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局之际，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去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约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白银两万万两；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新的通商口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免征一切杂税。
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人，回顾历史的这一幕这一页，不免为之心疼。可我们对于这场战争之惨败，是否吸取了应有的教训？
当今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之间的一次较量，中国之败，在于制度与观念之败。
其实，中日两国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都是封闭的专制主义国家。两国一先一后（中国是1840年，日本是1853年）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强行拖入世界“现代化”进程，而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呢！为何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跨入现代国家行列，而中国仍是一个前现代的国家？
面对强势的西方国家的入侵，两国都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中国搞了“洋务运动”。认为中国败于西方国家，乃因列强“船坚炮利”，因此引进近代西方工业，购买军器，营建现代兵制，认为以此可以振兴国家。在文化与政治制度方面，则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认定“天朝上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总体上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始终不相信域外文明有中华文明所不及的地方，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结果保留了根基，却挡住了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日本则进行了明治维新的变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全方位地推行西方化的革新。日本的这一脱亚入欧、转身向西的历史转折，一举成为亚洲强国。
在政治制度方面，1868年4月，明治天皇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第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0余年后，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议院、贵族院开议，现代议院正式开张。可中国直至甲午战争时期，其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
在经济制度方面，开设商法公议所，创办商法学校，鼓励工商业。特别重要的是，将类似洋务运动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因为政府已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政府还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鼓励购买官企。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中国现代工业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后类企业因产权不清，私人资产屡被官府侵吞。总之，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百般压制。
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70年代后期就借鉴西方兵制，进行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的现代化。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勇营之制始于湘军，是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在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加教育改革，强调教育平等。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完整的现代教育制度。中国的新式教育则正在艰难起步，一直未获正统地位。（上述日本西方化改革参考黄遵宪《日本国志》）
可见日本的现代化改革是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而且抓住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制度的西方化，因而在短期内就觧脱传统桎梏，直奔现代化目标。当时的大清统治者却没有看清日本改革的深远意义，反认为日本的西化改革得不偿失。中日两种改革模式在甲午战争中就经受了无情的检验。这场战争是两国军力国力的较量，更是两国文化与制度优劣的裁定。中国如此不堪一击，证明专制制度的腐朽和片面改革的失败。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文革”之后中共也实行了改革。但引发这次改革同一百多年前兴办洋务运动其动因和背景是不同的。洋务的变法图强是因受到列强欺侮的刺激而兴起的。“文革”浩劫之后，中共危机深陷、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共产党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给人民一条生路，遂有了改革开放。但这次改革同洋务运动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只限于物质层面，设定在经济领域，对于政治制度的根基——“一党专政”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华大地上反复回荡的主旋律是“坚持党的领导”，至多在“坚持”之后再添加“改善”一词。但是，所谓“改善党的领导”，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在80年代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都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凡是”，这是他的主政纲领，是改革不许触动的红线。此后，他不懈地“反对自由化”，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策动部队血腥镇压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并相继罢黜两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贤明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1992年年迈的邓小平去南方巡视发表谈话，对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就是说，对于政改，邓是彻底关门熄火了。
纵观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正如不少学者所概括的是“跛足改革”。邓小平改革所留下的遗产即为“邓小平模式”，就是今天为官方大肆宣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模式就是：经济方面可以搞一点改革，“一党专政”的体制照旧，不能动摇。这个模式自邓小平发端，经过江泽民、胡锦涛当朝二十三年直至今日习近平主政，已达三十余年之久，已有固化之倾向。如果说，洋务运动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邓小平的新版本即“邓小平模式”就是“一党专政为体，经济改革为用”。近几年批普世价值，批宪政民主，不过是邓小平模式的延续和发展而已！可见，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同西方先进文化对着干，决不允许中国跨入民主化大门一步。中国人可以说已享受着现代的物质文明，但他们的政治生活还是中世纪式的。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前现代式的国家”。呜呼！要使中国由前现代国家跨入现代国家，突破“一党专政为体，经济改革为用”的邓小平模式乃是惟一的出路。
即使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触动、只能扩张共产党统治集团（时下称为“权贵集团”）的利益。最为明显的是至今中国仍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这种经济结构难以改变其根源就是来自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可能不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条，非常符合权贵们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在推行市场经济之后，因此成为现行宪法的重要条款。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邓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因为所谓国有企业（即国有经济），就是官有企业，就是特权企业，就是垄断企业。它们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控制国家各类重要资源，经营着能源、通信、金融、交通、文化等重要领域和重要部门的大型国企。它们以权经商，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这类名曰“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每天都在搜刮、侵犯亿万普罗大众的利益。它们无经营亏损之虑，旱涝保收，从企业管理者及至职工享受着特殊的经济利益。它们凌驾市场，凌驾民企，再加上官商勾结，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发育，难以走上轨道，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处处受制，举步维艰。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很不彻底的。国有企业尾大不掉，不退出、不让位（某些公共领域仍需国家经营），中国经济的永续发展、持久繁荣没有希望。国有企业还是腐败和浪费的重灾之地。从反腐的角度看，只有让国企退出历史舞台，这一领域的腐败和惊人的浪费才会失去滋生之地，随之销声匿迹。
现在舆论又炒起了“鞋子合脚轮”。“鞋子”是一种比喻，是指毛泽东创立、为邓小平所坚持的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我们经过探索才找到一双合脚的鞋子，别人说三道四，岂非可笑。今后我们要坚定地穿着自己的“鞋子”走自己的路。既然这双鞋子是合脚的，今后就无需加以更换了。言下之意是说，现在这套制度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无需再作改革了。所以，“鞋子合脚论”就是“改革取消论”。
但是，鞋子合不合脚，要看穿在谁的脚上。毛泽东喜好专制独裁，专制独裁的鞋最适合他的脚。这绝不意味着专制独裁的鞋最合全党全国人民的脚。1958年，毛泽东提出并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个人专制之权力大搞主观空想的共产主义，认为是最适合中国的一双“鞋”；尽管灾难顷刻降临，他仍誓死捍卫，不容任何人怀疑和批评，结果如何？邓小平主政时期，又制作了一双鞋，那就是“一党专政为体，经济改革为用”。看来，毛泽东的那双鞋不完全合他的脚了，因此改了尺码和式样。这个邓体制、邓模式是否合中国人的脚，因而可以世代相传呢？这不能由某人某些人说了算，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的裁定，更要十三亿中国人投票，表达喜欢不喜欢穿这双邓式的鞋。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只有主人说鞋子合脚才是。自198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都感同身受，怎么能够不顾事实，武断地说，要坚定地穿着这双鞋子走自己的路！
甲午战争惨败后，国人痛感再不改革腐朽的专制政体，就要亡国灭种。因此掀起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遗憾的是，这一运动被慈禧所代表的顽固势力所镇压。改革良机付之东流，民族觉醒就此埋葬。之后，在革命风潮四面突起之际，清廷统治者才感到引入西式政制大势所趋，遂开启政改大门，于1908年拟定了立宪法、开议院的新政计划。可惜为时已晚，改革的主动权已经失去。四年后，大清帝国被革命潮流卷入历史。历史有时可以徘徊，但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坐标上。回首甲午战争与晚清新政，面对矛盾突出的现实，我们感到焦虑、沉重和揪心。
2014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