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推出了2014年国庆特别策划“今天我们该如何爱国”的大讨论。
随着最近两年中国和日本、越南等邻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议加剧，尤其是近日北京官员在对香港特首必备条件的解释中，把爱国等同于爱共产党或“绝不可以反对共产党”，使“爱国“这个话题再次成为热议的主题。
“爱国”的表现既可以无限具体，也可以极其抽象，但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很少有人会否定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概念和高贵的行为，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但在中国，对所爱的“国”的定义的争论却持续了几十年。
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爱国是不是意味着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出现了疑惑；而30多年前白桦的《苦恋》中的那句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国定义的大辩论，而“爱国即爱党”则是老邓（邓小平）和小邓（邓力群）之间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争论。
“爱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份的认同，从原则上看，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爱国应该解释为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爱政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与“爱中国共产党”就更没有强迫性的关系。
而对于生活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海外的华人，“爱国”的定义可能与中国大陆人有很多不同，他们爱的可能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而不是特指的某种政治制度和某个政党。
就像著名社会学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所指出的，在英文中，爱国的“国”既可以是Nation(民族、国家和种族），也可以是State（国家、政府），而汉语中却只有一个词“国”，因此导致意义不同的诠释。
“爱中国的关键是要爱党”
在中国大陆，几代人从小就接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教育，不知不觉的把“党”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具体代表，认为党的利益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爱国自然应该爱党。
今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麾下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必须抵制把爱国、爱党对立起来》的社评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5年，党员规模超过8千万，它早已不是西方体制所定义的“政党”。
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凝聚了中国这个复杂的国家，全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客观的说，要从现代中国的概念中抽掉中共元素是做不到的。
社评还批评那些反对“爱国即爱党”的人“把这个常识当成旗帜来挥舞，为的是搅乱公众的视线，制造最终背离常识的引申……反复强调爱国不等于爱党的人，就是要把互斥强行塞到爱国和爱党之间。”
《环球时报》在9月14日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先奎的文章《爱国和爱党在中国是一致的》，强调“我们主张爱中国就要爱中国共产党，爱中国的关键是要爱党”。
陈先奎教授在文中说，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之一，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体制派宣扬“爱国不一定爱党”，制造爱国与爱党的区别、矛盾与对立，在中国思想舆论界广泛流行。
他还说，这一体制派的观点早就在肆无忌惮地挖掘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如果不敢直面这样的问题，不去与这样的思想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甚至自设禁区，只能是自杀式的“意识形态不抵抗主义”。
“政治强奸”
旅居英国的中文作家马建坚决反对“爱国即爱党”的观点，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马建表示，他对“爱国”的定义是，尽管全球化消解了国家的部分壁垒，但爱国的定义依然是：国家+民族+家庭的整体存在。
近年来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马建说，只有国家属于人民并延续了民族传统时，他才是“爱国者”。而面对今天被他称为“四不象”的中国，他只能是一个甘愿为了批评自己国家而献身理想的世界公民。
曾在1980年代花了近三年时间走遍全中国，熟悉中国各省市的县镇和名山大川，马建说，在这之后他走出了大汉族意识，进入了先民族、后国家的“爱国”意识，他对他所爱的“国”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共产党和政府，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建对BBC中文网说：“我是秦汉以来，中华民族以汉字为文化传统的延续者。我必须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但我不选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因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而统治了中国。”
他还表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无中华传统也无人民当家作主，更谈不上共和，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所以马建批评说，除非中国共产党让十三亿人都入党，否则“爱国即爱党”的说法只是“政治强奸，是无耻之言”。
“30年后河东还是河东”
对于“爱中国就是要爱共产党”的争执，著名社会学者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指出，这是1980年代初邓小平和以“左王”著称的中国极左派代表人物邓力群之间的一个著名的争论。
当时的中国正在努力走出刚结束不久的文革的阴影，人们正在痛苦地对文革进行反思，而著名剧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改编成电影后的名字是《太阳和人》——中的一句台词和电影的结局，引起了一场关于“爱国”的大辩论。
没有公映却受到中国当局批判、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极高评价的《苦恋》中，令当时受浓厚文革思路影响的中国人最震惊的这句台词是“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
这句台词引发了当时中国各界的“爱国主义”讨论，丁学良教授回忆说，当时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爱的祖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不管它在什么政治制度下，也不管是否受到过当局的虐待，他们爱的就是这个从古到今的国家。
丁学良说，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和胡耀邦都支持这个辩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在文革中伤害了无数国内的中国人，也伤害了许许多多海外华人的感情和利益，所以现在必须重新加强统战工作。
但是尽管邓小平等人把爱国主义讨论看作是最重要的团结人心的讨论，并且主张不能把爱国和爱党划等号，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却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必须爱党，不爱中国共产党，你爱的是啥子（什么）国啊？”
亲耳听到邓力群这一讲话的丁学良教授说，虽然当时党内一些资格非常老的开明人士批评邓力群把爱国与爱党划等号的说法实际上有损中国，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爱国即爱党”方面的坚持，可谓“三十年后河东还是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