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還是革命，是這幾年大陸公共辯論的一個焦點。辯論中，改良與革命似乎成了對立不相容的兩條路徑，與觀點爭論相對應，某些主張「改革已死」、「今天還相信會改革的就是傻B」、因而必須並且只能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牆」的帶勁的革命派，對追求自由民主大方向相同的本應是同道中人，只是堅持溫和改良觀點者，比如笑蜀等，在網絡上冷潮熱諷者有之，指名道姓怒罵者亦有之，隱然間，時間又回到了陳獨秀與毛澤東們鬧革命時的所謂投降還是鬥爭的兩條路線的殘酷鬥爭年代。
改良，還是革命，二者真的水火不容嗎？
溫和的改革派人士認為，自由和法治優先於民主，在民主未能成功之前，人權法治可以先行，也必須先行，即使在專制最嚴厲的局勢下，仍能有所作為，民主不應坐等，可以通過在現有條件下千萬公民爭取自由的點滴進步，不斷積累而實現。
革命派斷定，改革三十年過去，中國自由民主不是進步了，而是專制越來越穩固，越來越猖狂，在民主未能成為現實之前，只要專制還在台上賴一天，一切改善人權推進法治的改良主張和要求都只能是癡心妄想，把重點放在努力尋求個案正義上是不得要領，缺乏組織領導協調的民間維權軟弱無力，起不到根本作用，極端點的甚至斷言今天還在說改革無異於是在配合當局，瓦解推牆的力量，為當局爭取時間延壽。他們認為，不民主一龍擋住千江水，終結專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民主是綱，其它都是目，綱舉目張，只要專制被推倒，民主實現了，一切就都好辦，都會有時間順理成章搞好。因此，革命派對所有與共產黨對著幹的行為，無論是和平舉牌上街的，還是像楊佳等那樣用刀給強權一個說法的，都支持，都叫好。
以我的理解，改革派與民主派的區別不應再用共產黨當年路線鬥爭的那套語言來描述，兩派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二者的區別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相同處倒是不少，如總體目標就是相同的，完全可以合作，或友好競爭，或在面對強權打壓時互為犄角相助。
革命派與改革派最大的不同，可理解為只是兩張優先性排序表的不同。改良派是按可實現難易程度排序，容易實現的排在前，難的艱鉅的風險太大的靠後。革命派則是按重要性排序，認為民主最重要，排在最前面，給予最優先對待，並設定，在民主未實現之前，系統越過它去處理後面的任務無意義。
革命派按問題重要性進行等級式排序，帶有傳統的所謂綱舉目張式的特點。相比之下，改革派則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眾多，之所以亂象怪象頻出，原因在於各個領域極少是真理正義在發揮作用，而是億萬個謬誤被錯當作原則或方法，各種問題不是層級邊緣清晰的綱與目式，而是重要性因人因事而異（如對某些人士，民主是最重要的，而對某村民而言，即將被強徵的宅基地才是最重要的），問題與問題間是「詞典式秩序」。這種秩序觀點假定中國當前種種問題雖有輕重緩急之別，但輕重緩急如同《詞典》裏詞與詞的關係，某詞印在第一頁，與印在《詞典》中間和最後一頁相比，並非更加重要，查找不是非得嚴格遵循頁碼順序從前到後一頁頁來，此人此刻急需用到這一頁，就直接翻到這一頁，彼人急需用到另一頁，大可直接找那頁好了。
把問題假定為按重要性排序，對應的是一種分級式思維，是一種效率優先的、在實行科層制管理的私營企業、軍隊、執行機構中廣泛適用的思維方式。是一張由精英填好的菜單，據說應當交給所有自由人士去照單辦理。把國家和要解決的問題假設為「詞典式秩序」，提供者提供的只是一張空白的由民眾去自由填寫的菜單紙，對應的則是正義優先，是把選擇權交給每一位需要使用的人。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公民與公民，公民與領袖，州與州， 州與聯邦，相互間的秩序就可用「詞典式秩序」來描述。
單純從策略的角度講，眾人哄擁而上的民主在今天是否可行，也存在很大疑問。不錯，眾人咬定同一個目標，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力量更集中，更強大，目標似乎更容易實現。但這種觀點沒有考慮不利的一面，忽略了反對者的存在。當自由人士抱團爭民主時，間接也引導當局將資源向反結社民主這個方向集中，間接促成了擁有更強大資源的對手擰成一股繩，反而更難突破。
這個問題我們還可藉助共產黨當年的經驗來略作闡釋。毛澤東的思想是極其膚淺的，但他的策略，在弱勢VS強勢的某些極端情形下卻是有效率的。像當年共產黨中某些人遵照蘇聯指示，要求集中兵力打大城市，認為這樣收效更大，速度更快，成功概率更高。毛澤東不鳥這一套，不去攻擊能一舉奠定勝局的中心城市，轉而攻擊所謂地主資產階級的基礎——農村地主，分散兵力去攻擊對手的薄弱處，既保存、發展、壯大了自身，又用勝利激勵了士氣。今天，面對外強中乾但依然擁有強大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自由力量仍然弱小，應該盡可能避免搞總體解決，力量小的一方把有限的力量用在對手的薄弱處，投放在對手未曾意料因而設防薄弱的地方，效果應該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