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民抗命行动继续吸引法国媒体地特别关注。香港的“雨伞革命”如今又有了一个意味深远的新名称，《解放报》把它称作是“香港之春”，指出，北京政权开始担心青年学生发起的民主浪潮蔓延至中国各地。头版画面上是这次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画面：一名在催泪弹的烟雾中高举雨伞、戴着保护眼镜和口罩自卫的青年人。《费加罗报》的头版画面是一名身着香港学联T恤、正在动员示威民众的年轻人，头版标题是“香港：示威者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则重点介绍了这次大规模抗争行动中的重要领头人物。
《解放报》：否认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专制政权的立场
《解放报》用了3整版的篇幅报道港人的抗争运动。该报的社论文章写道：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很多领导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民族不如其他民族那样适合拥有民主，自由只是西方人的发明，政府提出的所谓亚洲模式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暴政虽然不适合西方文化，但可能适合于某些外国文明。文章就此指出，香港的占中运动证明了这种戴着某种优越感的观点毫无实质意义。中国在收复香港主权是承诺不会向香港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粗暴镇压手段。但正因为中国政府不再信守这项承诺，接受了重视个人自主的世界文化的香港青年人也像此前突尼斯城、安卡拉或基辅的年轻人一样，奋起反抗，要求香港也遵守在西方国家运行的法治国家的标准。文章写道，否认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专制者和商人的论调，因为要求自治对政权形成威胁，也会影响做生意。在中国，一党专制政府对此感到不安，中国政府想要野蛮资本主义的无情，但拒绝与此相伴而行的个体自由。如今在香港表现出的正是这种失衡，而这还只是开始。
《解放报》：台湾密切关注香港抗争如何落幕
《解放报》驻京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自香港发表分析文章，指出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背后是台湾问题，但是，在台湾人看来，自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大体遵守了承诺、港人得以保存了已有的自由，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花招。文章指出，其实这种以广泛自治获取主权归属的模式1950年就已经在西藏尝试。当时，北京曾允许达赖喇嘛保留藏人军队，但这种局面只持续到1959年，这一年，汉人与藏人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达赖喇嘛下决心逃往印度。在５０年代，共产党政权其实对许多它当时尚未能全面控制的地区做出了类似的表面慷慨的自治承诺。新疆和其他被称作自治区的地方一样，自治只是徒有其名。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向台湾政党代表再次提出“一国两制”模式，回应他的是马英九的声明：绝大部分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因为台湾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民选总统和立法院，自行管理其事务。台湾人密切注视着香港与北京目前的较量会如何落幕。
《解放报》还采访了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François Godement. François Godement.指出，香港青年人之所以奋起反抗是因为他们感觉他们的前途被中国阻断，但François Godement.认为北京方面不会听任这场年轻人主导的运动长久继续。
《解放报》特别发表文章介绍这次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之一黄之锋，称他是象征着香港抗争运动的面孔。这个政治上早熟的17岁青年已经是中国政府的眼中钉。在众多电视政论节目中，他经常驳得对手哑口无言。文章引述黄之锋上周对美国CNN电视台的访谈指出：每一次的战斗都要像最后一次战斗那样去努力。
《费加罗报》：中国封锁信息网站的规模前所未有
“香港的街头抗议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费加罗报》驻香港记者指出，北京方面指望听任抗争集会随时间自行瓦解，而学生则在抗争行动意想不到的规模中受到鼓舞，发出让特首辞职的最后通牒，将当局逼至墙角。在北京看来，让港人普选特首已经是做出了让步，这是中国１３亿人不可能有的特权。港人发出的最后通牒有可能成为刺激北京鹰派人物的红布，让人联想到当局会以强硬手段控制局势，造成新版天安门事件。文章认为，港人与北京的这场较量的结局实在难以预料。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文章认为，面对挑战，中国政府努力表现出临乱不惊。表面上，中央电视台节目看不出中国领导人有任何不安的迹象。习近平十分坦然地与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一道出席了国庆６５周年晚会，而此时港人正在街头表达不满。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任何有关港人示威的画面。中共目前的新闻封锁政策比任何时候都严格，显示出政府无能为力：或者粗暴镇压，但这样就要承担被孤立的沉重代价，或者顺应港人的呼声，但这有可能让民主诉求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这篇文章引述一家专门关注网络封锁的网站指出，中国还从未像目前这样大规模封锁信息网站。与此同时，根据一些人权组织掌握的消息，中国政府已经逮捕了数十名支持港人抗争的中国异议人士。
香港抗争运动的重要人物
《十字架报》周四重点报道了香港公民抗命运动的重要人物，指出，这场广泛的运动将多个相互关联运动联系在一起，团结了多个经历各不相同的有声望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朱耀明、戴耀庭、陈日君、黄之锋、陈方安生和黎智英。70岁的朱耀明牧师从事人权活动已经30多年，89年时，他积极参与了秘密营救学运领袖的行动，在这次占中行动中他又担当起领导人的角色。他说，以他多年参加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现在不应当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要为孙辈保证一个完全民主的未来。
戴耀庭是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是律师。2013年1月，他借鉴世界各地的“愤怒者”运动，发出了占领中环倡议，他表示，北京的威胁将无济于事，民主终将降临香港。
荣休主教陈日君被看作是“香港的良心”，他参加了香港争取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权利的运动，每年纪念六四的集会活动他都走在最前列，在这次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他来支持和鼓励投入抗争活动的学生。
17岁的黄之锋如今已经是香港公开大学的学生，2012年，北京当局试图在香港中小学校推行国民教育课程时，他创立了学民思潮，动员数千学生参加抗议活动，但他的活跃也招致非议，有人指责他只是一味批评，没有名副其实的具体目标。
出生于1940年的陈方安生曾经在港英政府年代主权过渡后最初几年担任政务司司长。她立场温和，在香港各界颇受尊重，几周前，她曾去伦敦，去美国，为香港的民主事业呼吁。在目前的对峙局面中，她呼吁对话，寻找妥协，以避免发生暴力。
黎智英是香港壹传媒总裁，《苹果日报》就是壹传媒的旗舰刊物，1989年他就已经积极支持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如今他为占中运动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