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认为英国应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民主进程展开调查，这个建议被中国外交部和香港政府所反驳。其中一个看上去成立的说法就是英国没有在香港推行民主，而中国已经在香港推行普选，那么没有推行民主的英国有何资格指责中国没有在香港实现民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澄清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港英有否香港推行民主？第二，如果没有的话，其原因是什么？
二战结束后，由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英国实力下降、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在去殖民地化问题上给予英国的压力、以及英国国内光荣撤退的理想主义思潮，使英国在很短时间内在其二战前广大的殖民地上推行“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绝大部分殖民地都顺利取得民主和独立的地位（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马来西亚等），少数没有独立的殖民地也实现了自治和民主（福克纳群岛，直布罗陀）。而香港却是几乎唯一的例外。
英国难道就对香港人这么绝情，要故意让他们成为民主世界的弃儿？当然不是。英国之所以在50-70年代没有在香港大力推行民主，主要有几方面的独特因素。
第一，中共的反对。这条理由中国几乎不提，却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香港历史学者“毛来由”的《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1]中通过对英国的原属高度机密的解密档案的研究，已经发掘出不少极为有用的材料。我再加上其背景解读一下。
但是杨慕琦计划除了一些具体的细节的争议之外，还受到来自中国的反对压力。中国政府担心，英国一旦在香港推行民主化，就会导致香港的自治乃至独立。这种担忧在中共49年夺得大陆政权之后更为重要。为了保住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很快就承认了中共政权的国家。新港督认识到，对于香港的地位来说，民主是次要的，而如何保证中国不武力收回香港更为关键。于是在推行民主的步伐中，不得不长期顾忌中共的反应。
英方档案中提到，在1958年，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来访的英国友人康德黎（Colonel Kenneth Cantlie）向英国首相麦美伦（Harold MacMillan）传话：“（任何將香港變成像新加坡一样的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在1960年，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和香港工会代表开会时，批评美国人建议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并警告英方：“若這個（类似美国的）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一旦英国在香港推行民主的自治政府，那么中国就会立即武力收回香港。中国很清楚，当时如果香港走向民主，就必然会导致独立的结果。这是因为香港当时大部分人都对共产主义心怀不满甚至深恶痛绝，他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惧怕中共的统治而逃到香港的。
中国之所以暂时不收回香港，并不是因为中国对英国和香港特别好，而是因为中国需要香港，因为那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和西方打交道、进口物资和获得外汇的口岸。在朝鲜战争期间，如果没有从香港走私进口的西方药物和物资，战争的结局难以预料。因此，中国可以容忍甚至支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但是如果香港走向独立，这是中国所万万不能允许的。
尽管在公众的意识中，香港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一个较少人知道的事实是，中国一直反对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为根据联合国对殖民地的“居民自决”的精神，殖民地的命运由当地人所决定。因此，如果香港是殖民地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独立。所以，在中国的坚持下，香港（和澳门）后来被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列表中除名。
第二，民众对民主的追求不高。香港在战后经历了多次的移民和难民朝，49年和以后历次运动及文革中走难到香港的人极大地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尽管在香港没有民主，但是和在大陆所受迫害相比，这些人已经感到自己极为幸运。对他们来说，感激英国人的庇护还来不及，更罔论向英国争取民主了。
当时很多人都把香港视为一个客居的地方，作为向西方继续移民的落脚点。这时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香港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既然对香港如此没有归属感，自然也少有人去争取民主了。
此外50-60年代，香港的经济并没有起飞，广大香港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大批的大陆移民更加严重地增加了香港的经济压力。香港人首先考虑的是维持温饱，而较少考虑民主的问题。
因此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由于人口构成极为激烈的变化，没有整体的归属感，也没有对在香港实现民主的追求。
第三，对民生的改善和港人意识的培育先于民主。1967年由香港左派发动的得到中国背后支持的六七暴动，以不得人心的恐怖主义的形式“抗英”，对平民制造无目的之爆炸及有目的之刺杀等暴恐事件令多位无辜平民丧命，其中包括广为市民喜爱的正直的播音员林彬，以及多位无辜的儿童。港英政府被迫出动军队平暴。这件事反而令广大港人进一步意识到在港英政府统治下对比内地的优越性，提高了港英政府的声望与合法性，而港英政府也意识到培养本土归属性的重要性，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当时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本来就有意推动香港的民主，但是在六七暴动和中国的压力之下，他从最初成立民选议会的构想退到成立咨询机构的建议。他设立了民政处制度，扩大了各类咨询机构，成立民政司。形成了首先从民生方面进行改革，进而培养香港人归属感，再进行民主改革的思路。
在戴麟趾和其后的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治下，香港作出了几项本质性的变革：首先是大规模的基建，特别是“居者有其屋”计划，让绝大部分香港人得到了有尊严的栖身之所；其次是免费教育，让港人有了更理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最后是举世闻名的廉政公署，香港从一个全民皆贪的贪腐社会一举成为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这些举世瞩目的社会成就以及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让香港人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群体。正是因为这些社会的变迁，才令香港有了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基础。
为什么在80年代积极推行民主
其实早在60年代中开始，香港就开始新一轮的推进民主的方案。在60年代末，香港发表《地方政制改革報告書》，开始扩大市政局的选举议席，赋予市政局法定地位，并提升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职权，而且市政局主席通过议员互相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长官指定。
毋庸置疑，港英有决心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在70年代末之前，基于中国的反对和条件的未成熟，才未能完成推行民主的计划。这两个制约因素在70年代末都被大大地改善。随着香港人凝聚力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无可避免地自发出现了民主的要求。而另一方面，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中国和邓小平见面后，基本确定了在1997年香港最终回归中国的前途，无非是以何种形式归还中国而已。
港英在香港推行民主，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要保障香港的社会生活制度。在80年代初期，香港出现信心危机，只有加快民主政制的推进，才能在97之前巩固香港的制度，维持港人刚刚建立不久的凝聚力（民主一旦得到，就很难走回头路）。港英其次的考虑是要为香港光荣撤退做准备，代议政制的推行正是最终达致港人治港的必须阶段。第三是回应港人的民主诉求。
中国对港英推行民主也有多重的考虑。一方面，尽管中国对港英积极推行民主颇有微词，但在香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国并不担心香港因此而走向独立。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深知，如果在香港不推行民主，将无法挽回《中英联合声明》后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无法阻止大规模的移民潮，而中国并不希望香港变成一个没落的城市。80年代的中国领导层相对开明，他们既有意维持香港的地位和体制，亦希望香港的一国两制可以作为台湾的示范，甚至不乏作为整个大陆推进民主的试验田之考虑。因此在总体上，他们接受英国在香港推行“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的理由。
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之下，港英加快了在香港推进代议政制的部分。在1980年，香港推出《地方行政白皮書》，全面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为港英退出香港作准备。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港英再次发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和《代議政制白皮書》，确定1985年立法会议员完全由选举产生。中国对此尽管有不满意，但也没有反对港英的民主推行计划。当时香港政制的推进必须通知中方，中方并没有对此进行阻碍。
因此，这时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民主，不但不是为了搅乱香港，而是恰恰相反，为了稳定香港。
中国和英国在香港推行民主的真正矛盾源于80年代末的不便讨论的风波。在此风波后，英国在香港民意之下力求在中英协议的框架之内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予香港最大的民主。由于民主的推进需要在中英协议的框架和中英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直选港督无疑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甚至连全面直选立法会都不答应。彭定康在政制改革中利用了中英协议中的漏洞，把功能组别选举的选民基础扩大到个人票，又提出新九组，最后变相地实现了1995年立法会的全面直选。他因此被中国斥为“千古罪人”。中国后来废除“直通车”，另起炉灶选出1997临时立法会议员。中国和港英关系堕入最低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