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由于文献的历史性和权威性，文献许多时候被当作信史，成为固化的历史而被引证。正因为此，文献需要客观、公正、全面、真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一样，同属于中共中央的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集，党的重要文献集，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年谱、手迹、画册和宣传。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
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中共中央直属正部级单位，内部设七个局级机构。根据业务区分，除办公厅和科研管理部和局级出版社以外，还有第一至第五编研部。第一编研部主要研究毛泽东，第二编研部是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三编研部是邓小平、陈云。第四编研部以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为中心。第五编研部为胡锦涛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及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研究除了思想体系外，还包括他们的个人史以及对主流舆论导向。
由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地位的特殊性、掌握信息的条件优越，由这里发出的信息形成了一定的可信度，成为社会研究的风向标和根据及基础。民间研究许多时候把他们的成果作为根据加以引用，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权威性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过于贴近时局，为了迎合政治需要颠三倒四编造和谎言历史，在当时见证人及经历者在世的情况下广受垢病，已经失去了权威信。电视剧《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由于情节失真，加重了人们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不信任。
电视剧《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总编剧龙平平，是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当代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曾参加《邓小平文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与发展》、《邓小平年谱》等书的编辑工作。作为历史见证人和长期邓小平研究者，理应了解情况，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和邓小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恰恰相反，由于他对邓小平“高大全”思想的固化，画蛇添足的违背历史事实，反而使这部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弄巧成拙。
看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前几集的人都有种印象，编剧和导演像是从另一星球的过来人，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其中的许多情节完全脱离了真实，从而让作者想诠释的政治理念黯然失色。不仅没有勾起人们对邓小平的怀念，反而玷污了他曾经的辉煌。
文艺作品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文学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虽然它包括了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两种形态，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不可分割。作为政治性文艺作品，虽然电视剧不似传记片那样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虚构，只允许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作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润色。但作为表现时代尤其是以真名实姓表现的电视剧，它的润饰和加工也必须真实合理，不能像历史片那样想像和假设推理。
比如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按编剧的解释是毛泽东曾说过“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这句话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批评经验主义，他的原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很明显，毛泽东说的是经验主义问题不大，根本不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电视编导这种断章取义明显是在愚弄观众。
对于邓小平知道“四人帮”被抓捕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还是 “我还可以再干２０年”可以任由邓家人信口开河。对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作用却不能违背历史。
比如反对文化大革命。 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说：“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拌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何来邓小平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
比如恢复高考，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 7月30日第一次露面。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受到与会专家的呼应。而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示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何来邓小平出山三天就批准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
比如知识青年结束上山下乡，它的导火索是云南请愿事件，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终结这一决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在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时，可以经常看到分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农垦）、余秋里（分管经济）、纪登奎（分管农业）、陈永贵（知青办主任）及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结束时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这一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1977年夏天以后，再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比如改革开放的特区建设。1977年10 月，香港招商局申请在蛇口设厂之前，华国锋指示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个“四点”不知何故被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比如“三个有利于”。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指出：“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的标志。”邓小平九年之后1992年 “南巡讲话”只是重复了一遍,变成了邓小明的“专利”。胡耀邦要是活着的话，非得再气死一回。
比如市场经济的提出。高层提出市场经济理念是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思路。陈云在1979年3月写的《计划与市场》一文中做了阐述。1979年4月，于祖尧在江苏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提交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文中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邓小平只是在1979年11月接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成了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比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叶剑英、李先念等第一代领导人退休都比邓小平早。邓小平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85岁辞职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89岁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离而不退，一直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把一个将近九十的老人退休且继续干政说成是带头饯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政治笑话。
这些历史都有据可查，根本不需要编研。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选取的是1976-1984年的一段历史，也就是华国锋当政和胡耀当政的前期。其实在当时邓小平还没有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权威和权势。在华国锋当政时，他的话语权并不比叶剑英、李先念，甚至汪东兴、纪登奎、王震大。在胡耀邦当政的前期，邓小平不仅排在叶剑英之后，而且党内有陈云、李先念掣肘，重大决策他根本不可能拍板决策。他威势的建立是在胡耀邦当政的后期，随着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退出中央政治局，尤其胡耀邦下台的1987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变成了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后生代，才突出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邓小平能够脱颖而出，除了资格老以外，本人确实有精明或过人之处。他灵巧的政治手腕，近乎残酷的手段让一个个不听话者包括党和国家一把手纷纷让位，从而开创了中国的邓小平时期。
电视剧虚构了夏默、田志远等几个名为小人物实为智囊团成员的人，把这些大决策硬加在他们的唧唧渣渣中，其实是揭了邓小平的老底。
应当承认，电视剧在这一点上是真实的反映了智囊的“黄金时代”，邓小平后来的许多决策都出自手眼通天的核心智囊们，而不是中央集体讨论决策。这里面有“左王”胡乔木和邓立群，有农村改革之父称号的杜润生，有经济理论家于光远，还有经济学家陈治方、薛暮桥和马洪。以及参加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的高西庆、王波明、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周其仁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他们直接向高层上书，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策走向和“七五”计划的制定。就像邓小平以军委主席为核心领导国家一样，靠智囊个人影响国家决策不符合国家正常的生活原则。除了说明邓小平独断专行以外，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据龙平平讲，《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是作为任务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作为室主任的他理所当然的成了操盘手。作为 “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邓小平研究者，既要让电视剧好看，又要应合时政。既要达到邓家人满意，还要尽可能不要使舆论反弹，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作为右派家庭出身的被下乡导演吴子牛，怀着邓小平的感恩之情，充分发挥了电视剧可以加工润色的优势，不仅虚构了历史，而用做了许多烘托和喧染。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严格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和评价。只不过没有据史立论，没有做到论从史出，没有最大限度地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还原历史。采用了正史的文笔文风，却没有充分体现客观性，从而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作为邓家人是开心的，他们直呼“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老爷子”。虽然他们文革中并没有受多少磨难，却一直坚持受到迫害被监禁。其实看看他们的历史履历就非常清楚。
邓朴方文革时是参管理局服务处干部，何时参军不详。1984年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副理事长。
邓榕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后任组织处副处长。1979年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她上大学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文革中的1972年选进大学的。
邓楠1970北京大学毕业，1973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工程师。文革中一直在位工作。
邓林1967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68年享受干部待遇赴河北省宣化解放军部队，成为学生连的一名士兵。1973年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任专职画家和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说明即使在邓小平被打倒时，她仍然在职工作。
邓质方1972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此事有1972年4月22日邓小平写给汪东兴的一封信作证。信中写道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邓榕）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邓质方）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后来为什么一个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以上情况，谁会相信邓小平及其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明是在撒谎，或者说没有满足他们更高的私欲。
作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关操作的当代文艺作品，理应真实客观的表现时代场景和刻画时代人物。不能腌割历史，也不对戏说历史。不能过分地突出高大全人物，不能应合人物家庭的取向。不能为了价值观而编排历史，也不能随心所欲向历史的祭坛上随意吐痰。
其实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谓的编研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真相，而是为了应合时政的选择性重编。比如邓小平文集没有反右时或者大跃进中的讲话，没有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给毛泽东的几封信，更没有他的几篇已经公开的检讨，许多言论已经掐头去尾被改的面目全非。电视剧只是通过另一种形式使邓小平更“高大丰满”而已。再比如新编毛泽东选集，凡是讲邓小平好话的全部收入，批评的一句也没有。
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指的是对于有利益关系的当代人对历史现象容易出现千差万别的主观感受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人记忆，并不包括对史料原生态的记录和保护。就个体而言，对于当代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记述和理解，作为国家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应当立足于对真实史料的完整真实反映，而不是重新编排、修改甚至虚构这些史料。一个以价值观为导向修改的历史文献只能是伪史，无法也不可能为成为历史的见证。
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都不是完人，他们很多时候也被时代潮流推着走。许多言行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对的，而在后天来看却是错的。应当也必须让这些东西存在于历史，真实反应这些历史事实既是对他们个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了曾经的历史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无论文艺作品把邓小平描述的有多完美，人们仍然会从他的人格和国家治理行为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客观的讲，56年出生的编剧龙平平在1976年时还是个刚到20岁的学生，这位当年的“红小兵”虽然冠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硕士，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就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或者是大学生中的水货。既使长期研究邓小平也不可能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理解。除了鹦鹉学舌以外就是拍马逢承，写不出真东西出来。
如果说编导者有突破的话，那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昧歪曲历史。这种公开说假话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河南媒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历时四年，投资1.2亿元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于编造历史而广受垢病，其中伤害最大的不是编剧和导演，而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它的名声被这些没有职业操守者所玷污，这个官方机构从此失去民众的信任将是必然的。2014.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