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FT中文网读到一篇《政权垮台？中央党校激辩——改革的最后机遇》的长文，始知有中共“党内第一思想库”之称的中央党校，竟也开始激辩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寿命还剩下多长时间的问题。文中披露出党内的顶级理论精英们其实也对“中共体制缺乏信心”，并公开发出了这个党还能“在这口热锅上坐多久？”的质疑。实际上，此前他们自己也承认在内部范围就“曾有过不少关于中共即将垮台的可怕预测”。
我们从中央党校这个相当于培养中共中高级领导人这所超级大学的历任校长——毛泽东、胡锦涛及习近平的名字即可知道，“党校”的地位在中国非同一般。
在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政局走向均莫衷一是的今天，中共自身也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难以把握的尴尬境地。他们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不祥之兆，不外乎是基于这样三个因素，一是顶层在政治上越来越趋向保守主义，二是因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越来越有大规模走上街头的迹象，三是悖逆国际上民主浪潮的发展趋势。
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自1900年伊始，世界上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制的政体下；但到21世纪初，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已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这就是说，60%的地球人已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现在的中共政党，正如中央党校一位参与激辩的教授所比喻的一样，实际上它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商会，入党是商人拓展人脉和斩获利润丰厚之合同的最佳途径。”这句话的确“最为贴切的描述”了现在这个早已变味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现状。
虽然这个“最大的商会”经受住了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的考验，但教授们毕竟因为置身意识形态的理论核心层，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发展大趋势自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故而他们仍然不免要自问——“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个原来自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激辩”，这至少可以证明，处于顶层的这样“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理论家们自身也对60多年的一党专制开始有岌岌可危的预感了。
这些专门从事共产党理论研究的体制内学者所依据的历史是，世界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前者连续执政69年或者说74年，后者连续执政71年、直至2000年才垮台。用不了五年时间，中共就将对这两者的纪录构成挑战。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威权体制往往走向民主，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将加快这一进程，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放缓将加大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严重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上高度的腐败，可增加变革的动力。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经过这三十多年代价颇高的经济折腾和社会道德滑坡，最初的信仰不仅在党内已经荡然无存，而且体制外的大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公平失衡也已严重失信。这使得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火山口，只要有一个机会点燃，再连城燎原之势，中央政权就难以达成有效控制。这也是这些理论家们感到危机四伏的原因之一。
当今庞大的平民底层社会已变成一种极不稳定的动荡因素。即便是中产阶层，对现状也并非满意。“与GDP增速相比，中国中产阶级更关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清廉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 何况上层所折射出来的强横和巨富令他们不堪一比！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积极投身于移民事业。至少让自己的三亲六戚先悄悄准备好退路再说。正如他们为自己所在的这个政党各级领导人所绘出的生动群像一样——“这些人准备在当前政治体制穷途末路之时立马走人，但他们目前仍将留在中国，为的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多攫取点钱。他们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充分说明，中国当前一党专政下的稳定有多么脆弱。”
这其中的原因，他们早有认识——“空洞的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并不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是程式化地佯作遵从），腐败日益猖獗，未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及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其他迹象还有：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民族动荡，精英派系主义，税赋过重且税收收入大多落入官员的腰包，严重且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以及缺乏可靠的法治。”于是乎，官员谁还把什么长远利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呢？捞一把就走，权利不用过期作废。
因此，这才有后来中央党校教授的林喆才清醒地意识到，中共要准备“千秋万代”执政下去的美梦不可能实现。因为“体制内各级组织的腐败成风威胁到了中共的合法性。” 事实上，现在甚至有开明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士也纷纷相信：现在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时日，如果不马上推行严肃认真的政治改革，中共就将被赶下台。但与此同时也有仍然怀抱侥幸心理的政治理论家们，多少会为现政权的表面稳定略感慰藉，他们辩称，“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很特殊，目前仍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威权体制垮台浪潮绝不会冲到中国的海岸。”
笔者前不久与一位对国内局势有深刻分析的海外知识分子进行过冷静地分析后都认为，今天的中共政权，作为权宜之计紧紧抓住了这样三种执政手段，一是确实在修补、促进提振与民生相关的政策措施；二是抓紧官方舆论和民间言论的控制；三是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枪杆子。前者确实有效地稳住了社会中、低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心，后两者则保证了随时准备灭火的应变有效性。而且大家都明白，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膜拜毛泽东时代原初信仰的人早已几近绝迹。意识形态的普遍淡化，使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全民宗教。所以，将来一旦发生变革，注定不会是因为所谓伟人思想的迅速启蒙，而一定是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受损。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因经济指标的降速而造成社会大面积的利益受损，那么，则会如著名思想家福山所预测的一样，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出现的那种民众起义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旦当前的经济放缓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或者引发大规模失业，中国政府马上将面临某种形式的民众起义。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慢慢看出来，新的领导人断不会是 “某些人所期盼的那种暗地里的政治改革者”。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现行体制有朝一日肯定会垮台，可能是数年或十数年之后。显然这是必将发生的。因此，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能不能避免政治上的民主转型，而是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血腥轮回的重现。他们的担忧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们也在暗暗担忧，新的领导层自上任以来，主持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见分子、自由言论、民族分裂分子和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击，使得民众连最基本的心绪释放都找不到出口，以前尚有一点属于“威权的弹性”空间，现在也因对执政自信心的缺失儿渐行渐远。这样恍如高压锅的憋气效应一样，一旦达到忍无可忍之状，所引发的爆裂反应将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像许多党内和党外人士所担心的一样，“如果还用老一套的压制工具来压制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新领导层总有一天会如梦方醒地发现，民众全都走上了街头。”
而现在政治收紧的种种迹象令人不得不深感忧虑，中国的政局正在逐渐向这一天蓄势待发。
我们从中央党校这个相当于培养中共中高级领导人这所超级大学的历任校长——毛泽东、胡锦涛及习近平的名字即可知道，“党校”的地位在中国非同一般。
在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政局走向均莫衷一是的今天，中共自身也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难以把握的尴尬境地。他们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不祥之兆，不外乎是基于这样三个因素，一是顶层在政治上越来越趋向保守主义，二是因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越来越有大规模走上街头的迹象，三是悖逆国际上民主浪潮的发展趋势。
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自1900年伊始，世界上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制的政体下；但到21世纪初，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已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这就是说，60%的地球人已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现在的中共政党，正如中央党校一位参与激辩的教授所比喻的一样，实际上它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商会，入党是商人拓展人脉和斩获利润丰厚之合同的最佳途径。”这句话的确“最为贴切的描述”了现在这个早已变味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现状。
虽然这个“最大的商会”经受住了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的考验，但教授们毕竟因为置身意识形态的理论核心层，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发展大趋势自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故而他们仍然不免要自问——“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个原来自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激辩”，这至少可以证明，处于顶层的这样“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理论家们自身也对60多年的一党专制开始有岌岌可危的预感了。
这些专门从事共产党理论研究的体制内学者所依据的历史是，世界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前者连续执政69年或者说74年，后者连续执政71年、直至2000年才垮台。用不了五年时间，中共就将对这两者的纪录构成挑战。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威权体制往往走向民主，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将加快这一进程，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放缓将加大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严重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上高度的腐败，可增加变革的动力。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经过这三十多年代价颇高的经济折腾和社会道德滑坡，最初的信仰不仅在党内已经荡然无存，而且体制外的大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公平失衡也已严重失信。这使得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火山口，只要有一个机会点燃，再连城燎原之势，中央政权就难以达成有效控制。这也是这些理论家们感到危机四伏的原因之一。
当今庞大的平民底层社会已变成一种极不稳定的动荡因素。即便是中产阶层，对现状也并非满意。“与GDP增速相比，中国中产阶级更关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清廉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 何况上层所折射出来的强横和巨富令他们不堪一比！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积极投身于移民事业。至少让自己的三亲六戚先悄悄准备好退路再说。正如他们为自己所在的这个政党各级领导人所绘出的生动群像一样——“这些人准备在当前政治体制穷途末路之时立马走人，但他们目前仍将留在中国，为的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多攫取点钱。他们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充分说明，中国当前一党专政下的稳定有多么脆弱。”
这其中的原因，他们早有认识——“空洞的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并不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是程式化地佯作遵从），腐败日益猖獗，未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及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其他迹象还有：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民族动荡，精英派系主义，税赋过重且税收收入大多落入官员的腰包，严重且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以及缺乏可靠的法治。”于是乎，官员谁还把什么长远利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呢？捞一把就走，权利不用过期作废。
因此，这才有后来中央党校教授的林喆才清醒地意识到，中共要准备“千秋万代”执政下去的美梦不可能实现。因为“体制内各级组织的腐败成风威胁到了中共的合法性。” 事实上，现在甚至有开明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士也纷纷相信：现在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时日，如果不马上推行严肃认真的政治改革，中共就将被赶下台。但与此同时也有仍然怀抱侥幸心理的政治理论家们，多少会为现政权的表面稳定略感慰藉，他们辩称，“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很特殊，目前仍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威权体制垮台浪潮绝不会冲到中国的海岸。”
笔者前不久与一位对国内局势有深刻分析的海外知识分子进行过冷静地分析后都认为，今天的中共政权，作为权宜之计紧紧抓住了这样三种执政手段，一是确实在修补、促进提振与民生相关的政策措施；二是抓紧官方舆论和民间言论的控制；三是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枪杆子。前者确实有效地稳住了社会中、低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心，后两者则保证了随时准备灭火的应变有效性。而且大家都明白，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膜拜毛泽东时代原初信仰的人早已几近绝迹。意识形态的普遍淡化，使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全民宗教。所以，将来一旦发生变革，注定不会是因为所谓伟人思想的迅速启蒙，而一定是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受损。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因经济指标的降速而造成社会大面积的利益受损，那么，则会如著名思想家福山所预测的一样，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出现的那种民众起义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旦当前的经济放缓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或者引发大规模失业，中国政府马上将面临某种形式的民众起义。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慢慢看出来，新的领导人断不会是 “某些人所期盼的那种暗地里的政治改革者”。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现行体制有朝一日肯定会垮台，可能是数年或十数年之后。显然这是必将发生的。因此，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能不能避免政治上的民主转型，而是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血腥轮回的重现。他们的担忧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们也在暗暗担忧，新的领导层自上任以来，主持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见分子、自由言论、民族分裂分子和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击，使得民众连最基本的心绪释放都找不到出口，以前尚有一点属于“威权的弹性”空间，现在也因对执政自信心的缺失儿渐行渐远。这样恍如高压锅的憋气效应一样，一旦达到忍无可忍之状，所引发的爆裂反应将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像许多党内和党外人士所担心的一样，“如果还用老一套的压制工具来压制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新领导层总有一天会如梦方醒地发现，民众全都走上了街头。”
而现在政治收紧的种种迹象令人不得不深感忧虑，中国的政局正在逐渐向这一天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