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民运之后，“敌对势力”一词成了一切可能改革者的紧箍咒。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如一个巨大钟摆，有时摆向右边，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甚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时摆向左边，严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钟摆向左，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词就抬头.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掌握、领导的国家政权，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才能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四版转载《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克服错误思想影响》，强调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保持警惕。
“敌对势力”的语义，这时回归了史达林主义时代。所谓“敌对”，指反对共产党，挑战共产党的权力。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大。十二大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登场的大会，但意识形态领导权仍被胡乔木等左的力量把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出现了“敌对势力”一词，其第三十五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
（一）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准，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第一版）
同年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新宪法（史称“八二宪法”），宪法序言称：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上总共有七十二篇文章使用“敌对势力”，次数不多。频率较高的年份，除了一九八一年（十条）、一九八二年（十八条）、一九八三年（十六条），还有一九八七年（十条），是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学潮下台.这是六四的预演。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达一一四条，其中一〇八条出现在六月之后。
枪声后的深红话语潮
当坦克碾过长安大街，中国大陆风向丕变。笔者当时是解放军报记者。报社有位同事，文革时曾当红，他说，仓库里还有不少文革时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材，现在，可以拿出来用了！
该文称：
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
陈希同报告点了大批“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名，谴责他们“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这些人，亦被称为“境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决不容许境外敌对势力向内地伸手》，点了一批“营救民运人士”的港人名字。
社论如此论述天安门事件：
那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
一九八九、一九九〇、一九九一，“敌对势力”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数，是该报历史上的三个最高位，分别为：一一四、一七五、一九八。三年全部四九七篇，形成传播高峰。
运用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方法，笔者对这批文章进行了检析。
用“逻辑或”（A or B）方法，发现使用“国外敌对势力”、或“国际敌对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或“外国敌对势力”、或“西方敌对势力”的，共二一九篇（另有少量文章使用“境外势力”，在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五版）。使用“国内敌对势力”、或“国内外敌对势力”、或“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共一六二篇。这一数据，显示六四后中共整肃内部力度很强。
用“逻辑与”（A and B）方法，笔者分析了八九。六四语境下“敌对势力”的语义构成。发现关联度最高的政治词语是“和平演变”（有三二四篇同时使用“敌对势力”与“和平演变”），以下分别是：
“敌对势力＋自由化”（二九二）；
“敌对势力＋动乱”（一九二）；
“敌对势力＋颠覆”（一八三）；
“敌对势力＋暴乱”（一七六）；
“敌对势力＋毛泽东思想”（一四七）；
“敌对势力＋渗透”（一二六）；
“敌对势力＋专政”（一一四）；
“敌对势力＋阶级斗争”（九十八）。
这组关键词，构成一个“语族”，它们同属专政话语体系。数据证明，天安门事件后，政治话语大规模重组，极左力量卷土重来。在镇压暴乱、反对动乱、抵禦渗透、防止颠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口号下，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深红色词语高调重归.这套专政话语，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高压恫吓，从政治大博弈的棋局观之，也是对邓小平的规行矩步。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频频用“敌对势力”之类的夸张敌情，对邓规制之，刺激之，激怒之，欲使邓的钟摆固定在极左一侧。苏共垮台后，中共党内形成“反戈尔巴乔夫机制”，“敌对势力”一类话语，是给一切可能改革的人的紧箍咒。
一九八九之后，政治改革旗帜倒下，经济改革风雨飘摇.邓小平当然咽不下这种苦果。一九九二年，他暮年一博，南巡号召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敌对势力”一词的传播频率，应声跌落。
＊作者为知名报导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画主任。（编按：本系列第5篇定下周四8月29日刊出。请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