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能大大方方走上街头，大陆人零星的声援就遭消声、抓捕，两地差距可想而知。
最近这几天相当不平静，警方密集抓捕了一大批民间维权人士，已经能够确认的就超过5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因为声援香港的佔中活动。广电总局又颁布了新一轮的禁令，余英时、许志永等作者的作品都不能再出版，有人猜测也与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有关.
今年警方的抓捕行动可谓是层出不穷，新公民、河南祭赵、六四研讨会等等，一次次的大规模抓捕已经让人神经麻木。眼前这一波相信与香港的佔中有关，已经知道姓名的被抓捕者当中不少都有过支持香港的言论。
邓小平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就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可见隔绝香港对内地的影响，以及不让两地形成互动一直在中共的政策考虑之中，尤其要禁止香港对内地的辐射、危害大陆政治制度。
然而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网络时代信息流通的便利，历次香港的集会信息都辗转流传到了大陆，并引起共鸣.同时，大陆也低估了香港可能存在的统治上的障碍.尽管从回归之前就以着手对香港的社会的渗透掌控，但稳固的极权的统治要建立在暴力支持下对原来社会结构的破坏重组之上。人性或有弱点，然而极权确实违背人的天性。人们因为人性的贪婪接受引诱，也因为人性的贪婪而热爱自由。过去官方宣传革命时期以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不少对体制抱怀疑态度的民间学者也支持此说，并以此引发素质论的感慨，认为中国人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不珍惜自由。但如果认真研究史料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张国焘回忆其主政鄂豫皖根据地时期的情况就曾说过，当地土改之后因为赋税和劳役负担过重，加上禁止商业经营造成的物资短缺和物价奇高，土改之后不久就有大量农民放弃分到的土地逃亡到国统区，是暴力的管制和封锁才维持了根据地统治秩序的存在，而非民众自愿的选择。而仅靠收买和渗透能够在一个地区建立统治尚无先例，而维持统治更是不可须臾离开暴力和威胁.
相比香港人能够大大方方的走上街头，大陆人零星的声援就遭消声、抓捕，两地差距可想而知。同样的态度在不同制度之下承担的风险大不相同。大陆人并非都是跑到香港去耀武扬威的土豪，相比这些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沉默的大多数中不少都明白自由的珍贵，更有勇敢的少数敢於讲出对自由的支持，即使他们对风险早有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