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回归派”误导苍生？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明报》发表文章《路走到这里分手：民主回归派的落幕》，谈论香港”民主回归派”的政治历程。八十年代，以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学生为代表，民主回归派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同香港应该脱离殖民管治，回归祖国，并真诚的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会提供契机和空间，让香港进行民主和社会改革，让民主和民族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蔡子强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几年前2010年政改一役，纵然在排山倒海的指摘甚至是丑化下，也尝试力挽狂澜，力主应该争取与北京达成政改协议，为的就是希望中港双方能够在民主发展这个课题上，开启良性互动，逐步增加彼此间的对话、了解和互信，为彼此在民主、普选等观念和看法上，奠定基础以至共识。

蔡子强引述民主回归派人士的话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标志着”民主回归论”的寿终正寝，”任何的对话、改革、中间、温和路线，都已经走到尽头不可能再继续下去”，”香港政治将会进入大变动的年代，过去30年的政治格局、党派、人物、互动模式，将会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旧交替将快速完成”。

“民主回归派”不了解中国历史

香港民众支持民主政体的比率低过日本、韩国与台湾

知名评论人陶杰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1997年之后，绝对没有”民主回归”这回事，只要读过1950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史，包括”公私合营”、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然后藉一本《红楼梦》，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1957年的”反右”为止，就会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几件事，香港人又有几个听说过，几个明白，又有几个看得透？

陶杰认为，”民主回归”之虚妄幼稚，在于香港社会学者之无知。他们是殖民地香港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群，沉迷于千万字的”论述”，而昧于常识；记得太多的西方学术名词和著作名称，但记不得1950年到1957年中国的大事，他们空谈”民主回归”，”民主中国”，荒废了他们的生命，也误导了香港的苍生。

香港人不会做出更糟糕的选择？

香港执业大律师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香港民主的困境》，指出香港人接受北京的普选框架之后，通过虚假的人民授权，使北京对香港特首的选择变得具有合法性，允许中国政府完全掌控香港事务。一旦北京实现了完全控制，它就没有理由让香港的系统实现民主化。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现任特首梁振英领导下的强硬政府已经在将确立已久的良好做法和原则弃置一边。

吴霭仪认为，如果说北京不妥协的立场有什么好处，那就是，香港人不可能做出比接受这个方案更糟糕的选择。来自各个亲民主党派的议员在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中占了超过三分之一，所以他们有权否决北京提出的选举框架。他们已经承诺要这么做，而香港人民也将确保他们会信守诺言：民主团体在周日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中宣布，公民抗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香港会因此进入全面抗争的年代吗？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叶国豪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北京再缩紧对香港的控制》，指出北京为了达至对于香港「百分百」的控制，不惜限缩甚至牺牲香港过往所累积的民主成果。在讨论香港政改方案的过程中，北京一直采取”软”、”硬”的两手斗争策略。

香港特首梁振英（站）同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叶国豪说，从国际比较来看，香港民众支持民主政体的比率甚至低过日本、韩国与台湾，这一种相对冷感与保守的政治态度无疑地阻碍了民主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更可以看到有不少学者持相对保守的犬儒态度，寄望”中间大多数务实的”香港人基于”安身立命的考虑”接受有筛选的选举制度。因此，香港人对今日的政治处境与前途实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香港会因此进入全面抗争的年代吗？叶国豪认为答案可能是悲观的，”占领中环”行动若无法聚集相对持久与强力的反抗声浪，无法激起社会大众切身的同情与支持，成功扭转政局的可能性则非常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