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喜欢仰望和颂扬庙堂里的“君主”们；最近，他们又虔敬有加地说：产生一位这样的君主，“这是天佑中华，是党之幸，国之幸，人民之幸。”应该说，这些人是比较坦率的，他们实名颂圣，不加掩饰，不怵訾议，真的就好这一口。
当属人各有志吧，听他们那些袒露心迹、肉麻兮兮的颂语，我总觉得别扭、不顺耳，我和他们也确实聊不到一处、坐不到一块去——不是因为我无视君主们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因为我嗜好狗血或粪土万户侯们，而是因为，我所心系和关注的，是中国民间的“君子”们。
江西新余三君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在我心中是很有份量的。北京五君子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是我多年交往的好朋友。广州四君子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梁颂基，秉持良知，令我点赞。郑州十君子常伯阳、陈卫、于世文、贾灵敏、姬来松、方言、侯帅、殷玉生、董广平、刘地伟，闪耀人性光芒，展示道义担当。还有更多的君子李化平、孟晗、吴贵军、王译、华春辉、杜斌、陈剑雄……，他们牵动着我的心。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个显明的事实，这些牵动我心的人，并不是我出于一已之偏好，溢美地将他们称颂为“君子”，而是人们自然而然、异口同声地把他们雅称为“君子”。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认为，“君子”的称号落在他们头上，实至名归，恰如其分。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君子风骨，在他们身上触手可及：在为人处世中，他们人格高尚，道义为重，心胸坦荡；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勇者无惧，坚定刚毅。
在这篇小文中，我想着重点赞他们勇者无惧的精神品格——
在江西新余的法庭上，刘萍女士在作最后陈述时，正气凛然地宣示：我无罪，我所追求的每一步，都是依法走向公平、自由、民主。我在践行我所信仰的。历史会宣告我无罪！
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大墙之内，当警方故伎重演，要求学者徐友渔先生在央视摄像机前“认罪”时，被他断然拒绝。多年前，友渔这位真君子就立下了不可撼动的心志：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不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在广州白云区法庭上，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席工人谈判代表孟晗先生刚毅淡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判工人维权有罪，我希望履行一名工人代表的职责，所有的罪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如果没有劳动的体面和尊严，我宁愿选择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君子孟晗节操亮峻，可囚而不可辱。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法庭上，“不与魔鬼签约”、拒绝“认罪”的李化平先生坦然面对身陷囹圄的劫难：作为一名孩子的父亲，我当然不希望坐牢。但是，如果不是我孩子的父亲去坐牢，那也会有其他孩子的父亲去坐牢。一个国家的进步，总要有一些比较傻的人去付出。我愿意作那个比较傻的人。
君子风范，日月可鉴！那些僭居庙堂、挥舞“四项坚持”、“五个不搞”和“七不讲”大棒以制造良心犯的君主们，什么时候才能弄明白：
子不畏囚，奈何以囚惧之？
其次，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实现了历史性超越，他们是力行人权理念的公民化君子（琢磨良久，我决定推出这一新词）。
让我们先读一读刘萍女士对自己觉醒和抗争历程的描述：“我从一个看新闻联播惟命是从的臣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法权利，被迫成为一个访民；为追求公平正义，蜕化为一个公民；为依法索要政治权利，蝶变为一名选民；在最后被当作索要公民权利的标本，我站在被告席上，被视为反民。”这一质朴浓缩的描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与前现代叙事框架中的君子相比，公民化君子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再看名副其实的人权律师唐荆陵。在担任太石村罢免案的辩护律师之后，他失去了执业律师资格；但是，他在践行人权理念、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的艰难征途上，迎着风雨，披荆而上。他知行合一地倡导推动赎回选票、废除户籍隔离、六四静思节、429林昭纪念日、583行动、争取普惠制基本养老金等公民行动。显然，他是一位非小人、非犬儒的可贵的君子，但是，他更是一位非臣民、非顺民的公民化君子。
接着，让我们聚焦于河南郑州的公益律师常伯阳。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言，中原大地上，可有几人会比他做得更靠谱、更到位？然而，常伯阳律师身上真正的光彩，则来自他的人权理念和公民精神。与一般的律师不同，常伯阳承接了不少敏感的人权案件，更办过大量的维权和公益案件，还为弱势群体打官司提供法律援助，并组建公益机构，当了草根NGO郑州亿人平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常律师是心向法治、内存良知的律师们的表率，是当地公民群体中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灵魂人物。
神州大地上的公民化君子，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应时而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之星。在他们身边，站着他们的战友——相濡以沐、风雨同舟的妻子汪艳芳、曾洁珊们；“就算坐牢，我也会和我母亲一样在中国看着中国民主宪政到来的那一天”的女儿廖敏月和高呼“公益无罪，爸爸回家”的女儿常若羽们；为了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而前赴后继、甘愿连坐的郑州十君子公民声援团们……在他们身边，还有我要特别加以点赞的年仅16岁的高中学生“小土豆”，她说：“不仅常律师是个大好人、大善人，和他一起入狱的其他人都是河南好人，都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公民。”在公民化君子的熏陶下，这位90后更是说出了一段足令习近平汗颜和无颜的话：
事实上，若羽姐姐的父亲常伯阳律师，他是和郑州十君子案的其他人一起参加了一个祭奠六四死难者的事件而被抓捕的。我想来想去，和平与公开纪念一下20多年前的一个不应发生的悲剧，这究竟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又能有什么罪过呢？在我们学校的课堂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在我国的各种媒体上，“八九六四”学生运动遭到政府的完全封锁，好像那一年的那一天，这个惨案根本就没发生过似的。为什么会封锁？是害怕，还是害羞？我这个出生在九十年代末的人，尽管没能亲身经历八九运动，但从政府每年不惜一切代价地封锁消息，防止人们纪念它的举动中，也能想到当年政府犯下了多么愚蠢与残忍的错误。
为什么会封锁？为什么不可以直面历史、正视真相？为什么把好人善人关起来？为什么要迫害我们国家最好的公民？这不是民粹之问，不是屁民之问，而是君子之问，公民之问，人权之问，问得好！问到了点子上、要害处。不要小看公民之问。这样的质问，这样的发声，这样的抗争，是历史进步最好的动力。试想，一个中学生这样问，习近平可以装聋作哑；十个中学生这样问，习近平可以装聋作哑；一百个中学生这样问，习近平还可以装聋作哑；如果一百万个中学生公开站出来发出这样的诘问，习近平还能装聋作哑、装傻充愣吗？
中国的颂圣者们喜欢救世主，喜欢说“天佑中华”一类的话；在这里，我想接他们的话茬说一句：当下中国如果真有什么事能被称作“天佑中华”的话，那也不应再是什么中兴明君的彪然出世，而应是——
中华大地上的公民化君子生生不息，越来越多；铸入公民之魂、具有公民风骨的君子之风大行其道，终成气候。
2014年8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