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忽然于六月十日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明明白白地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有权向特首发出指示，对香港制订的法律有监督权；人大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包括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法官是“治港者”的一部分，所以必须是“爱国者”，审案时要识趣；北京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北京对香港有管治权的这些说法，近年从京官及北京代理人的口中都听过不少。不过，有系统地以白纸黑字写出来，以政府报告形式出现，相信则属第一次，故效果相当震撼。不少人惊觉原来“一国”可以任意凌驾香港这“一制”，原来《基本法》所谓北京只管国防外交，其余都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可以由北京任意解读，《基本法》这个保护伞原来如此脆弱。
前一天，身兼全国政协常委的九仓主席吴光正在股东大会后的记者会上，忽然大谈政治。此举相信是香港财团富豪接受中共号召后 “发声”，为中共的“鸟笼”政制护航。说护航也未必准确，因为香港很多生意人实际上是现存不民主政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乐见港人接受有筛选的“假普选”，由中共有莫大影响力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中共认可的候选人，然后才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
有趣的是 ，吴光正还对“50年不变”作出新“注脚”。他说，50年不变并非只是“马照跑，舞照跳”（当年邓小平的名言），而是政治权利也不变，还质问港人港英时期香港人有否政治权力，完全漠视《基本法》规定迈向“双普选”的条文。他“语重心长”地警告香港人：“香港50年不变，现在已过了16年，还有34年，（剩下）不是好多，好自为之！”想不到第二天，北京方面实际上已宣布，没有50年不变这回事。
所谓“双普选”，即立法会所有议席由市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公民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目前香港立法会有差不多一半，即30席，是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是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
其实，认为有权主宰自己命运的香港人，并不相信什么50年不变，但改变应属香港人的内部事务，包括争取真正的“双普选”，包括争取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减少贫富不公。只可惜香港人这些朴素的诉求，被认定在“搞事”，甚至扯上“外部势力”，中共及香港建制派誓要全面打压。
例如早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接受访问，对争取普选的“占中运动”指指点点，说占领中环危害香港法治，有人图谋夺取香港的管治权，中央不会容许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有必要时会作出干预云云，都是企图恐吓一些胆小的香港人，疏离一些怕事的香港人。
周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代表中方参与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六四”学运后接替同情北京学生的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是一个强硬派京官，在九七到来前的过渡期内，与1992年来港担任末代港督的彭定康角力。
“六四”之后，香港人对中共政权有很大抗拒。虽然很多人明知英国派彭定康当港督是来搞局，明知他提出的是短命的民主改革，亦明知英国人违背了与中国秘密达成的过渡安排协议，但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让更多香港人能参与香港事务，令代表较多市民的民主派在立法局有合乎比例的议席（不像现在民主派议员获得五成五的选票，但只有三分一多一点的议席），向往民主的香港人没道理不接受。其实当时资深议员刘慧卿就曾提出全面普选立法局，只差一票便通过。倘通过，九七前的香港民主之春可能更精彩。十七年后，刘慧卿已无当年之勇，对普选态度转趋务实。
香港人争取民主普选，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抗衡一下家长式专制的跋扈，无论九七前或后。是否外国阴谋，香港人会很理性务实地思考。如果可令香港人当家作主，让他们拥有更多监督和管理的权利，管它是否“外国阴谋”，一概欢迎，例如1995年的彭定康政改方案。如果令香港人的自由空间萎缩，那么不论它是否为了“民族大义”，例如2003年的“廿三条”立法，一概反对。现在一厢情愿地要求香港人识趣，当“爱国者”，即听话的顺民，实在难为了港人。
2003年的“廿三条”事件中，超过50万港人反对为“国家安全”立法，自由党顺从民意而转投反对票，董建华政府眼见法案不够票数，终止了立法程序。但港人这次反抗，让北京方面认定香港人“养不熟”，即所谓“人心未回归”，因而加紧了对香港的控制。
事实上，香港百多年来由英国统治，中共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后，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利用它作为对外窗口和情报中心，香港难以不成为中外政治势力角力的场所。但九七后外国势力撤退，识时务而向中共献媚者大增，中共凭藉宗主国的方便，加上经济实力大增，要影响渗透香港比以往前所未有地容易和方便。此消彼长之下，九七后外国势力在香港的影响力究竟还有多大？心甘情愿当不光彩“外国走狗”的人还剩多少？
正如熟悉中共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在中共发表白皮书之后说，“外国势力干预”一直是中共的心魔，然而今时今日现实未必如此。
问题依然是，除了船坚炮利，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即所谓软实力，席卷全世界，这些思潮，包括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一并影响世界。中共曾经高度依靠苏联支援，不得不听命于、至少是选择性听命于斯大林，反映资本主义/现代化及由此衍生的反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全世界“落后地区”的影响。
至少在六十年代与苏联闹翻之前，中共不会视苏联是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外部势力。五十年代苏联援华专家享有无上特权，中国人都不视之为“丧权辱国”。
换言之，是“邪恶”的外国势力，还是“兄弟国”的友谊之手，只是垄断政权者的垄断话语。今天因为香港人要争取真普选而提出占领中环，不同官阶的官僚，退休的，未退休的，以至大大小小的建制精英，工商大贾，都争相恶言相向，一言以蔽，是不喜欢、或害怕垄断权力受到挑战。
至于颠覆基地，这是香港的“光荣传统”。当年如果没有这块清廷魔爪不能伸到的地方，孙中山那群革命党人可能早被抓去杀头。当年不知多少共产党人藏身于香港逃避国民党追捕。现在，香港仍能进行一些大陆禁止的活动，例如组党结社，例如每年的“六四”悼念活动，一些在大陆禁制的言论也仍可在香港发表。这是香港最珍贵的传统。
其实，在一些先进民主社会，“颠覆”、“叛国”等罪名越来越被人诟病，有些国家在人民压力下进行了法律改革，譬如“颠覆政权”早已已经不是什么罪，因为每次选举都有可能和平颠覆政权，即执政党倒台，这是人民抉择的结果。至于“叛国”，一般平民百姓何德何能“叛国”，口头上说“叛逆”的话，也完全为法律所容许。
香港人要“占中”争取公民提名、反对有筛选的假普选，即使触犯法例，也是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应由香港法庭处理。
事情发展至此，香港人应该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独裁者对自由的保证都是假的，它千方百计要剥夺人民的自由才是真的。
因此，香港人要对白皮书说不。这样做，也是对大陆愿意冒险维权，争取民主的人的鼓舞。心还未死的香港人，前面的难关重重，风险也越来越大，但还有退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