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毛邓习，通三统

毛时代中共高层有规矩，活人不办寿；邓时代立了一条新规矩，逢十办冥寿，“红色家族”因此获得了为自家老爷子公款办寿的资格。根据这条陋规，中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办了三场超级冥寿：去年大办习仲勳百岁、毛泽东一百二十岁，刚刚隆重操办了邓小平一百一十岁.

这三场冥寿都办得很热闹，很吸引眼球，出传记、印画册、发邮票、竖雕像、党报党刊齐发纪念文章、央视黄金档播电视连续剧或文献纪录片。但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之处在於：其一，习近平亲自操办；其二，“红二代”紮堆参加。这两点意味深长，既凸显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仪典规格，又弘扬了“打天下，坐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的血统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相比，“坐江山”才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给“无产阶级革命家”办冥寿不同於祭抗战英烈，前者是战略，后者是战术，倒是与古代皇帝率宗室文武祭太庙拜列祖列宗是一个意思，虽是繁文虚礼，却显制度宗旨，不可等闲视之。

这三位已故“寿星”，毛是“开国领袖”，邓是“总设计师”，习是当今“皇考”，堪称红朝太祖、太宗、“睿宗”（此为明嘉靖皇帝以旁支入继大统后给自己生父所上的尊号）。毛、邓冥诞纪念会都是最高规格，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习近平宣读万言祭文。毛一百二十岁更有七常委率文武百官集体参拜遗体的独特仪式。习仲勳百岁纪念会上，常委虽未全部列席，但有习近平夫妇和习老夫人端坐正中央，仿如接受群臣朝拜，红色豪门总动员，挤破脑袋抢入场券，红星闪闪，众星捧月，尽显红色后人一家亲的团圆气氛。把故人冥寿办成了“红二峰会”，看来拼爹之风全国盛行，病根就在中南海。

习仲勳与毛泽东的恩怨

接踵而至的三场冥寿把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勳摆在同一个政治平台，这是三位老“寿星”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习仲勳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走投无路逃难到陕北，“陕北救了中央”，而此时陕北肃反白热化，“中央也救了陕北”。陕北苏区刘志丹、谢子长两派人马长期不和（他们的下属终其一生缠斗不休，习仲勳“利用小说反党”最早即是由谢子长的老部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上将向康生告密），北方局派去肃反的朱理治等人拉一派打一派，杀掉二百多人，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勳、马文瑞、张秀山等主要干部以“右派反革命”罪名关押拷打，习仲勳因对后抓进去的熟人点了点头即遭毒打，张秀山被用烧红的铁锹打得哭声震天，活埋他们的大坑也已经挖好，习仲勳们危在旦夕。习仲勳说，“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就完了”。此事被党史说成“毛主席命令刀下留人”，但据当事人回忆这并非史实，派人解救刘、高、习的不是毛，而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但高岗、习仲勳等人因感念救命之恩而从此亲毛则是事实，他们将搞根据地起家的毛泽东视为同道和靠山，而对差点弄死他们的白区派系颇为反感，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白区干部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习仲勳晚年上井冈山，还不忘表白他作为陕北根据地老人对中共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及其创始人毛泽东的景仰之情。

延安整风刘少奇得宠，为平衡刘系势力，毛泽东开始重用高岗，高岗则向毛举荐习仲勳，陕北小山头遂被整体纳入“毛派”囊中。此后高岗步步高升，从整风乾将到“东北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成为毛的铁杆亲信，被摆在对抗刘少奇、排挤周恩来的显贵位置上。毛授意高岗批薄射刘、反刘排周。高岗半公开搞派别活动，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支持，陈云、邓小平反对，最后反刘不成，为安抚刘少奇，毛抛出高岗谢罪，高岗绝望自杀。高岗悲剧让毛泽东与陕甘山头失去信赖，毛乾脆得罪人得罪到底：五九年毛借万言书发难，批彭德怀又扯出“彭高联盟”；六二年借《刘志丹》发难，批习仲勳再扯出“彭高习”、“习贾刘”、“西北”反党集团.文革尚未开锣，毛的帮凶、替罪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还没有登场，对中共革命做出过特殊贡献的陕北老干部就集体落马，且下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

习仲勳含冤受屈十六年，当然是拜毛所赐.整高岗固然是毛泽东谋事不慎“挥泪斩马谡”，整习仲勳则是蓄意害人，毛泽东主谋，刘少奇协助，康生当打手，个个厉害，来者不善。党史界习惯於将习仲勳冤案的责任推给康生那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小纸条，这是避实击虚捏软柿子。那张纸条是怎么来的呢？文革期间康生说过：“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小说《刘志丹》一出笼，……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桿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桿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它们进行反党活动！……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可见“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权在毛不在康。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大批习仲勳，刘说一句，毛插一句，刘刻板严厉，毛辛辣诙谐，如东北二人传般一唱一和，随口栽赃，随意践踏。此时的毛刘二人分歧已深，但在整彭德怀、习仲勳上依然高度一致，这是毛抓住并迎合刘少奇忌惮彭德怀、怨恨高岗的阴暗心理，以此麻痹刘少奇。

邓小平冷落习仲勳

“习仲勳反党集团”是一目了然的冤案，却直到一九八○年才正式平反，而高岗的案子不许复查、不准平反，这就要怪邓小平了。邓与陕甘小山头既无渊源，也无纠葛，但“高岗事件”邓是幕后推手，毛泽东正是在听取邓小平的意见之后才下定了与高岗切割的决心。处理高饶的报告由邓小平所作，高岗倒台邓是最大的受益者，当了党的总书记（高岗既反对毛退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挂帅，也反对设总书记），实权仅次於毛刘周，一度还被毛封为“副帅”，这个位置原本是留给高岗的。所以，邓小平第三度上台之后，明知高岗虽然毛病很多却从未“反党”，更无所谓“反党联盟”，但邓坚决不同意为高平反。而高岗不能平反，背着“为高岗翻案”、“宣传高岗”、“死做高岗忠臣”罪名的习仲勳自然会受到连累。

习案延迟平反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仲勳与王震有旧怨。建国初期习主政西北时曾批评、制止王震在新疆乱捕滥杀，导致王震丢官卸职，被赶出其一手创建的独立王国，王震随之大病一场，几乎吐血而亡，王家一直对此耿耿於怀。王震与邓小平关系亲密，文革期间王震对邓家有恩，甘愿两肋插刀，唯邓是从，当邓时代来临，王震得宠，邓小平说过，“他（王震）现在要什么都可以”，习仲勳只能对王震甘拜下风，不得不为往事向王震违心道歉。习王恩怨使邓习关系增加了一些彆扭。习仲勳主政广东，开创广东改革开放新局，在中央的主要支持者并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是胡耀邦、叶剑英。后来邓小平疏远叶剑英、废黜胡耀邦，习仲勳也跟着受到邓的冷落。八九年习仲勳反对军队进城，更为邓所忌，晚年寂寞，自不待言。

习近平“通三统”

当年主持陕北肃反、差点杀掉习仲勳的主要负责人朱理治，他的儿子朱佳木曾官至社科院排名第三副院长，此人曾吹捧“重庆模式”，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发明了“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以（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亦即不能以邓非毛，也不能以毛非邓；不但如此，朱佳木还提出，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时代是邓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种歪理真是令人费解。但说来离奇，朱佳木的父亲当年肃反来不及活埋的习仲勳的儿子，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却把他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荒唐理论奉为圭臬。

的确，习近平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学毛？仿邓？尊父？三尊偶像，三条道路，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他到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被说成是效九二南巡促改革；他揽权上瘾，自封一堆组长头衔，将“集体总统制”釜底抽薪，被说成是学毛泽东做独裁者；他清网络、打“大V”、反宪政、“七不讲”、围剿“死磕派”、摧毁“新公民”，被认为要发动新反右运动；他高唱“全深改”，“打虎”出重拳，又让右派、党内民主派、反腐救党派喜出望外；他东海不弱，南海逞强，拉韩抗日，联俄反美，军事与外交日趋强硬，在民族主义阵营赢得一片喝彩；……人们对习近平的评价充满了矛盾。也许，还是“世交”朱佳木看透了习近平。习近平的自我定位大概就是既要“不变色”，又要“全深改”，融合毛邓习，三统集大成。

汉朝大儒董仲舒发明了“三统”学说：夏、商、周三代（黑、白、赤三统）再而改，三而複，三统循环，周而复始。而所谓“通三统”，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就是新王遥尊两代先王，护其名位，保其后裔。习近平种种摇摆於毛邓之间的矛盾作法，莫不是要通毛、邓、习三统？毛泽东曾经说过，井冈山是中共大正统，陕北是小正统.康生批习仲勳时也说过，小说《刘志丹》的要害是“篡党篡国”，把陕北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唯一的正统”。其实，除井冈山、陕北这两块“龙兴之地”，法国和苏俄也是中共渊源所在，赴法派、留苏派虽被毛各个击破，山头破碎，但实力之大，仍屡打不倒，堪称一统──邓小平即属此统.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登大位亦可视为中共政权从井冈山毛大统、到法苏派邓中统、再到陕北习小统，此乃三易其统全流程。“通三统”还有另一种含义，宋代大儒朱熹发明了道统学说，有人将道统、法统、治统亦称为三统，依此含义，共产党马列道统已断，宪政法统阙如，仅靠血缘治统支撑，这样的政权前面已是无路可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