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20世纪共产集权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时，西方思想界的许多人物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如波普尔，阿伦特，海耶克等等。然而在共产极权主义的故乡俄国，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敏锐地察觉了刚刚萌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和危险。尼可拉-伯迪也夫就是这样一个先知，他在1906年写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准确地预言了一旦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在俄国掌权，所建立起来的将是怎样一个制度。

伯迪也夫197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基辅，父亲是思想开明的军官。伯迪也夫和列宁属于同一辈人，年青时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基辅大学读法律时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为此被流放两年。后来他通过长期的观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俄国变种布尔什维主义从幻灭走向批判和否定。十月革命后，1922年他被迫离开俄国，晚年是在法国渡过的。

伯迪也夫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1906年发表在《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上。在这篇长文中，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社会主义。他称第一种社会主义为“中立”的社会主义，其活动范围仅仅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它没有一套严格的教义，并不想取代宗教。

第二种社会主义，他称为“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重新组织社会经济秩序，缩短工作时间或者提高工资福利，如第一种社会主义那样。这种社会主义有一整套教义，其目的是要解决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要为历史设定一个目的。

这种社会主义有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科学和社会主义艺术的理论。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分开的， 而这种社会主义在否定传统意义上的天堂的同时，号召建立人间天堂，在这个人间天堂中，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而作的努力具有了精神意义，物质和精神被结合在了 一起。

不仅如此，这种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一种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有关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先于这个制度而存在，而具备了这种意识并按照这种意识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人。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理论，而是宗教。

伯迪也夫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将如何建立的说法听上去也完全象是宗教启示录和末世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将在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中结束，在这场大灾难中旧的一切被烧毁和崩溃，人间天堂就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这个人间天堂中没有剥削和阶级。

在这场大灾难之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只有在这个人间天堂里人才第一次真正地诞生，无产阶级成了新人类。这种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和自然的新人类和超人在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中代替了上帝成为崇拜的对象。

伯迪也夫说，特别使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主义的力量来自仇恨、憎恶和否定，而不是爱，宽容和尊敬。同样使他感到恐惧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上，而是依附在一些物质性的制度上，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顶礼膜拜为善和美德的源泉。伯迪也夫说，他不能想象一种物质制度如何能满足人的心灵需求。因此，这种宗教说到底是空虚和没有内容的。从长远来看，除了制造精神危机，这样的宗教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伯迪也夫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信仰自由和任何形式的个人自由都不感兴趣，如果必要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的幸福和人间天堂等 等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

伯迪也夫是在1906年写下这些文字的，当时离十月革命还有十年，但他已经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尤其是有关个人的地位和政府的权力，其准确性令人震惊。

例如，伯迪也夫说到他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还没有对共产主义下个人和政府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作出充份的阐述，只是含糊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国家会消亡。但他认为，在未来社会里国家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和被神化”的政治实体。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将建立在被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和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之上，建立在绝对和不受限制的社会集体意志之上。在这样一个虚假的集体意志之中，个人将最终被淹没并消失”。

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个人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价值，都必须服从这个社会集体的意志。伯迪也夫说，社会主义者不喜欢谈论法律，但他知道在他们的制度下，定义和保护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将被定义和保护社会关系的法律所取代，国家将成为唯一的司法裁判。

伯迪也夫指出，社会主义有中央极权化的倾向，它“把社会的生产组织转移并史无前例地高度集中到政府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有机性和和谐将会消失， 而原来建立在这个有机和和谐上的所有自治单位也只能听命于一个“中央集权的?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

他说从历史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观念和凯撒大帝对权力的理解，它把社会的一切都交给了凯撒–即交给了政治权力。伯迪也夫说，社会主义者喜欢谈平等，但他们根本就缺乏对人作为个体的理解和尊重，他们所说的平等是漠视不同个体的差别，把人非个人化，是把个人融入群众。他深刻地指出：这种抹杀个人差别的平均化是为了能够把所有人都作为工具统一地无差别地使用。自然地，这样的社会排斥那些具有独创性和天赋的人。

伯迪耶夫说 ，这种社会主义的恶魔般的残酷性在于它认为如果有必要和可能的话，可以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或者甚至摧毁他，改造他。这种为了大多人的幸福可以牺牲少数人的主张初听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但伯迪也夫说这是把人道主义抽象化，其结果当然是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大多数人的幸福。

在20世纪革命的历史中，有很多人早期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在观察或经历了共产极权主义革命后对这种革命作了深刻的反思。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仍然认为共产党革命中的那些灾难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关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的主流仍然是积极的。

而伯迪也夫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深刻而彻底的，甚至直指马克思本人。他说马克思身上那种真诚而坚定地为世界寻找意义的渴望和信念在他看来是一种邪恶，因为它是要把世界和人类生活重新建立在他主观臆想出来的意义上。

这种邪恶的人格化身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大审判官，他用充满怜悯同时又充满蔑视的眼光看待人类，要按照他订下的法则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国。对于伯迪也夫来说，所有这些结论只要到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俄国变种的理论纲领里就可以找到，而不需要亲眼看到或者亲身经历那些按照这些理论而导演出来的革命和灾难。
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些关于共产党革命的观点或者预言，都是在1906年，即十月革命前11年写下来的。

希望伯迪也夫的先知先觉能给那些被共产党革命折腾得死去活来之后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被共产党革命所“歪曲”的真理的人带来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