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脸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二十五周年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究竟有多么漫长？被害人的墓前早已草木葱郁，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也日渐凋零。死难者的亲朋好友欲哭无声，咬碎牙齿吞到肚子里；杀人者依然张牙舞爪，堂而皇之地宣称，如果没有当年的果断处置，岂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刽子手们相信，让每个人都戴上口罩，整个帝国就鸦雀无声了；让历史书跳过这空白的一页，一九八九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就对屠杀的真相茫然无知了。诚然，暴政的垮台是一个遥不可期的时间节点，但抵抗遗忘的战斗一天也不能停止。关于奥斯威辛和古拉格，早已有捍卫记忆的伟大作品问世，而关于六四屠杀，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伟大的作品依旧阙如。
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盛可以开始了她的尝试，她的长篇小说《死亡赋格》就是以六四为背景。《死亡赋格》的书名，源于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作《死亡赋格》。盛可以如此解释说：“《死亡赋格》是保罗·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对纳粹邪恶本质的控诉。策兰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诗篇为人类孱弱的精神存在，树立永恒的纪念碑。我取其精神上的某种关联，写政治动乱之后，国家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上的大屠杀。”作家固然不是战士，羸弱的身体不能持枪，也不能阻挡呼啸而来的坦克；但是，作家却能用文字建筑一座纪念馆，让圣徒与暴君、烈士与屠夫、哀哭者与说谎者各归其位。
屠杀之后，你还活着，但你已经死了
年龄与我近似的盛可以，是天安门屠杀的“迟到者”。迟到不是耻辱，因为我们无法穿越时空；迟到却让我们有了一种对历史真相的好奇与渴慕，盛可以说：“这部小说献给生于一九六零年代的中国人。很多年后，当我了解更多电视屏幕外的真相，颠覆过去的认知，内心震撼。更可怕的是，上一代渐渐忘却，新生一代又浑然不知。我试图回到现场，经历一个人在青春时应该拥有的热血、革命与爱情。”我也是如此，如今一一数算身边的朋友，最好的朋友都是比我年长一代或半代的“天安门一代”，而不是我自己的同龄人——就连我的牧师，也是天安门的幸存者张伯笠牧师。
屠杀的可怕，不是在屠杀的现场有多少人罹难，不是有多少体制内的改革派从此成为“处江湖之远”的在野派，而是屠杀泯灭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引以为自豪的良知和正义感。看到鲜血和尸体，看到滚烫的枪口和丑陋的坦克，看到母亲的眼泪和孩子的惊厥，看到屠夫的微笑和领袖的从容，他们的青春时代戛然而止，唯有忘却、自嘲、玩世不恭以及加速沉沦，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死亡赋格》的主人公源梦六就是如此：他是诗人，是外科医生，是大屠杀的亲历者。源梦六一开始就断然拒绝参加反对组织“团结会”，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作为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定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他说：“我写我的诗，我做我事情，我不参加任何组织。”只是因为爱情，为了保护恋人杞子，他才不得不投身其中。这个人物，很像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格医生，本来想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却身不由己地被席卷在革命的洪流中。忧郁的诗人，离钢铁的战士有多远？
镇压之后，源梦六“弃文从医”，走上了一条与赖和、鲁迅们“弃医从文”截然相反的道路。难道是因为这个时代人们灵魂的溃败已无药可救，他才退回到拯救人身体疾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之中？而源梦六自己也早就病入膏肓：“精神上经历兵荒马乱的人，事后大多沉默。满腔热血化为死水，信仰流浪成狗。他们让心院荒芜，脑海长草，在沼泽中过着野花覆盖的日子。他们患有精神关节炎，到阴天便隐隐作痛。没有膏药。他们痛。他们忍。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分散注意力，比如捞钱，比如移民，比如搞女人。”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作者如此精准地把住了六四屠杀之后二十五年来的“中国脉”。源梦六的怪病的发作的时间，与屠杀的时刻之间，仿佛有一条神秘的纽带：“每年春夏之交，源梦六都会发一种怪病，皮肤瘙痒，过敏，起红斑，肌肉痉挛，抽搐，脑袋里咣当直响，幻觉更为严重。他抽打身体，用高温发烫的水，把自己泡得像初生婴儿满身通红。”他的幻觉是：“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人，太阳当头烘照，那些人昏厥、脱水、抽搐……场面混乱嘈杂，救护车、枪声、火焰将黑夜烧得通红。”那个血腥的夜晚，他是永远也迈不过去了；那道痛入骨髓的精神创伤，如何才能治愈呢？
天鹅谷与古拉格：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只有一条
如果《死亡赋格》只是一本呈现六四事实的写实主义小说，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在写实主义的意义上，小说的功用无法超过影像——而六四与其他屠杀事件不同的地方恰好在于，它不缺少影像的记载：当时，全球记者云集北京，采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一历史性事件。结果，戈尔巴乔夫访华事件成了配角，大小镜头都瞄准了那场意想不到的杀戮。谁的文字的力量，能超过满坑满谷的、血淋淋的照片和视频呢？
《死亡赋格》是一部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谴责屠杀者的残暴、呈现幸存者的怯懦，只是其诸多主题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与源梦六对六四的回忆交错展开的，是当下他的一段诡异的旅途：如同《桃花源记》或《镜花缘》中的探险者一样，源梦六在万念俱灰中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天鹅谷。
表面上，和谐同居、其乐融融的天鹅谷，与源梦六生活的醉生梦死、尔虞我诈的“大泱国”宛如天堂与地狱的对照。一开始，源梦六感叹于这里人们的友善、聪慧，甚至差点重新燃起消失已久的爱情之火。然而，喜欢思辨的他逐渐发现这个美丽的城邦被一套隐秘的“潜规则”所左右：精神领袖按照最佳的基因组合安排人们的婚姻，不许人们发生生育之外的性行为。人们遵循如下的宪法：“天鹅谷严格按科学生育，保证人口素质，掳获完美的人类。”他们的目标是：“富裕、秩序，人们的智商、学识、精神以及对他们人生的态度，没有欲望、贪婪、私心、杂念，一切向善，天鹅谷将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
再后来，源梦六赫然发现，在山顶云雾缭绕之处的那个城堡，并非天鹅谷居民梦寐以求的“疗养院”，而是一座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为可怕的杀戮工厂——所有到了一定年纪的老人都被运到这里，然后杀掉；所有身体和智力未能达标的婴孩也都被送到这里，断然处决。读到这里，人们才发现，这是一部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的反乌托邦小说，正如作者所说：“这部小说最艰难的是对我想象力的挑战，我要建设一个王国，一种制度，想象一个华美外表的城邦内里的溃烂。”
一场瘟疫让秩序井然的天鹅谷陷入混乱，源梦六趁机进入天鹅谷的控制中枢，与那位从不现身的精神领袖展开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如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叛逆者温斯顿·史密斯与思想警察奥勃良的辩论。那个躲藏在面具后面的精神领袖说：“好的统治者就是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好的精神领袖只要把精神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操心。”这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们都没有达致的境界。
小说的最高潮是：天鹅谷的精神领袖掀开面具，露出那张让源梦六魂牵梦绕的脸庞——她居然就是源梦六在大屠杀之后失散的爱人杞子。在那个恐怖的夜晚，作为民主运动女领袖的杞子被坦克压断腿，与重度烧伤的黑春一起逃亡到天鹅谷。黑春是与源梦六齐名的诗人，也是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写成了一部比莫尔的《乌托邦》更惊世骇俗的天书——《基因城邦》。黑春后来伤重死去，杞子则按照《基因城邦》中的构想，打造出了作为“人间天堂”的天鹅谷。
天鹅谷其实就是另一个古拉格，小说中一处有源梦六发现天鹅谷中最早的觉醒者偷偷阅读《古拉格群岛》的细节。按照那张宛如洞天福地的天鹅谷的设计图纸，却打造出如地狱般阴森恐怖的古拉格。这是一个与六四后的历史轨迹惊人地相似的预言。日后上演了一幕幕丑剧的某些学生领袖和民运精英，往往就是当初广场上最激进、最革命、最高调的“准英雄”——小说中甚至出现了杞子在“圆形广场”（与现实中的长方形的天安门广场相对应）宣读“绝食宣言”（就是六四中那个极为煽情的版本，后来很多人都拼命争夺其创作权）的情节。日光之下无新事，起初那些共产党创党党员，何尝不是单纯而热忱的五四青年？盛可以说：“一个美丽城邦，以剥夺自由，遮蔽真相为基础。一个反极权的人，当自己拥有权力后，表现却更为极端。人性的复杂与可能，总是超出预料。”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反对者与反对对象的精神同构性”的危险。极权主义最为邪恶的地方，就是让反对它的人也沾染上了其致命的病毒——傲慢、僭妄、伪善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我们明明可见：反抗者堕落为独裁者的轨迹，从来只有一种。
在绝对的虚无主义之上，有绝对的正义与绝对的拯救
盛可以的文字黑暗、残酷且冷峻，源梦六何尝不是那一代被“毒太阳“所灼伤的青年的缩影？一声枪响，他们就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虚无主义者。
但是，人的心中有一处空缺，不能让它永远空着。虚假的信仰的破灭，并不能表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信仰；邪恶暂时的胜利，也不能否认这个世界存在正义的价值。对于劫后余生的源梦六来说，虽然成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却不再写诗，分行的句子如同一排排尸体，让他触目惊心。他不断地更换女性伴侣，性爱却不能让他获得慰藉。“他后来投靠耶稣，每逢周末揣本英文版《圣经》，去本市华丽的教堂，但他高估了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结果，只是发现了赞美诗的催眠奇效，他在教堂的木椅上做相同的梦，梦见自己在圆形广场上演讲，被人群包围。他总在自己激烈演讲时惊醒，满面通红，眼睛充血，心窝冰冷，浑厚的阿门声过后，随纷纷站起来的人们走向街头，漫无目的。”走到教堂外面，他“能闻到隐约的血腥味，有时从树叶花草间散发出来，有时来自下水道，有时是从某类人的身上，即便他们洗了澡，抹了香水，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显然，作者认为，屠杀之后，旧有的世界像镜子一样破碎，再也无法修复如初。这种对救赎信仰的否定，也在陈冠中的寓言体长篇小说《盛世》中出现过，陈冠中用带着嘲讽的口吻描述日渐成长的家庭教会。实际上，并不是信仰本身不可靠，而是在盛可以和陈冠中内心深处，绝望深不见底。太深的绝望，让他们一时不愿接受这个世界上还有白白得来的恩典与拯救的事实。
不是所有人都被子弹和坦克击打成了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我们固然不能忽视人性的卑劣和黑暗，不能像那些因浅薄而乐观的儒家信徒那样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我们仍然要坚信，暴力抹煞不了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在屠杀之后的荒原中，有一群坚韧不拔的母亲奋然而前行。正义没有缺席，正义的光芒就在母亲们那历经沧桑之后仍然清澈如许的眸子里。王怡在《谁是我们的母亲》一文中写道：“人穷极而呼天，哀极而思母。杀父与杀子的历史，所留下的弥漫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凌乱之息，一面需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当中得以澄清，一面也需要在如‘天安门母亲’群体所代表的真正的母性与温情之中获得谅解和抚慰。让这个多灾变的民族在重建公共领域和政治空间之前，赢得一个在母亲跟前痛哭一晚的机会。”这是造物主给我们所有人的认罪悔改的机会，当然也包括那些罪大恶极的开枪者和下令开枪者。
作为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诗人保罗·策兰，始终无法回答“为什么活下来的人是我”这个天问，于是纵身跳进了塞纳河，《死亡赋格》因而成为他的墓志铭。盛可以的《死亡赋格》呈现的是一个笼罩在阴霾之下的幽暗而荒寒的世界，最后，天鹅谷倾覆了，杞子葬身于火海中。但是，在全书的结尾处出现了一首关于母亲的诗歌：“孩子啊，请高举你们的灵魂，一位母亲已穿好漆黑的丧衣，高贵地迎接，如死亡般灿烂的黎明。”作者的心中依然有信，有望，有爱。否则，她怎么会相信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亡乃是黎明到来前夕那一抹最深层、最苦痛的黑暗呢？我们更要相信，战胜它，便能够迎来“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