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于2014年7月29日晚间正式公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这一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上任以来掀起的反腐浪潮达到了最高点——周是解放以来六十余年，中共领导层因涉嫌贪腐违纪被立案审查的最高级别官员。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逐步实现了党内最高层权力交接的”和平过渡”。回顾此前历史，中共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而邓交权给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中间有“八九”政治风暴，两次权力更迭充满了血雨腥风，无不印证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的规律。
因此，自江时代开始，新一届最高层的权力交接，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反腐风暴，民间也有“每逢换届，必倒一政治局委员”之说。有不少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事实上，在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涉贪入狱后，江泽民才真正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威；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被抓，胡锦涛才真正完成其作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在党内的大一统工作。不过，邓之后，中共最高权力层再无真正的政治强人，集体领导制成为最高层的权力运行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权力斗争已不能也无人真正敢动用“枪杆子”，于是“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新的也是最有效的权力斗争工具。而且部分大案子以高举“反腐”大旗打击敌手，在政治上被看成是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还能赢得民间舆论的支持。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掌控最高权力层。认真梳理近两年来中共的权力运行模式，诸多事实显示，集体领导制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被打破，强人政治处于回归趋势。比如香港大学教授钱钢通过搜索比较几代领导人的名字在就任后的头18个月在中共核心媒体《人民日报》（尤其是头版标题）上出现的次数，同比研究后发现，习近平的名字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仅次于毛泽东（参见《钱钢语象报告：领导人姓名传播强度观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权力运行的集中化更加明显，新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和”安全委员会”几乎可以将一切国家事务统管，习近平亲任两个机构的一把手，似乎完全实现了政治上的超然化。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新一轮反腐败风暴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就不足为怪了。此次有关周永康被查消息的公布，已不出乎各方意料。早在一年左右前，即有传闻称周永康涉案被查。去年八九月份，诸多国际媒体公开报道过周被查的消息，大陆民间更是有周“涉案数额巨大”的传闻。半年多来，周永康儿子周滨及其妻子一家被查的消息在大陆都不再是报道的禁忌，周永康的前秘书们纷纷被查的消息更是成为各家媒体竞相追逐的热点。
十八大迄今，中共高层已经查处了一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两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前军委副主席；薄熙来，前重庆市委书记，在十八大前已被开除党籍），省部级高官“落马”数十人，其他涉案的各级官员不计其数。当然，党内外有很多人认为，必须打了老虎才能够有效地打苍蝇。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反腐风暴，更进一步说，这种高度权力集中的运行模式，能否真正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中共的反腐败有一种走向反面的危险。腐败本身是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所导致的，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惩治预防腐败的关键是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具体方法不外乎：政治民主，这是约束权力的来源；程序法治，这是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信息透明，这是约束权力的暗箱操作。但十八大以来的中共政治趋向，在很多观察者的眼中，以上三点非但没有进步甚至是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严酷的、整风式的“反腐”，不但很难治本，甚至治标都变得困难，因为围观的公众已产生麻木感，再加上互联网时代一切新闻皆可娱乐的精神，抓贪官的新闻已经很难产生足够的正面效应，反而变成了一出出官场滑稽剧。遗憾的是，当下大部分的反腐败报道最终似乎变成了当权者政治正确的背书，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意义已然消解。
周永康及各种贪官固然该查，但如果反腐败不能最终摆脱其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命运，恐怕中共在集权化道路上只能越走越远，中国的现实问题最终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