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权贵利益集团以相互利益输送的方式存在时,只能是权力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虽然它的意识形态还保留着以前的内容,但根本问题却是以利益为中心了,权力向利益集团输送权力,利益集团向权力输送利益,成了今时代的“鱼儿离不开水”。如果权力和利益不相互输送的话,那就成了乌托邦,真正的乌托邦恐怕在世界上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只能昙花一现。
面临党内斗争,习近平会面临赫鲁晓夫一样的处境吗?
权力和利益相互输送,不可能不存在内外部派系和各种利益之争,于是就有了所谓反腐败。这样的反腐败不可能持久,因为担心斗争太厉害会导致整体翻船,邓小平和陈云就很明白其中的奥妙,知道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和权势要保持一定的相互平衡,这样便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的稳定。既然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如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鱼死网破,相安无事便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至于将来会否有突发事件,或斗争升级,你死我活,成为导火索,导致翻船,他们也会考虑,但多数是经验为衡量的标准,只要能维持当前,就可以维持一阵子,五年一届,十年两届,很快就能过去,至于今后怎么办,恐怕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图谋那么久,因为很多要员的子孙们,他们的财富、绿卡、护照和假名护照都已准备好,一旦局势恶化,随时就会溜之大吉。至于民主、自由、法治和政治改革,往往都是走走过场,吹拉弹唱一番,连纸上谈兵如谈不上。对于毛泽东而言,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上高于一切;对于邓小平而言,他也要权也要说了算;对于江泽民而言,把自己的人都安插在身边就比较安全;对于胡锦涛而言,煎熬和稀泥也要度过十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想方设法自己能说了算。
这样以来,一任比一任艰难,后任的更为艰难,因为前面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完成了,后来的人怎么样?只能把前面建设的都拆毁,自己再依葫芦画瓢重建,拆毁,重建,再拆毁,再重建,如此反复循环,反腐败也算是一种拆毁、重建、拆毁的手段,问题是当你还没有拆毁别人的,自己的就会被别人拆毁了,怎么办?苏联党的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干的,他胆子很大,干劲很足,但不彻底,最后一夜之间权力从手中失去,习近平难道没有这样的担心吗?他的胆子虽然有点大,但有前面各任利益集团的制衡,他还有多少空间,他只能是坚忍,运气好能像胡锦涛一样和稀泥,靠坚忍煎熬度过十年,运气不好就会有像赫鲁晓夫瞬间失去权力一样的结局。
面临棘手而无策的香港问题,背信弃义得不偿失
香港问题其实是确保“一国两制”的问题,核心是1984年达成的、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基本法》,这部法律是香港的“宪法”,但是今年6月10日国新办发表了一份香港问题的白皮书,明显是干涉香港内政和破坏“一国两制”,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还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6月23日《南华早报》),其解释说,香港必须服从“一国”,这就等于说要接受中共的领导,“两制”就可能混合成“一治”,这样就把一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整体分成高低、上下之分,明显不符合《基本法》,所以香港公民要游行示威抗议,要直选特首,不要大陆推荐或“内定”特首。截至6月23日上午九时已获71万人投票支持公投,支持全民投票普选特首。
普选特首本来的时间表就是2017年,正赶上香港回归主权二十年。邓小平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时间表是“五十年不变”,到2047年正好是五十年,如果香港的制度改变,只能要等到2047年,但现在只能是完全的“一国两制”,除了外交和国防主权问题外,香港特首选举和香港政府事务都是香港内部事务,中央不能干涉,否则就是违背香港《基本法》。可是现在北京当局已经等不及了,蠢蠢欲动,伸手开始干涉香港内政事务了,这个事情会让习近平感到很棘手,如果北京当局不让步,只能给外界留下一个背信弃义的口实。
可以预见,今年“七一”当天香港上街的人数将会超过以往,因为这次“占领中环”特首普选方案全民投票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一国两制”若被破坏,香港恐怕会倒退成为“广东的深圳”,特首也会沦为“市委书记”。一旦“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被破坏了,香港成功所具有的自由社会、自由市场,以及法治和不干预的政府这一基础也会被破坏。
对于台湾问题,有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前车之鉴,恐怕他们更倾向于“不谈判,不接触”,维持“一中各表”的现状——中共也会玩文字游戏,自然也会说“一中”高于“各表”,“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就违背了“一中”是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各表的“九二共识”了,台湾民对此不会有不清楚的认知。
只计算利润不评估风险,必然遭遇四面楚歌和十面埋伏
习近平上台执政已经一年有半,基本上是内外交困,外交依然是四处投钱,不管灵不灵,利益输送总能获得少许外交面子。香港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刺激台湾下届政党轮换,民进党重新上台。当然,最棘手的还是党内稳定和国内稳定,中共最怕出现政权内部分裂式的突发事件,那就可能权力不保,甚至垮台。如果党内斗争平衡,经济维持胡温状态,国内若能够保持大致稳定,基本可以维持五年或七八年。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会谈稳定,习近平也不例外,因为在稳定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更好地分配权力和利益输送,坐稳江山。眼前的稳定是有的,不妨看看习近平的近期其言其行,未来八年多时间,他若在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他掌权可以会有下列几项政治走势:一是抓权第一,各种重要的领导小组都归到自己名下,尽量去占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岗位,从中央到地方尽量安插自己的人马,至少周永康原掌握的政法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需要补缺和轮换,可将自己的一部分人马迅速补上,“浙江帮”如赵洪祝、蔡奇、黄坤明、钟绍军等已经上位,一些人还有更高的晋升空间,整个党政军系统要安插进自己的人马,至少需要五年多时间,最后他只剩下三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期间完成权力分配和利益输送,以及身后大事,比如接班人,他就可以为自己的政绩浓墨重彩一番了;近一年来,那些退休政治局常委频频出镜,就是为了显示各自的政治生命还很强大,而且政治影响力丝毫不减,习近平要等待这些元老故去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实权;二是抓个人声誉和政绩,所谓港媒报道的“政治顶层设计师”,强势打造“中国梦”概念,不排除他提早为自己整合一套先进治国理念,或提前推出“习近平文选”和宣传“习近平治国思想”等等,为未来的政绩造势;三是“枪杆子”和“刀把子”是心腹大患,因为新疆反恐维稳,成本巨大,国内经济若出现大幅停滞或增长变缓,出现严重问题,比如内地民变频繁,维稳警力武力财力不足,随时可以使政局发生动荡,这点是他要防的,但也是防不胜防的,他的政治危险和政治压力也在此;四是当前选择性“反腐败”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消极怠工,又加上制度性腐败无法根除,同样“反腐败”自身也会腐败,既然根子已经烂透了,恐怕“反腐败”运动给中共病体带来更严重的创伤,本来手术不成功,反而使病情更恶化了,所以“反腐败”可能也只能小反,或“选择性”中反,不敢动大手术,比如政治局常委一级就不反了。中共反腐败的最佳境界是造势而已,如真反腐败,中共也必然因此垮台,邓小平早就预言,中共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真要亡了谁也没有办法补救。
对于中共执政的政绩而言,可圈可点的正是近三十年来壮大了权贵利益集团,这话没错,其实中共本身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喊改革是它,不改革也是它,形象地说,中共健在元老和现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正是他们在把持这个集团,就好像承包最大工程项目的最贪婪的建筑包工头一样,他们常常多计算利润而少估算风险或错误估算风险——只有贪婪所得而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结果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致命的失败,就像大船在江中突然翻船一样。所有共产党专制国家,几乎都是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表面一套,实际一套,表面上念念不忘强调发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一百年不动摇”,实际上完全靠官僚集团在腐败中前进,就像没有方向的航船一样,走一步算一步,明知不可救药结果却仍然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整个机构不但意识形态和执政思想僵化,整个制度和整个体制也都僵化,他们完全回避或绕开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权力不受限制,任人唯亲和惟利是图,官僚靠关系上位,非亲信得不得提拔,滥用党权政权而无法无天,而且致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不满情绪。
至少自1979年以来,北京政权的管理模式还是表面上老一套,正如外国人所理解的表面现象那样,由中央政权控制全国,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和人大、政协“两会”,把重要的事务交给这三个会议的问题进行研究和通过,然后通过会议决定的文件下发到各地贯彻执行,全国贯彻执行(其实是盲目执行或选择执行)。平时,中央经常向外抛洒一些有关发展经济、小康、中国梦、现代化之类的“精神糖丸”,又靠着“反腐败”这根大棒,既有胡萝卜、大棒,又有“糖丸”,似乎足以治国安邦,万事大吉了。
表面形式上确实如此,事实上并非如此,政权的贪婪越甚,其风险越严重。中共治理国家,经常会陷入这样的怪圈:利益有了就抢夺,没有利益就让官僚集团自身的腐败去对付和消解,结果往往是“会开过了就等于办了,办了就等于办成功了”,利益高于风险,最后树倒猢孙散。谁也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习近平若像赫鲁晓夫那样干,也只能维持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结果戈尔巴乔夫就沦为末代皇帝,苏共垮台了,中共历任接班人也是如此,邓小平就相当于赫鲁晓夫,然后江泽民、胡锦涛就像其后任,习近平又有点像大权掌握后的赫鲁晓夫,但并不是完全实权,又加上内外交困,特别的内部事务和党内派系的激烈斗争,他可能会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然,中共和苏共并没有完全的相比性,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苏共走不通的道路,中共肯定也走不通,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胡近平、江近平、邓近平、毛近平,结果都会一样,它们都在四面楚歌或十面埋伏的情况下殊路同归。
面临党内斗争,习近平会面临赫鲁晓夫一样的处境吗?
权力和利益相互输送,不可能不存在内外部派系和各种利益之争,于是就有了所谓反腐败。这样的反腐败不可能持久,因为担心斗争太厉害会导致整体翻船,邓小平和陈云就很明白其中的奥妙,知道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和权势要保持一定的相互平衡,这样便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的稳定。既然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如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鱼死网破,相安无事便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至于将来会否有突发事件,或斗争升级,你死我活,成为导火索,导致翻船,他们也会考虑,但多数是经验为衡量的标准,只要能维持当前,就可以维持一阵子,五年一届,十年两届,很快就能过去,至于今后怎么办,恐怕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图谋那么久,因为很多要员的子孙们,他们的财富、绿卡、护照和假名护照都已准备好,一旦局势恶化,随时就会溜之大吉。至于民主、自由、法治和政治改革,往往都是走走过场,吹拉弹唱一番,连纸上谈兵如谈不上。对于毛泽东而言,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上高于一切;对于邓小平而言,他也要权也要说了算;对于江泽民而言,把自己的人都安插在身边就比较安全;对于胡锦涛而言,煎熬和稀泥也要度过十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想方设法自己能说了算。
这样以来,一任比一任艰难,后任的更为艰难,因为前面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完成了,后来的人怎么样?只能把前面建设的都拆毁,自己再依葫芦画瓢重建,拆毁,重建,再拆毁,再重建,如此反复循环,反腐败也算是一种拆毁、重建、拆毁的手段,问题是当你还没有拆毁别人的,自己的就会被别人拆毁了,怎么办?苏联党的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干的,他胆子很大,干劲很足,但不彻底,最后一夜之间权力从手中失去,习近平难道没有这样的担心吗?他的胆子虽然有点大,但有前面各任利益集团的制衡,他还有多少空间,他只能是坚忍,运气好能像胡锦涛一样和稀泥,靠坚忍煎熬度过十年,运气不好就会有像赫鲁晓夫瞬间失去权力一样的结局。
面临棘手而无策的香港问题,背信弃义得不偿失
香港问题其实是确保“一国两制”的问题,核心是1984年达成的、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基本法》,这部法律是香港的“宪法”,但是今年6月10日国新办发表了一份香港问题的白皮书,明显是干涉香港内政和破坏“一国两制”,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还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6月23日《南华早报》),其解释说,香港必须服从“一国”,这就等于说要接受中共的领导,“两制”就可能混合成“一治”,这样就把一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整体分成高低、上下之分,明显不符合《基本法》,所以香港公民要游行示威抗议,要直选特首,不要大陆推荐或“内定”特首。截至6月23日上午九时已获71万人投票支持公投,支持全民投票普选特首。
普选特首本来的时间表就是2017年,正赶上香港回归主权二十年。邓小平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时间表是“五十年不变”,到2047年正好是五十年,如果香港的制度改变,只能要等到2047年,但现在只能是完全的“一国两制”,除了外交和国防主权问题外,香港特首选举和香港政府事务都是香港内部事务,中央不能干涉,否则就是违背香港《基本法》。可是现在北京当局已经等不及了,蠢蠢欲动,伸手开始干涉香港内政事务了,这个事情会让习近平感到很棘手,如果北京当局不让步,只能给外界留下一个背信弃义的口实。
可以预见,今年“七一”当天香港上街的人数将会超过以往,因为这次“占领中环”特首普选方案全民投票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一国两制”若被破坏,香港恐怕会倒退成为“广东的深圳”,特首也会沦为“市委书记”。一旦“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被破坏了,香港成功所具有的自由社会、自由市场,以及法治和不干预的政府这一基础也会被破坏。
对于台湾问题,有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前车之鉴,恐怕他们更倾向于“不谈判,不接触”,维持“一中各表”的现状——中共也会玩文字游戏,自然也会说“一中”高于“各表”,“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就违背了“一中”是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各表的“九二共识”了,台湾民对此不会有不清楚的认知。
只计算利润不评估风险,必然遭遇四面楚歌和十面埋伏
习近平上台执政已经一年有半,基本上是内外交困,外交依然是四处投钱,不管灵不灵,利益输送总能获得少许外交面子。香港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刺激台湾下届政党轮换,民进党重新上台。当然,最棘手的还是党内稳定和国内稳定,中共最怕出现政权内部分裂式的突发事件,那就可能权力不保,甚至垮台。如果党内斗争平衡,经济维持胡温状态,国内若能够保持大致稳定,基本可以维持五年或七八年。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会谈稳定,习近平也不例外,因为在稳定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更好地分配权力和利益输送,坐稳江山。眼前的稳定是有的,不妨看看习近平的近期其言其行,未来八年多时间,他若在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他掌权可以会有下列几项政治走势:一是抓权第一,各种重要的领导小组都归到自己名下,尽量去占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岗位,从中央到地方尽量安插自己的人马,至少周永康原掌握的政法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需要补缺和轮换,可将自己的一部分人马迅速补上,“浙江帮”如赵洪祝、蔡奇、黄坤明、钟绍军等已经上位,一些人还有更高的晋升空间,整个党政军系统要安插进自己的人马,至少需要五年多时间,最后他只剩下三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期间完成权力分配和利益输送,以及身后大事,比如接班人,他就可以为自己的政绩浓墨重彩一番了;近一年来,那些退休政治局常委频频出镜,就是为了显示各自的政治生命还很强大,而且政治影响力丝毫不减,习近平要等待这些元老故去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实权;二是抓个人声誉和政绩,所谓港媒报道的“政治顶层设计师”,强势打造“中国梦”概念,不排除他提早为自己整合一套先进治国理念,或提前推出“习近平文选”和宣传“习近平治国思想”等等,为未来的政绩造势;三是“枪杆子”和“刀把子”是心腹大患,因为新疆反恐维稳,成本巨大,国内经济若出现大幅停滞或增长变缓,出现严重问题,比如内地民变频繁,维稳警力武力财力不足,随时可以使政局发生动荡,这点是他要防的,但也是防不胜防的,他的政治危险和政治压力也在此;四是当前选择性“反腐败”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消极怠工,又加上制度性腐败无法根除,同样“反腐败”自身也会腐败,既然根子已经烂透了,恐怕“反腐败”运动给中共病体带来更严重的创伤,本来手术不成功,反而使病情更恶化了,所以“反腐败”可能也只能小反,或“选择性”中反,不敢动大手术,比如政治局常委一级就不反了。中共反腐败的最佳境界是造势而已,如真反腐败,中共也必然因此垮台,邓小平早就预言,中共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真要亡了谁也没有办法补救。
对于中共执政的政绩而言,可圈可点的正是近三十年来壮大了权贵利益集团,这话没错,其实中共本身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喊改革是它,不改革也是它,形象地说,中共健在元老和现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正是他们在把持这个集团,就好像承包最大工程项目的最贪婪的建筑包工头一样,他们常常多计算利润而少估算风险或错误估算风险——只有贪婪所得而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结果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致命的失败,就像大船在江中突然翻船一样。所有共产党专制国家,几乎都是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表面一套,实际一套,表面上念念不忘强调发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谓“一百年不动摇”,实际上完全靠官僚集团在腐败中前进,就像没有方向的航船一样,走一步算一步,明知不可救药结果却仍然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整个机构不但意识形态和执政思想僵化,整个制度和整个体制也都僵化,他们完全回避或绕开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权力不受限制,任人唯亲和惟利是图,官僚靠关系上位,非亲信得不得提拔,滥用党权政权而无法无天,而且致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不满情绪。
至少自1979年以来,北京政权的管理模式还是表面上老一套,正如外国人所理解的表面现象那样,由中央政权控制全国,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和人大、政协“两会”,把重要的事务交给这三个会议的问题进行研究和通过,然后通过会议决定的文件下发到各地贯彻执行,全国贯彻执行(其实是盲目执行或选择执行)。平时,中央经常向外抛洒一些有关发展经济、小康、中国梦、现代化之类的“精神糖丸”,又靠着“反腐败”这根大棒,既有胡萝卜、大棒,又有“糖丸”,似乎足以治国安邦,万事大吉了。
表面形式上确实如此,事实上并非如此,政权的贪婪越甚,其风险越严重。中共治理国家,经常会陷入这样的怪圈:利益有了就抢夺,没有利益就让官僚集团自身的腐败去对付和消解,结果往往是“会开过了就等于办了,办了就等于办成功了”,利益高于风险,最后树倒猢孙散。谁也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习近平若像赫鲁晓夫那样干,也只能维持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结果戈尔巴乔夫就沦为末代皇帝,苏共垮台了,中共历任接班人也是如此,邓小平就相当于赫鲁晓夫,然后江泽民、胡锦涛就像其后任,习近平又有点像大权掌握后的赫鲁晓夫,但并不是完全实权,又加上内外交困,特别的内部事务和党内派系的激烈斗争,他可能会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然,中共和苏共并没有完全的相比性,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苏共走不通的道路,中共肯定也走不通,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胡近平、江近平、邓近平、毛近平,结果都会一样,它们都在四面楚歌或十面埋伏的情况下殊路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