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温和善良的建言者也被逼上梁山，可以看到一场风暴正在来临.
在这个持异见者、说真话者和维权抗争者纷纷被关、被抓、被禁言、被封杀的多事之秋，又一个尚未公开的信息通过私人渠道传来：一位朋友因为写文章和学术活动得罪当局，遭到严重打压。或许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事业基础，携妻将子，远走他乡.这是这些年来为这个政权所不容的千千万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的又一个，这是这个体制罄竹难书的罪恶中的又一笔，我愤怒，却没有悲伤。
批评体制，说真话，讲良知，维护公义，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注定了不能与虚伪、谎言、独断、专制、愚蠢和暴力为伍。挫折、颠沛流离、享受不到安逸的生活甚至流亡，今天几乎已成为他们的宿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囚禁，被监控，或者被迫离开.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回来，也许永远不。留在体制内的，也只剩下坐卧不宁。他们无法与这个社会苟且，更不能放弃自己的坚持。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这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对决.
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民间公益行动者和作家寇延丁最近被抓后，她的朋友翟明磊写了一篇文章。翟明磊说，寇延丁把他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写进了她的文章中：
“有只蝎子想过河，就请青蛙驮它游过去，并承诺自己一定不会刺它，於是青蛙就带上它上路了，但游到河中间，蝎子还是刺了青蛙一下，青蛙在沉没之前哭着问：你为什么要刺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要死吗？蝎子也流下了眼泪：我也知道这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会刺，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啊。”
翟明磊说，寇延丁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安全的期待，会在迷惘、探索、徬徨之后走上一条真正属於自己的路。”翟明磊认为，寇延丁在文章中对他的预言，其实也是对她自己的。
这个描述和判断，又何尝不是写给所有为这个社会的前途和未来而不停奔忙的劝谕者和抗争者们的？他们明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从事的工作，不被这个政权所喜欢和容忍，但他们依然义无返顾，从不退缩.他们明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会毁掉自己人生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将带来个人安全和家庭安全被损害的严重后果，但他们不能遏制自己的良心和天性，坚定地选择了自由表达、勇敢行动和真实生存，“这就是我的本性”。
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与政府作对，没有谁不想过清静安宁的自在生活，没有谁想天天生活在恐惧与不自由中。他们只是遵从自己的良心，温和地向当政者作出劝谕，希图他们做出改变；他们只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绝不曾想掀掉当局，全部推倒重来。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良心知识分子，都是抱着这样最为朴素的信念。因为这是每一个善良的人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本性。
一个开明的政府，总是能与劝谕者或抗争者和谐相处。一个愚蠢的政府，却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我这位朋友和寇延丁、郭玉闪们，遇到的就是一个愚蠢的政府。对於温和的建言、善意的批评、真诚的揭露，它不是认真地听取、虚心地接受、耐心地改进，而是把一切不同声音都当作“寻衅滋事”和“企图颠覆”，必欲除之而后快。它一步步地把这个社会的良心都逼上了梁山，走上了与这个政权对立的绝路。冲突的暴发，或者说革命，於是将不可避免。而暴政的灭亡，也将成为必然。
这位学者朋友引述了一段作家冉云飞几年前写的一段文字，放在他的日志里，或许正是他当下内心的想法和心境的写照：
“我并不想天天写博客批评社会和政府，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的话，我没有这样一份『豪情』和『雅兴』。但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如果不发声，别说有担当有良知这样的高要求，就是连做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大约也是不合格的。我多次说过，我批评社会和政府，并无一揽子想法，只是就事论事来批评.也不知批评后对这个社会有多少作用，但我相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一个人若是自己改变，这个世界就可以因你而改变一点点.我做事首先是为了自己稍微心安，在一个不安的社会里，要做到稍有心安，你必须对社会发声，做一些正常人应当做的事。然后再说你这些观点及行动，能给社会带来稍许帮助，并进一步影响更多的人去这样努力，则我『日拱一卒』的意望便满足了。”
我相信，冉云飞所言，也是当下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及行动者、抗争者、劝谕者们真实的想法。他们的初衷是多么善良，而当局的出手却是如此粗暴。当只是为了“心安”、想“做一些正常人应当做的事”的人，当最温和善良的建言者也被逼上梁山，或者被逼走他乡，这个政权还有何希望、还有何合法性可言？
我看到，风暴正在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