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周案公布！人们等到了久盼的消息，在意料之中，却还是引发网上的大片欢呼。这现象能让人理解，却深刻，使人悲哀：一个法治国家，具基本的新闻自由，不会有此现象。人人尽晓，举世皆知，却无法了解事态的任何进展，一切都在暗处，亿万号称国家主人的公民只能被动地等待相关消息；做规矩的看客，用些暗语相互交换意见和不知真伪的信息，相信谣言更真实于官方公报。——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世界上的一个奇观！
由此也提醒人们：不管中国怎样得意于其现代化的成就，其政治依然处于一种早该跨越的时代。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样一个案件会对中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其现实和历史的可能意含。
中国模式进一步崩塌
虽然官方“道路和制度自信”不绝于口，也会借周案再次宣示自己的伟大，但事实上，周案的出现不可能不对现行的“中国模式”又造成沉重一击。周永康现象是这个时代和这种模式的产物。
靠剥夺民众的基本权益，这种模式借以维持一个低人工成本的世界工厂；同时，不断压制人们的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权贵得以肆无忌惮地掠夺；执政者用利益输送维持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涣散精英层的责任和批判意识；社会正义缺失。大规模的腐败和暴力强制维稳体制逻辑性地相伴而生，成为其重要的组成支柱。
周作为这维稳体制的代言人，守护者，在整个执政集团的默许和鼓励下，不仅强化这种体制，且成为这种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在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因自身的贪腐，反过来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体制的憎恶，为其败颓准备了条件。周的垮台自有偶然性，深层的背景却是这种模式无法继续按旧的方式维系，中国到了一个需要调整整体发展路线、文明方向的阶段。
习时代与政治派系
但迄今为止，新领导人在执政指向上给出的信息依然相当混沌矛盾，只在反腐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坚持、一致和行动力度。个中道理也简单：无论习反腐的意识形态初衷为何，在当下，反腐最符合其政治利益，也能迎合满足各界大部分人的期望。政治意愿在此产生某种交集。也因此，自执政以来习从社会上所获取的最大政治收益，是来自人们对其在该领域采取的举措的认可。
正如江打掉陈希同，胡消除陈良宇标志其实际政治权力得到某种确认一样，周案的公示，标志着习时代的到来。江胡时期，各有婆婆。坏处是不得施展，好处是有庇护和可推诿之人，责任可以分摊，没有对手翻盘之忧。
而随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递减，习已不再具备这种资源，加之面对的是经过文革的浸染，甚少忌惮、自视皆高的一代，从一开始习就面临一种艰难的政治挑战：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应付对手的威胁。这从争取上位的博弈中就已开始直至今日。习的做法，一靠改制，打乱既有格局，增加自身制度性资源；二靠反腐，消除对手，震慑各方。打掉薄、周，就成题中之义。至此，这种权力的争夺和巩固战才真正告一段落。
那些习惯于幕后施加影响者会就此谨慎或收手；旧派系重新洗牌，要么瓦解，要么弱化，或转入隐秘运作。习派独大定于一尊。接下来，习派权力运作上的重点可能就是要巩固位势，进而打破常规，确保两年后党代会的人事主导。这将成为新的政治角力点，也会成为观察下一步中国政治的新视角。
习系自然有理由庆贺政治角力中的大胜，但问题可能也随之而来。再不会有任何借口可为其开脱，中国的安危，民众的福祉，舆论压力都将系习一身；所有践踏人权，违背理性人道的政策，习也都将难逃其责。如不能顺民心，稳经济，新政治，引领中国走向自由和平公正，尽管可以有效控制政权，但其获得的权威终将丧失，进而引发人们对现体制最后剩存的认可彻底崩解。
反腐、保江山和依法治国
事实上，人们对周案公布上的欢呼只能是暂时的，人们在等待后续，而期望值也会随反腐的深入而提升。方便面是不能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的，下一道菜为何？周案能否成为一个中国政治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转折点，端取决于下一步习等人的作为。习当然不可能在反腐上轻言收兵，那必将伤及其在此领域积累下的声誉。但反腐能否更上层楼，却也尚在未定之数。
比如，周与江、曾很难完全切割，是否要有所动作？温总家族的财产要不要给人们一个交待？早有腐败传闻的贾庆林该如何处置？本朝常委如刘云山等一概清白？在公布的消息里只提“违纪”不提“违法”，周最后是否要循前例公开审判？如照薄那样在法庭上行事，执政集团能否承受？人民网“反腐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文刊出即消失……这都预示着，这场反腐远没有到最后定论的时候。威权体制的绞杀机已经启动，是不易停摆的，也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此外，这场反腐败最终目的是在“保江山”，还是要重建社会正义，再造体制，这也是问题的关键。如是前者，不动体制，反腐“告成”之日，就必是新一轮腐败的开始之时；如是后者，就必须在运动式反腐的同时，引入新的制度要素和社会力量，确立根治腐败的结构基石，才能保证不前功尽弃。
对此，我们还没答案。周案宣布的同时所预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给了人们一个暗示性、稍许令人鼓舞的信息，但鉴于“狼来了”听之过久，故也只能暂且听之，要待那会议尤其是落实的结果再来做评。
不过当下，也有三事可拿来当作周案是否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测试指标，而官方欲收商鞅“南门立木”之效，不待四中全会，也绝可立杆见影。
一曰放人。立刻按法律规定释放近期滥捕的维权人士，着手清理近十年周主政期间维稳体制造成的冤假错案，并上溯更远的冤案，重建社会对正义的信心。
二曰抓人。对太子派的腐败者绳之以法，以昭示国家法律公正，刑可上常委亦可上太子。在上位固权上，习借助太子派之力甚多，其乃习力量的最重要基础。习也用反腐回应了某些“红二代”对“官二代”之跋扈、掠夺而生的不平和愤恨之气，换取支持。但能否也将反腐指向某些发小，“自己人中的自己人”“红二代”中的贪腐乱法者，向社会展示其乃国家正义的守护者而不是权贵集团的代言人，人们在观察中。
三曰停批宪政。法治国家的根基在宪政，无宪政绝无真法治。上述三者不为，人们也就无需对全会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望，周案的意义也就只能流于“保江山清门户式”的权争。
公民意识的革命
薄熙来的垮台名义上终结了“重庆模式”，但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现行的国家政策和官方语言，却很有些“重庆模式”的色彩和味道；周永康垮台了，其治下的维稳体制却变本加厉继续运行。因此，悲观虽然不必，但因周案而盲目乐观也绝无理由。从薄王到周案，性，暗杀，金钱，权力，打手，黑社会，阴谋，……与那杜撰的美国“纸牌屋”相比，这真实的中国政治连续剧更加荒淫丑恶无耻。
一个主掌公检法的国家领导人行止黑暗腐败至此，让人震惊，同时也含义深远。或许，为每个公民的利益也为民族的未来计，对政治人物，该给的掌声就给，但永远保持怀疑和警惕，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态度，也是中国人必须完成的公民意识革命，且由此出发，去为一个能不做看客，有权利选择约束领导人的制度的设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