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尚在小范围征求意见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已在律师圈子中广为流传，增加对律师网上行为的约束，是此次《行为规范》和《处分规则》修订最显着的内容之一，且引起了极大争议。无独有偶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8日下发的通报，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律师和媒体人，是近年来各种公民行动中的主角，在维稳体制升级的大背景下，当局针对这两个群体加强管束，并不出人意外。此种管束升级，不仅是对新兴的民间社会的压制，也摧毁了所谓职业共同体的虚幻想像。

所谓改革开放的核心，即是既维持既有极权体系，又引入市场化机制。这一进程，在市场的一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催生了众多的新兴服务，在体制的一端，则促进了各种专门化治理手段的出现。其结果是某种混合体制和市场的机制得以产生，如在法制领域，律师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在媒体领域，既保留体制属性，但又具有市场机制的所谓市场化媒体广泛存在。在这些领域，体制内人士和体制外人士在业务上和人际交往上并存、交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某种共同遵行的游戏规则，如在法制领域推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在市场化媒体中，既有所谓新闻民工，也有体制派出的看门人，双方是事实上的同事关系。也由此，一些人士创设出所谓职业（法律人、媒体人）共同体的概念，并将之看作渐进转型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这一构想中，职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将促使某种独立于体制直接干预和管控的自治领域和自治规则的出现，由于这一领域和规则跨越体制内外，就可以起到沟通体制和民间、建立互信互动的作用。在某种更为乐观的图景中，自治领域和自治规则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并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将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和民间专业人士整合起来，形成所谓的独立第三方或中间社会，同样的，因其具有跨体制属性，一方面可以起到传达民间意愿的作用，同时又必然是符合渐进期待的温和压力，更容易促使体制作出回应，形成互信互动。不能不说，这样的图景看上去很美好。近年来，在若干案件中，又或者如南周事件这样的风波中，相当多的人士就据此加以评论，或是针对法官等体制内人士进行呼吁，体现出这一图景的广为传播和被接受。

不过，无论案件敏感程度如何，以职业共同体的名义针对法官和检查官的所有呼吁，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回应。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南周事件中，不存在跨区域的媒体人共同体，《环球时报》针对南周事件的恶心文章并没有遭到像样的抵制，而几乎就是一体照登；而在《南方周末》内部，同为媒体人的同事们，骤然之间也就分成了两派，最终，抗争被轻易地被消解。与上述构想相反，体制的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体制鸿沟似乎牢不可破。

其实，这并不难以理解，反倒是市场新极权体制运行逻辑的必然。为适应市场化，治理手段有了专业化的发展，但体制本身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相反，在1989后，曾经提出的“党政分开”早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既适应市场化，同时保持专政政治控制的新模式，笔者称之为“党政合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体制内的个体既需要拥有自身的专业技能，也需要服从体制的政治管理。市场新极权体制保留了对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由此，体制也得以将其政治控制推进到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领域，无是学校、医院、媒体还是在公营事业单位，都是如此。

与乐观者的预期相反，市场化尽管带来了新兴的服务，新兴的阶层，乃至新兴的职业意识，但在新极权的笼罩之下，并不存在独立于体制直接干预和管控的自治领域，同时，个体是否具有体制身份，成为决定其行为的根本因素。也因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有了根本的区别，而同在一家报馆内，新闻民工与上峰派出的主编，其实也不是同一类人。以是否接受体制的直接政治控制为标志，即使是职业相近、频繁交流，乃至朝夕相处的人们，也被截然划分为了两类。而两者之间并不具备真正的同一性，而是在身份、利益和体制属性上存在根本分歧。一旦发生南周事件这样的冲突，不难看出，前者其实居于优势和主导的地位。

孙立平等社会学家观察到了当代中国的断裂现象，不过，与他们所描述的不同，断裂主要不是基于财产、收入之类形成，而是基于是否具有体制身份。与乐观者的想像不同，市场化并没有淡化体制内外之别，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各体制对于控制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也更加依赖于既有的直接控制体系，在此情况之下，市场化的深入与体制加强直接控制，就成为了一种伴生现象，其结果则是逐渐形成沿体制两边的两大社会集团，无论从生活经验还是理论分析，都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的断裂，首先和主要发生在体制内外之间，公务员考试的盛极一时，各种事业编制、国有企业指标的红火，则是这个现象再明确不过的证明。

在体制直接控制弥漫之下，不可能形成跨体制的职业共同体，也不可能形成跨体制的独立第三方或者中间社会，而只会形成沿体制两边的两大社会集团。随着市场新极权体制的进一步完形和强固，转型的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两大集团的对立和冲突的升高。那种将转型寄托给所谓的职业共同体乃至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图景，在意愿上是良好的，但从认知而言，却是对市场新极权体制运行逻辑存在根本误读。也因此，试图预先防范乃至消弭体制内外对立冲突的职业共同体之类中间路线，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对应物，越来越成为一种虚妄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