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类似1964年勃烈日涅夫时期的新正统主义政策正在兴起。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部分是其社会经济与内外政治政策，以及这些由政策所界定或重新诠释的基本政治理念，这即使在具有僵化的教条主义政治信条与标识的社会也是如此。因此，当代中国观察的基本立足点也应该是这些政策变化。在中国新领导团队上任两年后，可以感知的基本政策变化是巨大的，而综合观察这些重大而前途未知的政策变化，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种类似1964年勃烈日涅夫时期的新正统主义政策兴起，并日益演化为各种社会经济和内外政治政策。

最近中国最高领导层发出的政策信号表面不无矛盾：一方面是加大了对内部言论的控制，採取了从更严厉禁制媒体言论尺度、更大投入的媒体整肃与重整作业，一直到直接抓捕言论者等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播放《邓小平》电视剧，最高领导人出面表示依法治国、尊重宪法等方式，宣示改革决心，以落实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诺言。换言之，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以否定文革为极端代表的毛主义路线为前提的改革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本轮改革决心的主要前提是重新诠释和肯定毛的政治遗产.这种试图打通毛邓的政治与政策理念构成了从反腐到改革等一系列最新政策内在理念，也是其综合的首要特徵。这就是正在兴起的中国新正统主义政治。

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回顾两年前十八大的前的基本国情。在奉行经济为中心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30年后，十八大前执政者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回应和化解30年政策所造成的内外危机局面，经济上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成就归於谁人，以及，更关键的是，内外经济、政治、外交、国防等危机责任由谁承担？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从来不变的残酷现实是，谁掌握现实的权利，则谁有权定义历史和指导未来，因此，牵涉如此重大利害关系的换届催生了格外複杂与困难的权力安排，从而导致和平时期，在没有即时内外事变背景下会议延期。最后，在勉强的平衡之下，新领导集体出台，但脆弱的平衡是并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内外问题，所以，寻求新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理念势在必行，这是产生新政治正统主义的客观社会条件。

政治学一般原理和历史实证研究都表明，权力的效率与其社会动员能力成正比例关系.十八大前30年中共国内政策的最大问题是，由於政治权力体系及运作方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截然相反，因此，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演变为权力阶级搞钱自肥的疯狂游戏，这带来社会对权力体制的普遍绝望，并造成贫富极度分化、贪腐制度化、政治反对热情蔓延等现实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并在这种回应中重建领导力，对於毛主义的历史扭曲画像被有意重新描绘，一种红色理想主义的历史情怀被有意重新推广，在严厉的反腐权力洗牌游戏配合下，试图重建行政效能和舒缓社会绝望。所以，毛主义的复兴不是一般知识或认识的局限所致，而是在拒绝基本体制变革的前提下自然而然的理论选择。

然而，在30年的重大政策变化之后，无论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基本意识，还是中国与欧美外部世界的基本关系，都已经不可能完全重演毛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政策。新正统主义的新政治理念并不能改变基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方式，同时，新权力基层对於因经济政策而带来的重大利益诱惑丝毫不比30年来的权力中人更有免疫力，所以，人们看到，尽管新的毛主义政治和文化术语空前活跃，但通过权力攫取和瓜分社会经济利益的各种活动丝毫没有减速迹象：IPO照旧，房价照涨，拆迁依然野蛮，城管照样横行，等等。换言之，新正统主义的政治所指导的各种政策不是从根本上反对30年来的基本政策，而是为控制和缓解30年改革政治弊端而採取的补救思维，质言之，是一种与古代外儒内法的杂霸政治类似的外毛内邓政治，是维护和保持中国基本权力体制应时代和社会必须而採取的翻新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按执政党的基本政治学逻辑，这的确可以称之为一种改革政治，其基本精神与邓代表的改革实质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对外政策领域，新正统主义政治的政策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共在30年时期的基本对外政策，因为以经济关系为中心，因此集中地体现於俗称“韬光养晦”的孤立主义理念。这种与历史上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理念十分相近的政策体系将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定义为经济性的，而在外交、地区问题、安全问题及国际政治等领域採取尽量不参与或旁观的政策。这种不无先例的经济利己主义政策被欧美称为免费搭车，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新外交课题的升起，这种政策也日益不能满足国内社会的期待。与国内社会和意识的分化相伴随，中国国内对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反对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公众愈来愈意识到中国有更深切参与国际基本政治秩序的必要，对事关中国国际正义和全球利益的议题不能继续採取意识形态化政策态度，而另一部分人则採用文革式的的毛主义思维，认为30年的低调对外政策是中国现实外交危机的原因，因而必须採取更对抗性，甚至全面对抗的冷战式外交政策。

人们看到，新正统主义的外交并没有回到毛式的反帝反修历史轨道，但在海洋主权问题，即南海和东海岛屿海洋主权争议、对日关系及重大国际热点议题等问题上，中国的确继续了胡温时代末期的某种强硬政策，但与此同时，对美全面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反而升级，对日欧等关系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政策变化。即使最牵引公众情绪的中日关系领域，最近也频现解冻迹象。由此可以看出，新正统主义的政治理念更主要地还是出於国内权力制度安全需要，中国既不可能重回毛主义外交世界，也不可能真正做到重新闭关锁国。这一特徵也与勃烈日涅夫时代的对内刷新斯大林形象，对外边扩张边奉行缓和政策极其相似。这都是一种拒绝制度变革前提下不得不然的内部生存战略产物。

与勃烈日涅夫的新正统主义时代背景最大的不同是，当代中国除了基本的社会情况差异，就时代性的大背景而言，最根本的不同在於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信息化。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全球化永久地改变了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基础条件，即中国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作为主要的国际经济活动行为者，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中国既不可能切断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员来往、司法互动和利益交织等关系，更不可能另起炉灶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打造一个经互会似的楚河汉界经济体系，同时，也不可能对全球局势和事务採取鸵鸟政策。对於中国内部而言，社会的信息化已经使权力不可能再垄断关於内外世界的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和是非判断。运用霸道的专政手段统一人民思想的游戏不仅财政代价高昂到不可能支付，其社会的后果也只能是人民对权力体制更加反感和绝望。

这些根本性的内外事态都注定了中国的新正统主义政治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从前苏联的实践看，新正统主义的政治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君子政治，作为内外危机反应政策，其后果是通过自我麻醉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撕裂，也是权力体制和权力政治的伦理堕落加速；因为，历史已经清楚表明，在一个权力体制造成的危机社会里，如果回避和拒绝基本的权力体制变革，并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变革重整内部社会，并重新立定政党政治的基础，则任何貌似堂皇的权宜补救措施，除了令社会付出更惨痛代价，都不过是引鸩止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