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冤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蒋铮等人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务和暗探被派驻各地
右派分子蒋铮，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广西省全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学生成分。据他自己说，“从十六、七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曾在国统区参加过反日斗争，一九四五年后又参加反蒋运动。一九四八年由华南跑到华北，进入了共占区。一九四九年奉调南下广西省，同年加入中共青年团。
一九五七年，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写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信并让转铁托总统；而南使馆也回信给他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了，并告知此信将付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讨论。这两封信，“经群众揭发”而“被迫交出”。新华社驻南宁记者为此写了《专讯》，和这两封信一起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日二十三日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上。今天，人们应该感谢这些作为特务和暗探而被派驻各地收集情报的新华社记者，是他们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为清算毛泽东、共产党的罪恶而留下许多白纸黑字的证据。《蒋铮给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信》和《南使馆的回信》便是其中的两件。
新华社记者指“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五十年后，再来看看这封信，便知是非、黑白，是怎样地被颠倒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怎样地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中国共产党反动派是怎样一步步地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
蒋铮为什么给铁托写信
蒋铮“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当时他“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正在这时他读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他认同并确信中国共产党搞的其实正是铁托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他给铁托写信的原因。
蒋铮根据他十多年参加“革命”经历和对马克斯主义的体会，指出了在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工作以及农业合作化上的严重错误。
蒋铮认为，农业合作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不到一年，各地便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几乎百分之百的农业户赶入合作社，实现了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第二年许多地区便出现了粮食以及猪、鸡、鸭等严重减产，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七十二户三百零九人人中，就饿死了九人，很多农民要逃荒。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八个县一百六十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但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却叫农民吃草根、树叶、山果之类的“代食品”。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广西饿死人情况比蒋铮说的更严重
蒋铮毕竟只是一个科员、低级干部，不知道更多的“机密”。事实上，广西省一九五六年饿死人的情况比蒋铮讲的更为严重。新华社记者刘远修当时写了《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刘远修指出，经广西省检查组两次调查，平乐全专区在一九五六年一至七月间共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因灾死亡”(其中饿死三百二十三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卖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卖家产渡荒的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人。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锺、贺县最多。横县因缺粮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杀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卖妻子儿女的一百零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肿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刘远修说：“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刘远修文章指形成灾荒的原因是：一、减产报增产；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平乐县采取捆、吊、脚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残暴手段逼农民交粮；另方面又克扣统销粮；三、中共地县委压制群众和干部反映灾情；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在严重饿死人后说：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乐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其毫无人性，竟至于此！
据刘远修文章透露，广西省不仅在一九五六年饿死过人，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都饿死过人。如富钟县在这两年，因缺粮断炊而病倒的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同时，饿死人的事件不仅广西有，其它省份也有。一九五七年新华社“保定四月十七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宁晋县由一月以来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二十五起(自杀未死在内)，在四月六日的一个报告中，就有六起自杀事件，其中二起是因粮食问题而自杀的(未遂)。
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九五七年，少吃又没穿”，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一九五七年八期)
以谎言掩盖谎言，不断地制造灾难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后来也曾“严肃处理”过这个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也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正如蒋铮所指出，这次灾难“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种方法”，说穿了无非是以谎言掩盖谎言，以大谎言掩盖小谎言。其后果便是小灾难引出大灾难。诡辩、推诿、嫁祸于人的结果，就使接着的三年人祸中饿死四千万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广西为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一九五八年年广西省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一九五九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韦国清则亲自坐镇临桂县指挥“反瞒产”，结果“反瞒产”成绩辉煌：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两粮的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于是，仅环江县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十六万，贺亦然果然创下了“广西第一”！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百多户人家死绝。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五十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饿死人大省。四川省饿死一千二百万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可的数字。河南省的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陶铸私下承认有一百多万。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什么叫“斯大林主义”
蒋铮认为以上的农村问题以及干部政策、肃反问题，都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那么什么叫“斯大林主义”？蒋铮作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人们今天重读蒋铮的表述，能不佩服他的敏锐洞察力吗？自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中共也跟在苏共屁股后面批了几天个人迷信。但是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公开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真是“含血喷人”，中共、毛泽东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
中共谴责斯大林之口沫未干，又开始大批别人的“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蒋铮认为，斯大林主义从“左”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蒋铮的先知先觉，还在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共宣传的实质，不过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它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真理。例如“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毛泽东要的团结不过是：亿万人盲目地服从他一个人底意志。虽然他也说过“真理越辩越明”一类的话，但他却决不宽贷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为此蒋铮提出：“（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
然而，时间过去五十年了，蒋铮指出的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有许多实际上更积弊难返，病入膏肓。苏联和苏共虽然垮台了，但斯大林主义幽灵仍然徘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斯大林主义和秦始皇主义杂交出来的具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依旧奴役着、虐杀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灵魂和肉体。
当年受中共一小撮“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骗，中国农民为中共夺权作了巨大牺牲。可是毛泽东一伙刚爬上金銮殿，就一脚把农民踢下了十八层地狱。毛共享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让农民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下贱、最愚昧的农奴群体，世世代代地为中共做牛做马。到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叫化子共产主义变成权贵分赃的黑社会主义之后，被许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也掉进了真正无产者的泥淖。暴力征地、野蛮拆迁，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退复转军人，都变了一无所有的赤贫。在贪官、奸商、学店、医霸的重重盘剥下，在官匪一家、人祸天灾、环境污染的肆虐之下，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此起彼落，一个偌大的中国变成了百孔千疮的垃圾场，变成了危机四伏的火药库，变成了险象环生的火山口。
唯其如此，人们在五十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祸国殃民的反右运动，才能认清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多大的罪恶。是毛泽东一伙扼杀了像蒋铮、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林昭、冯元春、陈奉孝、岑超南等一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思想，镇压了黄万里、杨兆龙、曾昭抡、陈时伟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打倒了顾准、沙文汉等一大批中共党内有抱负、有理想、又内行的领导干部，才把中华民族拖进了今天万恶丛生、万劫沉沦的深渊。
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大罪，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蒋铮等人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附：右派分子蒋铮给南大使的信及南使馆的回信
【新华社南寕1957年10日23日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右派分子蒋铮（广西省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入团），今年5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五、六千字的一封信寄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并转铁托总统。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6月18日，南使馆给他写了回信，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并将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两封信，是经群众揭发于最近被迫交出的。下面是蒋铮给南使馆的去信和南使馆的回信。
一、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信
亲爱的大使先生阁下：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干部，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今年三十周岁，从十六、七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过去曾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斗争，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之后，又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1948年由华南国民党统治区跑到华北，进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工作，49年又奉调南下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近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宣传到几乎令人盲目迷信的程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似乎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
虽则他们在表面上也表现了十分谦虚，欢迎与己见不同的人提供意见，实际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付与己见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一套传统的办法，这一套办法是：在宣传工作上，在完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见（通常的所谓典型思想）之后，鼓励盲目追随自己的群众，采取排斥异端的做法，进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谓“批评”，他们对于这种批评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打击邪气”。随后在组织上，在强调服从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组织压力，进一步进行暗中的排斥与打击，将他们从这个岗位调到那个岗位，从领导调到下层，他们对于这种在组织上的排斥他人也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下层锻炼” 。
这些办法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不过是从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宝库中拾来的一些法宝而已，借此达到完全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目的。
自从1951年以来我个人由于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领导意见不合，而遭到以上那种暴力专制的排斥与打击，我没有随波逐流，所幸他们始终排斥不了也打击不了我，我今天仍然存在，而且还作为一个独并的人格在国家机关工作。
当然这些年来我是感到非常苦恼，正当我苦恼的时候读到了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我读完这篇演说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回忆十多年来为了追求真理所经历的痛苦历程，指望当今能够正确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投奔中国共产党，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如人意，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
关于这些方面的事例，在对国际关系由于新闻封锁闭塞，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能作何意见，但在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过去那些不了了之的问题比如干部政策上的严重偏差以及肃反工作上的扩大化等等暂且不要去谈它，为了节约篇幅起见简单地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够严重的了。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之后，各地好像是发了疯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农村合作化的面，几乎达全国农业户数的百分之百，他们满以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会生产力就会提高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年）全国好些地区出现了粮食以及其它农村副业（特别明显地是猪、鸡、鸭等）严重减产，生产力大受破坏的状况。1956年的春天（也就是合作化问题报告后的八个月）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在这个时候曾饿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过的一个屯共72户309人，去年由于饥饿致死的达9人，约占总数人口3%(这个屯就是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很多农民进行了从所少有的逃荒(即逃避灾荒之意)，携儿掣女逃往他处就食，当地农民将去年合作化后造成的饥饿称之为“粮食灾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机构以及官僚主义者对这种现状是熟视无睹的。当灾荒严重农民进行逃荒的时候，当地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王文陆曾宣传叫农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树叶、山果之类），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8个县160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在去年的当时各县各地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大批农民逃荒，这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
对于这些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理智地解释为个别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为自已的错误辩护，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解释与辩护不通的时候他们通常爱援引一些哲学理论来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结果往往又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诡辩论了。
当理论上的事实说服不了别人的时候，徃往就将问题发生的根源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固然我们不否认敌人随地在伺机破坏我们，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问题敌人都能破坏我们，敌人所能破坏的只是那些问题的发展已造成了使敌人有破坏的可能条件的时候，敌人才能进行破坏，中国古代名文学家苏东坡曾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世然后言入之。”简单地几句话，指出了一些问题发生的真理。举世闻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造成的。如果没有使敌人有可能破坏的条件，敌人又何以能够施展其挑拨破坏的伎俩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与敌人斗争中取得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害怕敌人的破坏与威胁，在许多问题上许多事实证实，敌人的破坏往往是次要的，而内部的问题往往是主要的。当作那些大力宣传敌人在破坏某些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又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对广大人民意志强力压制的前奏，接着来的便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广大人民的头上。他们常常大力责怪“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实际上是本身的问题，责怪别人也是责怪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虽则这一名词在我们国家内是禁止使用的，但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组织机构，一套制度，一套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那么这个名词还是应该使用的，有的人认为“斯大林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主义”的问题。
我没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上关于谴责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秘密报告》。而且接触到其它材料也很少。从各国共产党所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看来，这个《秘密报告》好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非正式的文件而发表过的，但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透露一点关于这些方面的材料，根据某些评论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我个人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十多年的体会，按照斯大林惯于各种通俗公式表述一些问题的方法，关于斯大林主义也许可以作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错的话，这种主义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已经造成了严重错误，而且也是极大的愚蠢。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走向一条“死胡同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将会给全世界进步人类带来了未来的无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界的进步人们都渴望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什么疑问了的，但是由于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给人们的希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致命的问题。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后，一切似乎有所好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苏联共产党表现了愿意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的最大决心，苏联共产党的这一态度曾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好转的气象，但是自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开始有些害怕了，他们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在解释了一番民主集中制之后，就曾公开的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一含血喷人的话很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话：“一条竹杠打死一船人”来加以比拟，因为这样的谈话简直是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省级报—《广西日报》曾将今年6月20日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时在刘晓大使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讲话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作当天当项新闻的头号标题。这一些也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导思想是害怕放弃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因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一切也还没有什么改变。在当前来说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公布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其目的也并不是尽在宣传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借此展开一番批评，从现实发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刚不久谴责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干，他们又开始发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养的专业文人开始大做文章了。
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有关政治性的批评在《人民日报》未表示什么态度之前，任何人、任何报纸都不敢表示什么态度的，自从有关政治性的《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之后，各报刊杂志的评论也就多了起来，但是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报格，都不过是作为《人民日报》的注脚而已。
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说别人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或则在解释什么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其实谁是“教条主义” 谁是“修正主义”已很明白。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除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之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到现在为止就只有斯大林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那些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早已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了。至于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仍在各国共产党中当权。这就是当前的现实。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话：“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如果撇开其中带侮辱的涵义之外(因为说他们是犬是不妥当的)，也恰好是这种现实的写照。
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这里似乎用得着毛泽东同志在十多年前所说过的一些话：问题是什么样的团结呢？现在的问题是：□万人盲目地服从一个人底意志的团结呢？还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就不用害怕，一种不同意见的出现就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为真理是从争论中求得的，要求进步的人都会服从真理。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当权人物要求的是前者的团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主义深刻影响的结果。
为了制止这种深刻影响的继续发展，为了有效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条路线”的主张，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者深刻地考虑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抉择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在我个人方面来说：由于人微言轻，学识有限对国际事物了解很少。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条路线，一时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根据个人参加革命活动十余年来的体验深深地感觉到，按照现在某些领导所掌握的原则办事，不仅有很多事情办不通，而且整个局势的发展将会愈来愈坏，这些原则一般都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所决定的。这些原则上的问题是：（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在以上问题中他们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往往在执行中就发生不少的问题，而且又是严重的问题(固然这是和那一套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官僚制度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二条路线”中不仅原则上应明确规定，而且还应该将斯大林主义执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发并加严格地区别。
在他们发怒之余，当前又表现了一些清醒，据报载：苏联政府表示了愿意与贵国政府改善关系。但在我看来这种清醒的程度是很微弱的，他们以往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的犯了很多错误，在改正错误这个问题上，从目前的某些表现看来，他们仍然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对于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们害怕改正了错误就会保持不了他们的权位，就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少的封建帝王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下过很沉痛的“罪己诏”，虽则这是欺骗人民的，但究竟是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却往往要将自己的成绩大肆宣传一番这后方展开检讨，而在检讨的当时往往又不敢将这些错误归之于整个领导方面，而将他归之于某些个人方面，这就是一个例证。
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斯拉夫在国际活动中很活跃。同时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义没有出路，带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不管过去某些人对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侮蔑，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大家都看清了。现在当作那些斯大林主义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时候，南斯拉夫共产党及政府有责任有权利同全世界无产者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的纲领—“第二条路线”的主张(叫这一名称也可以或则不叫这一名称也可以，只要与现行的斯大林主义有所区别就行) 。我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在中国目睹了“斯大林主义”祸害的见证人，坚决支持和拥护你们的主张，并以能有机会履行这些主张为人生的光荣事业。
敬爱的大使同志：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这封信能转到敬爱的铁托同志那里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信，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用中文表达我以上的意见。
我现在的工作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食品公司(不久将合并为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通讯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镇牛边街22号。
致以
崇高敬礼！
蒋铮
1957年5月14日
二、南使馆给蒋铮的覆信
敬爱的蒋铮同志：
你给我们大使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对于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领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谊，谨致以谢意。
同时我们愿意通知你：来信所提的问题将在6月底召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本年11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两个代表大会将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遵照你的要求将来信及译文转给铁托总统。
随信寄上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后我们将随时给你寄上本使馆所发的中文材料。
此致
敬礼！
秘书 V. 达柯维奇
1957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