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许志永、浦志强为南都案奔走辩护，法庭内外，所争者为人权法治，所鼓吹的亦是普世价值。其时，人权法治与普世价值合二为一，人心或压抑或蓬勃，都未将两者视为割裂。再往后四年，普世价值被单独拎出来作为标靶，反普世价值派肆虐南北。
反普世价值在2013年前最为猛烈。借由京奥等事业寻找最佳借口，专门狙击和污名化新闻界的专业主义。在此过程中，形成“两南问题”，反普世价值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历经摧毁，加之媒体大势易变，反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获胜，新闻界自此一马平川。
再后来，短暂涌现的反宪政潮流，反普世价值派虽然故技重施，但因新闻界早被收服，且争议的主要领域存在于社交媒体，反普世价值有心无力，并不能重掀波澜。但在另一方面，针对媒体记者的反普世价值派，转化为遏制异议人士与人权律师的反人权法治派。
这一转换的大背景，除了反普世价值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再无对手，很大程度上也因为社交媒体所营造的政治反对，此起彼伏，令维稳体制明确找到了要消除的对手。异见人士在街头，人权律师在法庭，都以法律为盾牌，挑战不法治的统治，他们被凸显出来，尤其刺目。
在传统媒体阉割了公共性之后，异见人士与律师成为社交媒体上最能制造议题的人物。他们依靠新技术进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依法相互掩映，按理获得声誉，成为万马齐喑中唯一的未被压服之人。维稳体制视其为“逆流”在所难免，反人权法治派重装上阵。
王立军早在逃馆之前，就总结出“双起论”，点破律师与记者对政权的威胁功能。律师与记者的结合，体现在深度调查报道，也体现在记者系狱时所受到的法援。反普世价值切断了律师与记者的职业联系后，勇敢的律师转而与异见人士结合。法律使然，绝非法制乐见。
近日受到重判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三人，尽管他们的案由追溯至独立候选风波，但其来有自，案子逐渐成为反人权法治派操作的议题。郭飞雄案、浦志强案追根溯源，都逃不出这个逻辑。反人权法治派心心念念，务必要攻克的地方，无外乎街头与法庭。
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震慑，反法治派会挑选街头与法庭的代表人物，予以集中遏制，杀一儆百，以收到强烈的示威功效。当维稳的重点项目从反普世价值转为反人权法治之后，刘萍、郭飞雄、浦志强等人恰好处于这个“窗口期”，体制施以重手整肃，其结果不难想像。
反普世价值的成果之一，除了绞杀新闻专业主义，引发院部共建的契机，更造就了一个犹如鸡肋般的媒体生态封闭圈。亦同此理，反人权法治派既然要破街头与法庭的少数派阵型，所牺牲的就不只是具体人等，若以人权与法治为标靶，它们必定要折戟沉沙，化作一种代价。
有别于许多人低到尘埃里的乐观，反人权法治派会取得成功。他们的功绩就像反普世价值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果一样，将“盛开”在街头与法庭。不确定的是，反普世价值可以驯服新闻界，反人权法治不一定能真的收复街头。比如，大型群体事件，并非肇始于异见人士和律师。
在短期内，可以说南周事件之后再无记者，浦志强之后再无律师，但刘萍、郭飞雄、许志永之后，街头还会出现谁，我们不知道。法庭自此寂寥，成为维稳的囊中之物；社交媒体上也许重蹈传统媒体的覆辙，但小贩与城管对峙的街头、污染横行的市镇、邪教蔓延的乡村，平静可持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