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给太监小安子讲故事：“从前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讲到这里停下了，小安子问：“下面呢？”慈禧说：“下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的研究员们听到这个故事，就不难领会中纪委驻院官员张英伟关于“三项纪律”学习辅导报告的精神实质，即中央下决心解决中国“太监知识分子”的六根不净问题。所谓的“教育学习月”活动，其实是“净身月”活动。
2014年6月，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三项纪律”建设学习教育月活动，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做学习辅导报告时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因此，我们应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切实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这一点上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
张英伟没有点名道姓说哪些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但谁都知道他说的无非是那几个敢于说真话和实话的人。在中国，说真话和实话是新闻，却得不到国内媒体的传播，只能“出口转内销”。而西方媒体把中国的真话和实话看作稀缺新闻资源，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去“点对点”地传播后，就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由于中国人长期接受“阴谋论”和“动机论”的教育，只要你说的话与西方媒体“点对点”了，不管你说的话是不是真话和实话，是不是对祖国、民族、人民有好处的话，你都被视作“叛徒”和“汉奸”，都要被“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社科院是国务院下辖直属事业单位，也被广泛视为中国政府最高级的智囊机构。按照社科院单位名称的字面和职责去理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一定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作为政府的社会管理智囊一定是各种思想的传声筒。但是，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这里不是搞社会批判的，而是搞社会赞扬的；这里不是提供智囊服务的，而是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社科院的专家都是“砖家”，你不知道他们能抛出多么雷人的“砖头子”研究成果：“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驳斥关于多党制好的种种谬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解体后更惨”，“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放开二胎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胀”，“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我国宏观税负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社科院成为“雷语”工厂，因此有网民建议中央取缔中国社科院，并提出五点理由：1、几千人靠国家财政养活，30多年没出过有重大学术价值科研成果；2、日益成学术衙门，任人为亲，内斗成习，科学作风丧失殆尽；3、除少数专家，大多数整天诠释政策，假话成习，真言稀缺；4、拿工资干私活，“闲”成普遍特征；5、科研成就远不如民间机构。
由于“马克思主义堡垒”的定位，谁想进社科院做研究员，就必须先走进净身房接受“政治纪律”教育和体制阉割。这样的做法，是由“太监理论”来指导的。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皇上，而太监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睾丸刨了去了，因违法犯了“政治纪律”而付出了失去“狂欢的工具”的代价。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中国当代皇帝再昏庸也明白，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所以要让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走进净身房。教授、专家、作家，从净身房出来后，就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无鸟一身轻”，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想升官发财，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天朝里的净身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把阴经和睾丸一起割掉的方式叫“尽去其势”，北京人简称“去势”。净身房里也存在医疗事故和手术不彻底的问题，所以有些太监六根不净。近年，世界民主化大潮来势凶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看外国总统大选，就像太监看三级片，干着急啊！一着急就挠下体，刺激了细胞复活，又长出来男儿身，同时长出来的还有知识分子精神和使命。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社会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告诉人民不要受骗。像徐友渔、于建嵘等社科院研究员，忘记了自己“太监知识分子”的身份，竟然违法党的“七不讲”政治纪律，不为皇帝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泄露了那些裸官才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国家秘密。这种六根不净的现象，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要重返“净身房”，参加“净身月”活动。
净身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宦官制度的产物，毛泽东当上皇帝后，把净身制度用在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政治运动这个净身房，把所有中共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些六根不净的知识分子试图恢复“男儿身”，邓小平及时设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净身房，一些不愿意返回净身房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成为“敌对势力”。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把腐败当成净身房，引导“太监知识分子”闷声发大财。到了习近平时代，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他以“政治纪律”为净身房，并以“法治”的名义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作为“尽去其势”手术刀。
从做人的尊严上讲，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愿意进“净身房”，但又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做到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净身房，有人选择了逃避，从体制内逃到“桃花源”隐居，目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还剩下一点的“下面”，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但是，像社科院这些搞文字的人，如果离开体制只能做媒体时事评论员，靠稿费吃饭是很困难的。一是时事评论文章很难通过审查，言论空间日益紧缩；二是中国稿费标准是世界上最低的，许多报刊所执行的还是1990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酬标准，仅为每千字30～50元。中国稿酬标准居然30年未变，这个奇迹给中国都带来了什么？几乎消灭了正常社会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的行业。据行业内的统计，到2011年中国靠稿酬生存的自由撰稿人不足千人，与全世界人工饲养的东北虎总数相当，但低于中国大熊猫1750多只的现存总数，己濒临灭绝。在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那个“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文人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不得不靠在体制内被豢养和包养；那些走出体制内的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其中一些自由撰稿人因为向“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投稿，而被以“颠覆”、“煽动”等罪名投入监狱。
在当今中国，大学院校里的行政级别也同等于净身房。在行政级别这个净身房里，知识分子被去掉了公共化，被宫廷化和私有化了，他们的理想无法超越升官发财，努力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无论是于丹的《论语心得》，还是张艺谋的《英雄》都没有脱离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的轨道。在体制阉割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自我阉割，主动献媚，自投下怀，专门与主流民意对着干，为独裁者打圆场。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的“上访人都是精神病”，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的“‘刑诉法修正或致秘密拘捕泛滥’结论荒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的“‘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系夸大”……
当绝大多数士人都成为太监的时候，都在堕落、懦弱、歌功颂德时，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时，当“太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当“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让你喝三聚氰胺，让你喝假茅台，让你吃毒食品，废了你的肾功能，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自己不是男人了，反而觉得俄罗斯“竟无一人是男儿”。杜君立在《体制下的中国》一文中说：“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这种灾难性的问题曾经导致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2200年时间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云之焰《跪还是不跪》）”。
本文写到这里，本该收笔，但笔者最后给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讲一个故事：从前山里有个净身房，净身房里有个研究员，下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014年6月，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三项纪律”建设学习教育月活动，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做学习辅导报告时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因此，我们应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切实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这一点上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
张英伟没有点名道姓说哪些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但谁都知道他说的无非是那几个敢于说真话和实话的人。在中国，说真话和实话是新闻，却得不到国内媒体的传播，只能“出口转内销”。而西方媒体把中国的真话和实话看作稀缺新闻资源，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去“点对点”地传播后，就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由于中国人长期接受“阴谋论”和“动机论”的教育，只要你说的话与西方媒体“点对点”了，不管你说的话是不是真话和实话，是不是对祖国、民族、人民有好处的话，你都被视作“叛徒”和“汉奸”，都要被“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社科院是国务院下辖直属事业单位，也被广泛视为中国政府最高级的智囊机构。按照社科院单位名称的字面和职责去理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一定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作为政府的社会管理智囊一定是各种思想的传声筒。但是，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这里不是搞社会批判的，而是搞社会赞扬的；这里不是提供智囊服务的，而是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社科院的专家都是“砖家”，你不知道他们能抛出多么雷人的“砖头子”研究成果：“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普世价值只是一个幻想”，“驳斥关于多党制好的种种谬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解体后更惨”，“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放开二胎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胀”，“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我国宏观税负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社科院成为“雷语”工厂，因此有网民建议中央取缔中国社科院，并提出五点理由：1、几千人靠国家财政养活，30多年没出过有重大学术价值科研成果；2、日益成学术衙门，任人为亲，内斗成习，科学作风丧失殆尽；3、除少数专家，大多数整天诠释政策，假话成习，真言稀缺；4、拿工资干私活，“闲”成普遍特征；5、科研成就远不如民间机构。
由于“马克思主义堡垒”的定位，谁想进社科院做研究员，就必须先走进净身房接受“政治纪律”教育和体制阉割。这样的做法，是由“太监理论”来指导的。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皇上，而太监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睾丸刨了去了，因违法犯了“政治纪律”而付出了失去“狂欢的工具”的代价。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中国当代皇帝再昏庸也明白，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所以要让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走进净身房。教授、专家、作家，从净身房出来后，就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无鸟一身轻”，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想升官发财，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天朝里的净身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把阴经和睾丸一起割掉的方式叫“尽去其势”，北京人简称“去势”。净身房里也存在医疗事故和手术不彻底的问题，所以有些太监六根不净。近年，世界民主化大潮来势凶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看外国总统大选，就像太监看三级片，干着急啊！一着急就挠下体，刺激了细胞复活，又长出来男儿身，同时长出来的还有知识分子精神和使命。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社会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告诉人民不要受骗。像徐友渔、于建嵘等社科院研究员，忘记了自己“太监知识分子”的身份，竟然违法党的“七不讲”政治纪律，不为皇帝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泄露了那些裸官才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国家秘密。这种六根不净的现象，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要重返“净身房”，参加“净身月”活动。
净身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宦官制度的产物，毛泽东当上皇帝后，把净身制度用在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政治运动这个净身房，把所有中共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些六根不净的知识分子试图恢复“男儿身”，邓小平及时设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净身房，一些不愿意返回净身房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成为“敌对势力”。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把腐败当成净身房，引导“太监知识分子”闷声发大财。到了习近平时代，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他以“政治纪律”为净身房，并以“法治”的名义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作为“尽去其势”手术刀。
从做人的尊严上讲，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愿意进“净身房”，但又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做到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净身房，有人选择了逃避，从体制内逃到“桃花源”隐居，目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还剩下一点的“下面”，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但是，像社科院这些搞文字的人，如果离开体制只能做媒体时事评论员，靠稿费吃饭是很困难的。一是时事评论文章很难通过审查，言论空间日益紧缩；二是中国稿费标准是世界上最低的，许多报刊所执行的还是1990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酬标准，仅为每千字30～50元。中国稿酬标准居然30年未变，这个奇迹给中国都带来了什么？几乎消灭了正常社会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的行业。据行业内的统计，到2011年中国靠稿酬生存的自由撰稿人不足千人，与全世界人工饲养的东北虎总数相当，但低于中国大熊猫1750多只的现存总数，己濒临灭绝。在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那个“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文人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不得不靠在体制内被豢养和包养；那些走出体制内的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其中一些自由撰稿人因为向“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投稿，而被以“颠覆”、“煽动”等罪名投入监狱。
在当今中国，大学院校里的行政级别也同等于净身房。在行政级别这个净身房里，知识分子被去掉了公共化，被宫廷化和私有化了，他们的理想无法超越升官发财，努力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中“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无论是于丹的《论语心得》，还是张艺谋的《英雄》都没有脱离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的轨道。在体制阉割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自我阉割，主动献媚，自投下怀，专门与主流民意对着干，为独裁者打圆场。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的“上访人都是精神病”，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的“‘刑诉法修正或致秘密拘捕泛滥’结论荒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的“‘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系夸大”……
当绝大多数士人都成为太监的时候，都在堕落、懦弱、歌功颂德时，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时，当“太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当“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让你喝三聚氰胺，让你喝假茅台，让你吃毒食品，废了你的肾功能，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自己不是男人了，反而觉得俄罗斯“竟无一人是男儿”。杜君立在《体制下的中国》一文中说：“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这种灾难性的问题曾经导致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2200年时间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云之焰《跪还是不跪》）”。
本文写到这里，本该收笔，但笔者最后给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讲一个故事：从前山里有个净身房，净身房里有个研究员，下面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