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精辟地指出：极权社会“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同时，后极权社会中权力的中心还要充当道义的中心，即将社会一切道义的、善的，都归于权力中心。后极权社会对于一切非出自权力中心的道义、善，都视之为别有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本着这种权力中心垄断真理与道义的需要，后极权社会经常疯狂地抹黑、污化一切外在于权力的想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或团体，视一切外在于权力中心的善，都是对权力的不敬与威胁，尤其对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更是绝不允许他们沾上道义的光环。后极权政权如此仇视、防范权力之外的道义，不仅基于维护权力中心的统治稳固需要，在某种程度其实也是“我是坏蛋，但也绝不允许你成好人”的意识形态的阴暗偏狭使然。
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贵州上访女子声称自己遭到北京某著名维权人士欺骗同居一年，后被弃时，还被其殴打七小时的报道。了解该维权人士者都知道，该维权人士被警方24小时值班看守，若果真发生此种事情，那警方岂不大喜过望，立刻将该维权人士一把拿下，还需要该女子上门讨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此女，曾以要强嫁与另一在京维权人士为由而索要钱财并导致该维权人士前女友离开。接连发生如此情况，其中原委目前且不断定，但以此形式损毁抹黑维权人士声誉，却是客观上的效果，使人一目了然。
联系到近一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秦火火、薛蛮子、王公权、高瑜、向南夫、郭美美等等，在民间拥有高知名度的维权人士、网络大V、公共知识分子，在被当局抓捕后，纷纷被押上中央电视台，面向天下观众公开认罪忏悔的情形，可见，民间各种名人在被抓下，被以屈辱性地推上电视，公开进行良心与道义性的审判，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这种直接损害人格，辱及尊严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要诏告天下：这些骂我们坏的名人，其实也不是好人！
翻开中国当代史，就会发现这种以损毁声誉、污辱人格的道德审判并不是今天的发明，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管治的解放区就经常出现抓押“反动派”来游斗、批判与公审的事，到中共建政后的土改、反右，也一直沿用着这种方式来动员、教育（其实是震慑）群众。后来到文革，这种公审批斗更是演化成为社会的常态。看看文革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将刘少奇脖子上挂着“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并打上把大叉的招牌，几个戴着红卫兵袖套的青年强行按着刘少奇的头，将其反剪双手，押着跪斗的情形，几乎成为文革的标识。还有彭德怀、陈毅、习仲勋等等中共开国元勋被万人大会批斗的惨状，也都与刘少奇类似。翻看当年文革历史，除了这种公开超越法律、践踏人格、辱没尊严的大批斗，还有挖祖宗八代历史，利用各种生活与道德问题来肆意编造故事，抹黑被专政的对象，直至将其“批倒批臭”。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会记得，那些被划入专政对象的，世间一切坏事都被扣到他头上，一个个都被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这种不择手段的抹黑，严重践踏尊严、污辱人格的批斗，从土地革命延续到反右、文革，直至今天，目的就是要将一切的道义与善垄断于权力中心，要实现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与道义中心。而一切外在于权力中心的，都是坏的，是不善的。
考察世界现代史会发现，自从极权主义来到人间，无论是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还是苏共斯大林时期，或者共产东欧时期，或者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朝鲜金一世到金三世时期，这种抹黑异己，污化“敌人”，都是它们惯常手段。它们如果发现外在于权力的异己指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且引起了民众的共鸣，或者提出了什么社会性主张，它们就会给予异己图谋名利甚至意图夺权的定论。正如哈维尔所言：“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而类似情况，在中国《零八宪章》出台时也重演过。
后极权社会赖以存续的支柱是恐惧与谎言。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快速与多渠道，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日益驱离开人们内心的恐惧，而对于谎言的揭批，更是使制造谎言者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随着谎言一个个破灭，极权统治的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极权假借起的道义光环也在一分分暗淡。当那些深藏于历史的暗剧被一幕幕揭开时，极权垄断的道义角色就一步步迈向丑恶的一面。当真理的中心与道义的中心被现实一层层剥离时，暴力就日益成为极权最后倚重的对象。这时极权政体就会主动出击，对一切外在于权力的新生事物，采取露头就打，消灭于萌芽状态。对那些占领民间道义高地的各种领域的代表，采取收服与打压。于是，意见领袖、维权人士、网络大V，就纷纷进入权力整治的名录。所以，近年来一系列各领域代表性人物遭到禁声或抓捕，就是这种捍卫道义中心行动的反映。
随着极权统治危机加深，极权捍卫自身道义中心角色就上升到捍卫权力稳固的地位，于是对社会那些沿袭了千百年的公益性活动，那些自古就传流至今的行善积德行为，也都采取笼络收编与打压消灭的软硬两手。看看那些公益组织、慈善机构、环保团体、宗教团体、甚至律师团体，要么被收归于权力之下，由权力来垄断，或至少挂靠于，即名义上归属于权力之下，才能在一定范围允许其存在，而对于那些坚决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完全独立，以民间身份从事善举的人及机构，最后必将被极权政权通过各种途径加以限制，直至消灭。近年来不断清剿基督教会，推毁教堂，驱散教众，抓捕传道人，以及对类似立人乡村图书馆的查禁等等事件，本质上就是极权不允许这些外在于权力的独立机构蚕食分享权力的道义中心地位。
极权之所以如此近似疯狂地垄断权力的道义中心地位，一则是独尊地位的需要，即极权需要民众宗教式的崇拜，以维系其至高的精神地位，充当起世俗的上帝角色，这是极权稳固的基础；二则是剪除民众选择性的需要。道义垄断会压灭社会一切向善的选择，让人们只能仰仗权力的恩赐，将民众的感激垄断于权力一身，使民众丧失别的选择，实现所谓扼阻社会“走邪路”的选项。
在极权社会，权力中心为了稳占道义中心，一则不断打压贬低那些秉持道义者，一则诱导人们沉湎于消费主义，主动放弃道义的责任。在如此情况下，后极权社会道义会越来越流失、矮化，社会生活会日益腐化堕落。面对这种状况，公民社会如何冲破权力中心制造的重重枷锁，就具有捍卫人类道义与拯救社会堕落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精辟地指出：极权社会“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同时，后极权社会中权力的中心还要充当道义的中心，即将社会一切道义的、善的，都归于权力中心。后极权社会对于一切非出自权力中心的道义、善，都视之为别有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本着这种权力中心垄断真理与道义的需要，后极权社会经常疯狂地抹黑、污化一切外在于权力的想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人或团体，视一切外在于权力中心的善，都是对权力的不敬与威胁，尤其对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更是绝不允许他们沾上道义的光环。后极权政权如此仇视、防范权力之外的道义，不仅基于维护权力中心的统治稳固需要，在某种程度其实也是“我是坏蛋，但也绝不允许你成好人”的意识形态的阴暗偏狭使然。
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贵州上访女子声称自己遭到北京某著名维权人士欺骗同居一年，后被弃时，还被其殴打七小时的报道。了解该维权人士者都知道，该维权人士被警方24小时值班看守，若果真发生此种事情，那警方岂不大喜过望，立刻将该维权人士一把拿下，还需要该女子上门讨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此女，曾以要强嫁与另一在京维权人士为由而索要钱财并导致该维权人士前女友离开。接连发生如此情况，其中原委目前且不断定，但以此形式损毁抹黑维权人士声誉，却是客观上的效果，使人一目了然。
联系到近一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秦火火、薛蛮子、王公权、高瑜、向南夫、郭美美等等，在民间拥有高知名度的维权人士、网络大V、公共知识分子，在被当局抓捕后，纷纷被押上中央电视台，面向天下观众公开认罪忏悔的情形，可见，民间各种名人在被抓下，被以屈辱性地推上电视，公开进行良心与道义性的审判，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这种直接损害人格，辱及尊严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要诏告天下：这些骂我们坏的名人，其实也不是好人！
翻开中国当代史，就会发现这种以损毁声誉、污辱人格的道德审判并不是今天的发明，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管治的解放区就经常出现抓押“反动派”来游斗、批判与公审的事，到中共建政后的土改、反右，也一直沿用着这种方式来动员、教育（其实是震慑）群众。后来到文革，这种公审批斗更是演化成为社会的常态。看看文革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将刘少奇脖子上挂着“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并打上把大叉的招牌，几个戴着红卫兵袖套的青年强行按着刘少奇的头，将其反剪双手，押着跪斗的情形，几乎成为文革的标识。还有彭德怀、陈毅、习仲勋等等中共开国元勋被万人大会批斗的惨状，也都与刘少奇类似。翻看当年文革历史，除了这种公开超越法律、践踏人格、辱没尊严的大批斗，还有挖祖宗八代历史，利用各种生活与道德问题来肆意编造故事，抹黑被专政的对象，直至将其“批倒批臭”。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会记得，那些被划入专政对象的，世间一切坏事都被扣到他头上，一个个都被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这种不择手段的抹黑，严重践踏尊严、污辱人格的批斗，从土地革命延续到反右、文革，直至今天，目的就是要将一切的道义与善垄断于权力中心，要实现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与道义中心。而一切外在于权力中心的，都是坏的，是不善的。
考察世界现代史会发现，自从极权主义来到人间，无论是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还是苏共斯大林时期，或者共产东欧时期，或者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朝鲜金一世到金三世时期，这种抹黑异己，污化“敌人”，都是它们惯常手段。它们如果发现外在于权力的异己指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且引起了民众的共鸣，或者提出了什么社会性主张，它们就会给予异己图谋名利甚至意图夺权的定论。正如哈维尔所言：“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而类似情况，在中国《零八宪章》出台时也重演过。
后极权社会赖以存续的支柱是恐惧与谎言。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的快速与多渠道，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日益驱离开人们内心的恐惧，而对于谎言的揭批，更是使制造谎言者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随着谎言一个个破灭，极权统治的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极权假借起的道义光环也在一分分暗淡。当那些深藏于历史的暗剧被一幕幕揭开时，极权垄断的道义角色就一步步迈向丑恶的一面。当真理的中心与道义的中心被现实一层层剥离时，暴力就日益成为极权最后倚重的对象。这时极权政体就会主动出击，对一切外在于权力的新生事物，采取露头就打，消灭于萌芽状态。对那些占领民间道义高地的各种领域的代表，采取收服与打压。于是，意见领袖、维权人士、网络大V，就纷纷进入权力整治的名录。所以，近年来一系列各领域代表性人物遭到禁声或抓捕，就是这种捍卫道义中心行动的反映。
随着极权统治危机加深，极权捍卫自身道义中心角色就上升到捍卫权力稳固的地位，于是对社会那些沿袭了千百年的公益性活动，那些自古就传流至今的行善积德行为，也都采取笼络收编与打压消灭的软硬两手。看看那些公益组织、慈善机构、环保团体、宗教团体、甚至律师团体，要么被收归于权力之下，由权力来垄断，或至少挂靠于，即名义上归属于权力之下，才能在一定范围允许其存在，而对于那些坚决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完全独立，以民间身份从事善举的人及机构，最后必将被极权政权通过各种途径加以限制，直至消灭。近年来不断清剿基督教会，推毁教堂，驱散教众，抓捕传道人，以及对类似立人乡村图书馆的查禁等等事件，本质上就是极权不允许这些外在于权力的独立机构蚕食分享权力的道义中心地位。
极权之所以如此近似疯狂地垄断权力的道义中心地位，一则是独尊地位的需要，即极权需要民众宗教式的崇拜，以维系其至高的精神地位，充当起世俗的上帝角色，这是极权稳固的基础；二则是剪除民众选择性的需要。道义垄断会压灭社会一切向善的选择，让人们只能仰仗权力的恩赐，将民众的感激垄断于权力一身，使民众丧失别的选择，实现所谓扼阻社会“走邪路”的选项。
在极权社会，权力中心为了稳占道义中心，一则不断打压贬低那些秉持道义者，一则诱导人们沉湎于消费主义，主动放弃道义的责任。在如此情况下，后极权社会道义会越来越流失、矮化，社会生活会日益腐化堕落。面对这种状况，公民社会如何冲破权力中心制造的重重枷锁，就具有捍卫人类道义与拯救社会堕落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