物质要素压倒精神要素。这与东方国民人格品质相吻合。曲高则和寡，既然中国的主流群体只能够也只愿意欣赏《下里巴人》，那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理念自然而然地全成了《阳春白雪》。
同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兴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其代表性成果是电视剧《河殇》。因为知识精英看准了民主化运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质，而精神性活动需以精神性的主体素质追求相呼应、现代人性的召唤，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这些都是互牵互涉的关系，社会本是主客体交互的大系统。然而，知识精英自身并非能够独立独行的，所作的努力和成就又不得受制于自身所在群体的文明状况，俗话说：红花还须绿叶扶。由此成为另一个互为牵涉、互为促进的连环体，其实质是“交互主体性”的对话及其信息反馈与交流，亦即为“主体间性”的问题（有兴趣者，可参阅胡塞尔、哈贝马斯的相关著作）。新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遇上了胡赵主政的开明政治期，权算作是黄道吉日吧，然而胡、赵的幕后尚有“总设计师”的霸王剑高悬着，因而新启蒙是短暂的、不充分的，而“八九民运”的上阵又是仓促的、好高骛远的，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需要展开来了解，当时的中国新启蒙思想抵达至何处的大众化立场的高地呢？
且看25年前的那场广场运动，由刘晓波的自白所描述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也许有夸张和片面的成分，但也可见一斑。
1989年5月23日，湖南省的三名勇士来到北京天安门城楼前，先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可以休矣！”等大副标语，然后用颜料扔到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上，结果被广场上示威的高自联学生们扭送到当地公安局——这恰是一场新版本的“救亡压倒启蒙”！
我亲身观察到的某一景观是，六四惨案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游行示威达到了高潮，6月5日那天我正在上海外滩的市政府大楼前驻步观看游行队伍，我豁然瞧见游行队伍之中，有一位大学生高举着用蚊帐制作的标语，上面赫然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蚊帐的四个帐面分别书写上四项原则的具体内容——这正是对民主和民主运动的无情嘲讽！而与此大学生一起游行的同学们都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标语茫然而无动于衷。
“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后，不久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市，冒出了一位的诗人汪国真！汪诗是以讴歌“党啊——母亲”著称，辅之以轻浮浅薄的青春期感性骚动——这是他的特别用意所在，然而，正是汪的诗歌，捕获了无无数数少男少女的心灵，打动了许许多多奴才奴婢的心坎，这其中果然含有当局的捧场用意，但至少是没有强制读者的成分吧（可与文革时全民被强制学习《毛选》作对照）。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式启蒙——民主运动已告失败。若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描述更为精辟：中国人从做不得奴隶的时代，进入了坐稳了奴隶位置的时代——中国人只能在这二个时代之间作周期性的游动。
四、秀才闹事的分量
谈起思想启蒙，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但是普遍犯愁于实施之难。确实，这里大有学问可探寻。
中国民间早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其意思是嘲讽文人的无用无能。其一是说秀才喜欢纸上谈兵，嘴上说的多美多好，行动却是笨手笨脚，且胆子小，顾虑多。另一说是秀才发动不了群众，孤家寡人，光是坐在桌子旁高谈阔论，仅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已。这嘲讽的背后还在于刻意去反证：唯有大老粗才能干实事！
这种嘲讽是我在八九民运期间时常听闻到的，至今依旧流行着，在中国向来颇有卖点，甚至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都有市场。究其实质，乃是一个尚未确立起自我意识的人民，“主体还不是人格，而只是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在这样一个主体性沉陷之中（远志明撰书《沉重的主体》探索之），自我这个个体完全处在封闭状态，与外界隔绝，更与精神世界的高端形态和境界无缘，何须遑论彼岸世界的理想作召唤。
的确，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小农生产者人头占据压倒性多数，小农者的价值观和心态为，鼠目寸光、眼见为实、合群从众、排除异端、贪恋财富、崇拜权势，适应环境，因循守旧。小农阶级的理想奋斗目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年中共闹革命的时候，正是打出了这块招牌，所以勾引住了无数的小农生产者，这表明中共深悟小农之心，所以才会有中共夺权的成功。
在红色皇朝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之下，“秀才”被认为是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无权薄财，人寡势单，更何况还要扮演“接受再教育”的角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吃白食者，自然地不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工农兵的革命的人民的群众”所欢迎、所爱戴、所拥护、所支持。于是乎，谁还会有兴趣听讲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那些认作是书呆子的梦呓话语，哪里还有闹出事的份儿？
那么，真的秀才闹不成事儿？历史的回答是断然的否定，欲搞清此问题需要拓宽视野。
前面说过，民主政治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精神性活动。世上的万事万物都需要由材料按某种方式建构起来的，尤其是高级形态的事物，民主政治就是如此。按照亚里士多的“四因说”及其发展的体系，形式与质料二者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事物并推动事物的发展，从初级至高级的各个阶梯上形成“形式与质料”的组合体，高级阶梯上的事物相比其低一个阶梯的，是形式对质料的关系，反之亦然。各个不同的结构层次上的事物，是处在不同的发展等级上的，相邻阶梯之间的事物可以互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我们在此可以推导出：不能跳越或僭越不相邻阶梯上的事物，使之相互混用“形式”和“质料”。
更早的时候，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金银铜铁”的理论。认为“金银铜铁”各有其价值，高低等级分明，分别代表社会中的各个等级阶层，它们应该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合理分工，如此运作则实现了“正义”。在柏拉图的眼里，爱智慧者的地位最高，价值最大，应该担任统治者的角色，各个阶层角色不能僭越、反串、混用、合用。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恢宏大论是古希腊高贵精神传统的反映，是人类精神文明遗产中的精华部分。轴心时代的希腊城邦社会里，智者们普遍地热衷于谈论起有关正义的各种问题，而在中国的学界，从古至今，正义的问题向来避而不谈，直至邓小平主政的1978年才起始，正义这个课题才踏上学术正轨。这其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精神品位的巨大差别。
匮乏高贵，匮乏正义的中国社会，自然地乱套得很：“秀才遇上大兵，有理讲不清”——在一个有着高贵和正义价值的社会，秀才与大兵本来就不应该面对面相遇，进行直接的交涉！因为在此跨越了等级混用了的“形式”和“质料”。
譬如一支军队的组建，需要各种人才，其中高级的参谋长必定是难得的“稀有资源”，是高等级的“形式因”，此等人士往往头脑发达，四肢欠强。舍勒和哈特曼都论证过，凡是高等级形式的事物，与外界交流往往最为羸弱。那么从正义的角度出发，高级军事参谋不应与低级的“质料因”小兵面对面去较劲，去评理。
直接较劲评理就悖离了正义！如古代的大军事家韩信受了“跨夫之辱”，又如，苏军优秀的将领朱可夫元帅，他出生卑微，少年时期经常遭受恶邻的欺负。又如，著有《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在他年轻时的军旅生涯中曾经做过俘虏。
受“跨夫之辱”、受过恶邻的欺负、当过俘虏的“秀才”们是不是无用的将才吗？欲认清此问题就需要认识主体具有相当的精神品位和思辨能力。
在鲁迅去世的纪念大会上，郁达夫激愤地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惜乎，长期以来中共推行反文化、反智慧的愚民政策，致使原先精神品位低下的国民进一步地再堕落，致使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隔阂突出，于是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谈，这就影响到了启蒙精神的效用。
作为对照，以古希腊和基督教精神为传统养育的欧洲人民，信仰精神形式的伟力。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马尔库塞确信：“观念和文化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对于一个向来缺乏“批判”的国民来说，欲使“批判”深入国民人心，则务须有许许多多的“形式与质料”的中介体，即阶段性的过渡物，为此需要漫长的时间花费为代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派运动的对手——中共统治者深悟此道，反而远为看重了这点，彼等把“和平演变”、“西方势力的渗透”等看作是潜移默化的大威胁。为此“警钟长鸣”，采取了对应措施，如高度钳制国内的知识分子，封杀异见言论等等。
五、启蒙的“自反性”问题
自反性是人类活动的一大特征，尤其是现代民主政治，因其是主体间性的交互活动。因此，自反性作为“反思思想”的思想维度之一就显得特别重要。
民主政治的首要基础性工作，就是启蒙教育。启蒙有其自身的层次和等级，就启蒙这件事的本身而言，也需要进行一番启蒙，也就是启蒙之启蒙，启蒙本身的再启蒙，即反思的启蒙，是高价的、深层的启蒙。反思启蒙呈现为人的自我救赎，自我复苏——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因此，启蒙不仅是知识性的累积和增加，而且还是“此在”的一个开端，一个动姿，就如萨特云：“存在先于本质”，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才可奔向未来的自由。这里呈现一个认识论怪圈，因为从认识的主体出发需要去思考怎么去认识的，本身就是有待于认识的对象，现象学称之为“阐释学圆环”问题，就困惑了好几代哲学界学者。
“八九民运”之所以被镇压，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思想运作仅停留在浅表层面，远未渗透至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处、要害处。整整1/4世纪逝去了，启蒙的问题依然留存如故，并无进展的迹象，现今提及的人不多，这是可悲的。
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是无法自救的，他也就成为了瓦砾堆中的其中一块废料（尼采）。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表达，这样的人自身是一个封闭系统，他与外界的（自由、民主等）信息交流断绝，只能持续地增熵至最大值，即热寂。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国人不仅是对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的理念知识相当缺乏，而且更为本质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此兴趣寡然，求知无望进取无心，按鲁迅的说法，是“自觉的奴隶”状态——与被强制的奴隶有着本质的区别。
假如一个人已经成了奴隶，他的心身也许很不自由，但是无论怎样，他的大脑是无法受别人操控的，他是否可以、容许不容许进行自己大脑的思维，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当一个人铁了心放弃自己独立思维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只配做奴隶一辈子了，就如翻不了身的咸鱼。鲁迅批评此等人士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人的思想是自由的。”马丁•路德发出呼唤。马克思予以高度评介：“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还提出：哲学与解放者可以互为利用，以求共同发展。德国人能够被解放出来，欧罗巴人能够被解放出来，是因为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前者。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有言：“书读得多而不思考，你会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书读得多而思考，你会觉得自己不懂的越多。”
可见，思想启蒙并不单纯为增加知识总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学会思考，进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
有了认识还需内化在人的良知上，成为心理积淀和肉体执着，打印在遗传基因的密码上。
相比之现今的民运人士，中国古代的儒家养心论要懂得多了，谓曰：“变化气质”，不只停留在“养气”、“养心”的工夫上，还得持久不懈的修炼至“质变”。
民主政治，其表现形态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精神的东西是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观念的东西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和认识升华，甚至还要历经习得性遗传（拉马克）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荣格），才能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在海外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在人高呼“民主万岁！”其实只是为着某种功利性明确的目的，譬如“搞身份”，或从“搞身份”者身上攒钱，或捞取什么的基金，但从他们具体操作的程序来看，自由民主精神显然匮乏。
就我所见闻的接触的在美国的众多民运大佬而言，都是些号称非常了不得的人士，大多不读书、少读书，甚至厌恶读书，反感读书，却喋喋不休地叫嚷着：“理论研讨太多了”、“理论要中毒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要干实际的事情”、“理论已经过时了”、“实践出真知”、“文化理论迂腐”，等等，更为糟糕的是，自诩为“民运领袖”者大施恶行，公开嘲弄知识分子，甚至打骂知识分子者，都大有人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民运界现状。
六、民主科学两亏空
某个病人接受中医诊断，若被说成是“阴阳两虚”，那么该病人的治愈难度就会增加。中医辨证论认为，“两虚”之人比起“单虚”者治愈难度大，因为阴阳互根，相互缠绕。
同样，民主与科学，作为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性事物的两个精神性侧面，是人类知识总体结构中的两个重量级次结构，同时纠葛在一起，互为牵涉互为促进。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他们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并存。遗憾的是，先知先觉者的呼声弱小，而国民愚钝者众多，远远未能足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以至于大大阻碍了民众对于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认识，导致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迟缓，
据我现今所观察的实景是，中国的国民，包括我身边有一些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仁们有许多在这两个方面同时缺失严重，都为“阴阳两虚”人，尤其是对于科学精神，毫无得知，也不愿去得知，这样大大增加了自我启蒙、自我拯救的难度。“搞民运”的人士纷纷批评中共在从事国家发展建设上，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毫不关注政治层面的发展建设，如此则使得当今的中国发展成为了“拐脚动物”。同样，这些批评人士在搞自己的“民运”时候，却毫无心思于科学精神，如此，使得“民主运动”同样成为了“二价”的“拐脚动物”，即“拐脚动物”之“拐脚动物”——因为科学和民主等重要价值在西方人文体系之中尚不算最为核心的价值，在这二条价值之上还有至上的价值——自由，在政治学法学领域引申为：个人权利。现代西方人认为，倘若自由、人权缺失了，那么科学和民主等的发展也会导向“拐脚动物”（“一价”）的趋势。
在绝大多数国人眼里，所理解的“科学”无非就是那些实用的知识、用于谋生的技巧技能而已，“科学的东西”无非就是凭人的肉体感官器官能够感觉到的那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国人甚至常常以自己的鄙俗自居自傲，嘲笑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为：“书呆子气”、“较真”、“认死理”，这些可以借用李泽厚的话来高度概括：乃是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国人相当现实化的“实用理性”却大大阻碍了对于人文价值世界中一系列高级形态的认识，譬如，作为一个公民对于自身合法应该享有的权益的认识。同样，民主精神的稚弱也同样阻碍了科学精神。哲学大师黑格尔作了最大限度的哲学抽象和概括，反映为更本质的问题：“中国人向来对于精神性事务缺乏兴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为了在观念形态上达成自身的合目的性，探求对事物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包括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必须具备起科学精神。可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精神，却与中国人因袭的宗法人伦传统和人格秉性格格不相融。具备科学精神远比掌握科学知识困难，改变人们的陈旧观念远比传授某种技能要困难得多。因为人格秉性是刻录在人的遗传基因上的，遗传密码的改变是相当缓慢的，需要历经许多代际的过程。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执着的探索精神——可是，国人普遍都是趋向于浅薄浮躁、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特别匮乏深入思考社会公共问题的毅力、信心和意志，对待重大的政策课题靠“摸着石头过河”方法。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理性精神——可是，国人直觉顿悟、感情用事、主观臆断、任性妄为、夸大事实、三人成虎。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求实精神——可是，国人主张宗法人伦关系至上，唯长辈、大人、上级、名人是从，以及从众随大流，莫做出头鸟，所谓的“道理”无非就是多多听从上述这些人群的意见。
科学精神应表现为：求真精神——可是，国人思维缺乏逻辑常识，粗糙马虎、混沌一体、囫囵吞枣、摒弃严谨。
施卫江 独立学者
2014年5月31日写于 美国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