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近日有内地媒体搞了一个非官方统计，说中纪委10天通报10名官员有“通奸”行为。全国政协经委会原副主任杨刚“收受巨额贿赂并与他人通奸”，广州副市长曹鑑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通奸”，两人现已被双开.我相信有关通奸的统计数据还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为什么？过去官方一直把通奸理解成官员走向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已然知道，通奸只是官员腐败的一个必然结果。腐败只要大面积存在，共表现形式将是全方位的，我们很难想像，一名腐败官员只爱钱，只爱字画，只爱珠宝，或者只爱美色。如果腐败官员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意味着他尚且视其他东西为不道德、不义，也意味着他有很强的道德感与自制力。如果官员们真有如此强烈的道德感与如此强大的自制力，那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克服内心的那一点贪婪，而做到洁身自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孟德斯鸠和洛克都说过，权力倾向於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一般都认为，所谓“绝对腐败”是指一定腐败，也就是腐败不可避免。实际上，“绝对腐败”除了强调腐败的必然性，还应当指腐败的全面性。腐败的官员，不仅捞钱，而且会贪图一切享受，自然也要搞女人。
这种观点乍看起来纯属想像，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逻辑推理，显得十分武断。这里可以提供一些逻辑前提，比如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论断是：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掌握权力的人，自己很容易就飘飘然起来，自视甚高，权大胆子也大，於是对女性富於进攻性。另一方面，对於那些掌握权力的男人，某些女人也容易高看他们一等，出於情欲的原因或者喜欢把别人当作工具使用，於是主动贴到掌权者的身上。
但我觉得最高的洞见来自英国思想家罗素，在《权力论》一书中，罗素断言，权力与金钱可以而且是必然地画等号。掌握权力的目的，还是要在需要的时候把它变现为金钱，而获得金钱的目的无非是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包括佔有漂亮的女人。反过来，拥有金钱的人，不免就要想方设法获取权力，以便有机会捞取更多的金钱.捞取更多金钱，无非是获得更强大的购买能力。而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性是人类社会一种根本性的激励机制，人们争来争去，无非是要获得性的满足。这就使得腐败官员“与他人通奸”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毫无犹疑地断言，情妇、通奸是腐败官员的待遇标配。现在内地领导干部的待遇标配，包括豪车、豪华办公楼、秘书、百分百报销的公费医疗等，厅级以上的干部还要配备保姆。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曾经讲，她虽然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年薪只有10万元，而且包括付给保姆的薪酬。但是在很多城市，市级领导就有政府统一配备的年轻保姆，领导本人只象徵性地付给每月八百上千元，更多的份用是由政府补贴的。情妇和通奸，则是官员们享用的一种台面下的标配，大家神不知鬼不觉的，肯定也没有要政府提供补贴，但很多官员的确享受着情妇和通奸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
有人会反驳说，你说领导干部配备豪车、秘书、保姆还算靠谱，说情妇和通奸成了领导干部的标配就夸大其辞了，起码不是体制所容许的。其实，大陆的制度何曾允许豪车、秘书、保姆成为领导干部的标配？中央不允许的，各级领导干部还不是大张旗鼓搞起来了？财政拨了款，违反了中央出台的制度，但成了下级权力机关的通行政策。情妇和通奸作为干部待遇的标配，财政不会提供经费支持，但对於掌权者来说，只要没人反对，他们就可以无所不能了。领导干部有情妇，他们的同僚和下属有几个不知道的？不反对，不举报，不监督，就等於允许和赞成了。
上个月，中纪委公布了12起女性官员，并特别指出权色交易现象突出。也就是说，现在连女性官员都开始视通奸为家常便饭，则男性官员岂会是不吃肉的老虎狮子？即使有不少腐败官员没有被查出通奸行为，但依“绝对腐败”规律观察之，大概也只是纪检机关没有掌握线索而已。
还存在另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纪委不可能刻意去调查我们的领导干部到底有没有通奸行为，认定某个官员有通奸行为，仅仅是调查其贪污受贿活动的一个附产品。只要官员没被发现贪污受贿，如果要通奸，那就尽情享受吧！真相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