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互联网管制远不如今天这等严苛。《民主与自由》，堪称当时民间思想论坛之典范。这论坛上的网友，今天仍有不少人活跃于社会各界，于公共事务领域，更加人才辈出。刘荻、李一兵与姜力均皆是该论坛常客，有几名网友取论坛标题中“民主”与“自由”二词作乐，自称“自由民主党”。在互联网上，这类玩笑多得很，比如淘宝网的购物常客“淘宝党”、百度贴吧社区的屌丝大军“贴吧党”、暴雪公司的游戏发烧友的“星际党”，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要命的是，这个“自由民主党”，从名字上听起来太象是个政党了，更要命的是，参与这个游戏的人，大多涉世未深，不晓得厉害。比方说刘荻，当时只是一位北师大在校学生。为了玩得起劲，他们甚至还起草了“自由民主党”纲领。当这份“自由民主党”的“纲领”传到姜力均面前时，他也点头称许，认为“挺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份“纲领”的危险性，游戏者们乐在其中。即便有人认为这游戏并不好玩，也觉得不过几个孩子闹着玩，不会被警察或者安全部关照到。但这份“纲领”却不知为何却落到了安全局手上，对方大动干戈，果真视之为“反革命团伙”。很快姜力均、刘荻、李一兵被捕。因各种荒唐原因，姜力均被定性为该案第一被告。实际上，他与这场游戏并无太深瓜葛。也许安全局认为：他年纪大（当时三十六岁），档案里又有“反动前科”（一九八九年他参加过学运），或者是别的什么理由。姜力均被投入监狱；李一兵自被捕后即失踪，再无消息；而刘荻则在外界的强烈呼吁下，关押一年后“被不起诉”得以释放。
我们怀中的故国已经逝去，
我们眼里的明日还在等待。
南风吹不动，
前尘尤历历。
一个多月前，著名画家、人权艺术家严正学先生忽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姜力均家人的联系方式，想要为他做些呼吁。我很遗憾地回答说不知，尽管我与姜力均非常熟识，也公开地以异见分子的身份生活了多年。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多数时候，抓捕是出人预料的，我们能预感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我还是没有养成一个公开异见分子应有的好习惯：记下自己同仁们的家庭联系方式，可能的话，连家庭地址一并记牢，以防他们一旦被捕，外界无从知晓。当一个人被捕之后，假如外界对他有所关注，那么施加在他身上迫害就会相应地小一些。那些迫害施予者们，最乐意看到的情形就是能够在无声无息中对他人施予黑手，外界关注受迫害对象，会令他们多少有些收敛。尽管我的朋友王金波先生，一再地告诫我说，要在这些方面多加留心，可我还是忘得一干二净。
未见姜力均前，我曾听过些传说，支离破碎地勾勒出一个硬朗的轮廓，一个文艺作品里的关东好汉？甚至揣着匣子炮来去如风的马贼？当然这些都来自少年人荒唐的想象。熟识他的人并不多，并且大多人在东北。那些熟悉中国异见地图的人们告诉我说：不要经常往东北跑，那里的政治警察不仅匪气十足，并且十分势利。无论嗅觉、蛮横程度还是“主动出击”的欲望，都要比其它地区强得多。顶着反革命帽子的人去东北，很容易落到他们手上，这并非快事。因此来自东北的政治犯们，受关注的程度普遍低于其它地区，不仅因他们自己被管制得很严，也因为别人也很少上他们那里去走动。
从铁岭一清早搭乘中巴来到调兵山，城市正在淡淡晨光中苏醒，前来相迎的是位温文尔雅之辈，身材不算很高，却足够健壮，若不是口音露了馅，我甚至已经开始在揣测：对方系苏皖一代，某个与学生们打得火热，一边被学生们拿恶作剧消遣，一边又深受学生们爱戴的教书匠。有一种被称为“书卷气”的东西，随着他脚步的临近正缓缓挪来，双目并不光彩夺目，隔着十字路口，在人流中张望。然而，似乎浑身所有的特征，都被那目光中的柔和与持重所掩盖。看着他的步履慢慢接近，你渐渐忘记了，这调兵山的早晨，与你那阔别多日的故乡，究竟有何差别？那是二零零七年，距离姜力均出狱不到半载，尚处在剥权期。“剥权”对刑事犯来说象个笑话，它荒唐地宣称“剥夺”了人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的“政治权利”。但对政治犯，却是一种管制手段。有很多关于“剥权”非常苛刻的规定，比方说：在所谓“剥权期”内，离开本地，需要“有关部门”批准；不准发表言论，包括写作或接受采访；甚至会见客人，都需要被批准。尽管因人因地不同，执行起来并不完全严格，但它是套在政治犯头上的一道紧箍咒，有关部门可以随时“违反剥权期规定”为由抓人。优秀的异见分子刘贤斌先生，他第三次被捕的一个理由，就是“违反剥权期规定”。
要问我为何万里迢迢到这调兵山来寻他，理由简单：有一天一位朋友，将我的诗和照片传与他看，他看了照片评价道：“好！有股子倔犟劲！”
因为那“倔犟劲”，我决心去拜访他。绕着大半个中国转了一圈来到他面前。当向他抛出自己的计划：准备到天安门广场上开烛光派对，悼念六四亡魂，时间定在六月二日晚七点。他原本平静愉悦的脸上渐渐堆起疑惑的阴云。只见他一言不发，直到那阴云又逐渐被悲悯和怜惜之色取代。他开始试图阻止我，但一番努力之后，便放弃了劝阻。因为我已经通知了很多人，到那时我必须出现，这是道义责任，就算万般怜惜，也不可阻止。试想一下：万一这些人中有人决定与我同去的话，他们到场了，而我却藏了起来，那将是何等景象？江湖骗子的勾当？
“你这样到各处去认识人，很好”他点着头长久地看着我，并收住阻拦我的话。“你不仅认识了他们，也在把自己介绍给他们。”当时我并不明白这话的含义，现在渐渐明白。因为他早已判断出，象我这样地一秉天真，不可能动员到很多人，那些被我动员的对象们，不会信任我具有统筹策划这样一件需要具备相当实干才能之事的能力。到时候甚至可能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前往，只要不成声势，那么我个人的安全便不至于遭受灭顶的打击。以当时我那脆弱敏感的内心，那种打击很有可能真的意味着灭顶之灾。
因为我自己软弱，因此很难想象他这样一位拥有柔软内心的人，如何才能同时做到刚直硬朗。日子过了好几年，我已在北京城内飘荡了多时，估计两年有余了吧，对城内的道路交通，略有熟悉。秋天，听说姜力均到北京来了，便兴高采烈去给他带路。北京城好如一个巨大的迷阵，在它面前，孔明的八阵图，弱爆了。象他这样偶尔才来一趟的人，没有向导，陷在迷阵里煞是伤神费力。因此我非常乐意承担起向导的责任，不仅能帮上老友的忙，还能与一路叙旧，不亦快哉！中午，我俩前往西单图书大厦买书，其实那里头没什么好书，各种考试培训材料堆积如山。不过在西单买书对他也许是种夙愿，每次到北京，都要去那里徘徊许久，哪怕最后空手而归，恐怕是年轻时在那里遗下什么特殊情结吧？
到了图书大厦前，时值正午，路边有位瘸了双腿的女孩，十六、七岁模样，衣着寒酸，勉强算得上整洁。看得出她做过很大的努力，想使自己的装束能惹人怜惜，虽然并不成功。她坐在双拐上，地上铺开白纸卖字。纸并不好，二尺多长，一尺来宽，在上面写上四、五个字；字虽算不上书法，倒也不失工整、秀气；内容亦颇有几分书卷气，并不庸俗。她的字五块钱一帖，人们买她的字，固然有怜悯之意，的确也是物有所值。更何况买字的人收获一份喜悦，这无法用金钱假以衡量。但城管却不这么认为，当人群陆续围上来时，两个城管亦闻风而至，不由分说上前要抄她的摊子。小姑娘哀求道：“刚才……那边那两个警察，都不管我的……”城管只顾吆三喝四，小姑娘有些慌乱，想要收摊子却站不起来，又怕城管上来抢东西，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姜力均上前一步，堵住那两个城管，并招呼小姑娘不要收：“你们为什么不让她摆？她身体不好，在这里自食其力，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赶她走？看看她的字写得多好！字好！内容也好。再说了，她又没在机动车道上，又没阻碍交通！小妹妹，别怕，我跟他们说。”
他板着脸一脸严肃，把身体挡在城管与小姑娘之间，脸上甚至涨起些血色。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能记起些大概。两个城管年纪并不比小姑娘大多少，起初趾高气昂，被姜君一拦，很快又表现出有些心虚，可能是担心激起围观者们的愤怒，支支吾吾道：“她在这……影响……警察，本来就不管这种事……我们也……但是我们领导……”
“叫你们领导来！我跟他说！”
两个城管垂头走了，但我还有些担忧，怕他们回去搬救兵。待我们在西单图书大厦里转了一圈出来，见小姑娘还在。姜力均便上前询问，得知城管又来过，并未过多刁难，只是把她赶到人行道最边上的一棵树下。于是他买了小姑娘二十块钱的字，才放心走了。
这场景并不惊心动魄，亦不刻骨铭心，生活就在不知不觉中向前，秉承良知，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是他生活的基调。东北蒙冤受屈之人众多，还有一众不为人知的政治犯，几年来为这些人奔走，提供便利，成为他生活的基调。因此也时不时被警察捉了去，扔进看守所里喝面汤。但他几乎从未向别人提起过自己因此所受过的伤害，以至于让人经常想不起他来，想不起他那些守着如绞肉机般的国家机器，日夜奔走的日子来。
二零零四年，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党”案——和一九九二年的自由民主党案没有一丝瓜葛的荒唐案件——总算尘埃落定。因为三位当事人中的一位失踪，此案详情至今无法彻底明晰，有很多疑点仍教人琢磨不透。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怀疑：此案系安全部线人为了立功，支罗结网，陷害无辜所致。安全局有很多线人，其中大部分亦不过是些屌丝。为了向上爬，他们不惜制造一些“反革命现场”，诱骗他人落入陷阱，然后他们去告发立功。在他们的“山寨自由民主党案”案发前一年，著名的“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是这类案件的典型。新青年学会案中，安全局线人李宇宙，欺骗一群年轻人，拟定纲领、成立组织、分派职位。此过程中他表现的最为积极、激进、热情、态度坚决，待到一切条件已经符合“反革命集团”的性质，他便前往告发。导致徐伟、靳海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杨子立、张宏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八年，另有多人受到牵连，包括今天乌有之乡的新毛派名角范二军，如今唤作范井冈的，在此案中亦被怀疑与安全局有染。若不是李宇宙后来因为什么荒唐原因与安全局闹翻脸，又公开自揭家底，估计新青年学会案到现在仍谜团重重。
那一年似乎是司法部出了什么新规定，凡非北京户籍的犯人，均要发回原籍去服刑，姜力均亦被从北京发回辽宁去。发送之前，要先关押在转运站。转运站系整个监狱系统里最暗无天日的环节，比看守所和劳教队尤甚，因为犯人们在那里时间短，因此管教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管教吆喝一声：“蹲下！”犯人们就必须双手抱头，脸朝里贴着墙蹲下，谁动作慢了，轻则屁股上一脚，重则一顿臭打。犯人若是在过道里遇上管教，需要做同样动作，不准动弹也不准偷看，等“心中估计干部走远了”，才准站起来。整个过程中如果发出声音，咳嗽或者放个屁，难免招来一顿拳脚。除此之外，就是天天干活，一天的定额，一般工人三到五天才完成。而伙食，每天两个大约二两的窝头，馊臭霉烂；一碗飘着几丝烂菜叶的汤，要漾着砂子陪着小心慢慢喝。
姜力均才来到转运站，管教马上进来吆喝：“蹲下！”眼看着别人象听到命令的畜牲或者通了电的玩偶一样，迅速冲墙蹲成一排，把他一个人象根桩子般扔在高处。他感到惊愕、羞耻，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站着一动不动。管教见状也有些诧异，大概是从未见过这种犯人，喝到：“你为什么不蹲？”他答：“我不能蹲！”（东北方言，“不能”的意思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不干、不服——笔者注。）“为什么不能蹲？”“我就是不能蹲！”管教正待光火，这时一个头头过来，把手下制止住，并让姜力均“拿大票（判决书）出来我看看。”看一眼大票，挥手说：“你不用蹲了！”
他说起来轻描淡写，几句随意带过，仿佛在这过程中，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直觉告诉我，真实情况肯定远非如此简单，那里充满了人们无法想象的重重压力，克服这些压力需要无穷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来源，有时仅在只言片语之间，那就是：这个人身陷囹圄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受着外界关注。
那种意识到被人关注所带来的无穷动力，没有亲历的人很难想象。我本人第一次被关押时，一天看守对我戏称：“刚才电视上放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在问：‘欧阳小戎被关在哪里？’呢。”我虽不可能相信这种戏言，但闻言仍精神大振。等被放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家网吧，看看这期间有没有关于我的消息。看着那些关于自己的消息，心中情感完全超出一般意义上悲喜，不觉间泪下如雨，至今历历在目。而我所遭受的，与他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们那里，是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炼狱。
在转运站里，姜力均不仅不蹲、不背监规、不干活，甚至进管教的办公室，亦不敲门、不报告，直接闯入。我不知道他究竟如何才争取到了这些，他从未提起，我只知道要争取到这些，需要承受和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天意茫茫，不可揣测，就在转运站的同一个队里，还有另一位与他境遇相仿的人：“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之一张宏海。那年他三十一岁，八年刑期如同飞来横祸，残酷的监禁生涯才刚开始不久，就已经折磨得他疾病缠身，年纪轻轻落下许多症候。他混迹在转运站的犯人大军中做牛做马，这一生的前程已成泡影，去时茫茫，不知归落何方。一天他正在出工，姜力均悄悄来到身边，告诉他：“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在关注你们！声援你们！”张宏海闻言精神大振，说：“我也不干活了，我要象你一样。”姜力均又劝他说，“你已经干上了，现在要是抵抗，他们一定狠狠地折磨你，反正在这里时间不长，你忍忍，等下到监狱以后你再不干。”张宏海三年后才知道自己并未被抛弃，他重拾生命的信念，脱胎换骨，昂首向前。
我很想找他再叙上一番旧情，哪怕只为开口再喊上一声：“姜哥……”每次相逢，他都很少提起自己的事，总是将别人的事挂在心上，然后东西奔走。在很多人心中，我们是非常熟悉朋友，应当知道他的许多细节，而实际我并不清楚他更多的细节。这些年来，他经常会失去联系一段时间，失联许久才知道他又被刑事拘留。个把月后再放出来时，他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般，又重新回到为他人奔忙的日子中，别人不问，自己从不主动提起。我没有具体核实过，过去六、七年他被刑拘了几次，但我能确认的，至少已经三次，不包括现在的这一次。幸运的是，每次失去联系一段时间后，他又平安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但这一次，刑拘消息传出，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象以往一样化险为夷，平安回来的希望已变得非常渺茫。而我仍在祈祷着，忽然间他又象往常一样，出现在电话那头，平静地向我问起一些事，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事。我对他念念不忘，却从未有过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甚至在那些念念不忘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受他感染，变得平静而持重。
大连刘世遵先生，为人严肃谨慎，不苟言笑，他与姜力均交情甚笃。因一九九八年民主党案，身陷锦州监狱。在锦州监狱，刘世遵郁郁寡欢，心神凝重。一天姜力均走近问他：“大哥，你知道GMD是什么吗？”
刘世遵想了想：“国民党？”
“那么MJD呢？”
“民进党。”
“MZD？”
“民主党！”
“那GCD呢？”
“共产党！”刘世遵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地答道。
“大哥，你说得不对！”姜力均正色道。“是狗操蛋！”
一贯不苟言笑的刘世遵一下愣住，等反应过来，仰天哈哈大笑。
我已不敢期待太多，虽然我很想期待些什么奇迹。只有默默地期待他：姜哥，愿你这一次，也能有个讲笑话的人做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