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治理程序和治理结果不具备任何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治”价值。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和评论人士，参与讨论关於“法治”的话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路。法治的进步，法治先行的路径设想，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屡见论证.而不可回避的极权现实，使法治进步和法治先行的理念，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困难.
极权之下的“法治”，实际上是剥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治理程序正当性和治理结果有效性。而离开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治理程序和治理结果不具备任何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治”价值。
例如，某个匪帮通过事先约定的议事方式，订立了严格残酷的帮规，适用於帮会的每一个成员和它统治下的每一个对象，而且执行平等有效。这样的帮规，如果仅从其创立、执行的程序和结果看，其创立符合帮会的前约，其执行符合帮规的条款，无疑是正当有效的；而每个人都知道它不是“法治”，也不具备任何正义性，原因就在於这个匪帮本身不具备治理的资格，它的权力是不合法的。同样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权力合法性的支持，无论它有怎样完善的立法、司法程序，并通过这个程序得出怎样有效的结果，它都不可能实现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治。
同时，一个匪帮不可能靠自身的生产实现延续，它只能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资源；那么它就必须有统治的对象，并通过对统治对象的压榨，获取延续统治所需的资源。这个匪帮，不能通过内部成员的宣誓认同，以自指的方式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它也不能通过帮主或帮会统治机构的代际传承，来延续它的合法性。政权合法性不能来自於权力机构本身的自指，也不能来自於历史继承的递归，只能来自於统治对象的同意。
为人们所见的建政过程，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对既有政府权力的剥夺；其所谓的合法性，则来自於枪桿子和分田地的追认.胁迫和欺骗的同意不是真正的同意，当民众意识到胁迫和欺骗，并且对政权的统治表示反对之时，政权的合法性也随之崩溃，不管它有怎样的“经济贡献”，有怎样的治理成果。
那么，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极权政府，能不能通过有效治理，追认其合法性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极权政府不可能在去除极权背景之前，得到民众有效的同意。极权政府存在的基础是暴力胁迫和利益欺骗，只要极权政府存在，胁迫和欺骗就不可能停止，民众的同意也就是无效的。其次，极权政府如果想实现合法性，必须先消解它的现有权力，在自由、平等、公正的环境下谋求民众的认可。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极权已经在事实上被推翻，它也就不再有资格和能力来获得认可。第三，即使一个极权政府曾经有过合法性的历史，当其以现实行为剥离了合法性的基础——民众对於权利让渡的同意时，它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因此，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政权，只能是民主的；只要极权存在，其统治必不合法。
在极权之下空谈“法治”，既是历史的虚无，也是现实的无知；极权之下的所谓“法治”，既是对民众权利的践踏，也是对人类智识的侮辱。当“法治”作为极权新话之一种时，一个有着起码认知水平的人，都应该能够认识到，它不是现代政治的定义，只是如匪帮帮规一样的邪恶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