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最近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又一次提出要依法治國。在我的記憶裏，中國領導人提出要搞法治，完善法制，依法辦事，已經有幾十年了。最早是對文革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有一家雜誌就叫《民主與法制》，很受歡迎。「狼來了，狼來了」喊了幾十年。這次習總書記已經把黨政軍大權都攏起來了，集權的優勢都有了，想幹什麼都能幹得起來了，狼真的會來了嗎？
這幾天網上瘋傳傳習近平在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總書記說：「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變成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黨既領導人民制訂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政法工作要自覺維護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權威性，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割裂開來。」
這段話很漂亮，一個個方方正正的大詞兒，不容易聽懂但能把你嚇半死。其實分析起來很簡單。那就是一句話，「黨的意志」通過法律這個東西，變成了「國家意志」，然後所有的人，包括黨本身，都要執法，守法。
我們且不說「黨的意志」是個什麼東西，「國家意志」又是個什麼東西，黨是一群人的組織形式，它是怎麼有了意志的，這意志和這群人的意志是什麼關係，也不說國家是怎麼有意志的，國家意志到底是哪些人的意志，單說習總書記這段話裏，黨和法的關係就有邏輯上的矛盾。
我相信習總書記是想把國家搞好，就像歷史上任何時候的皇上都是想把江山社稷搞好的。百姓有不愛國的，國王卻一定愛國，朕即國家，沒有不愛國的國王，沒有不想把國家搞好的最高領導人。習總書記的話表達了這樣的良好願望：黨來負責制訂法律，這法律就是這個國家的「國家意志」，然後黨就和所有人一起執法，而且和所有人一樣要守法。若如此，豈不美哉！
可是，如今國家是屬於全體老百姓的公共之物，而黨是屬於有限人數的一個組織，是由具體的一些人組成的。話再說得漂亮，你怎麼能保證有限人的「黨的意志」就是全體人的「國家意志」呢？黨立了法以後，組成黨的那些人如果不守法，誰來讓他們守法？你保證了又有什麼用？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體制改革的時候，就介紹過猴子分果果的寓言。一群猴子分果果，怎樣分得公平呢？一個簡單的規則就是，把果果分成一堆一堆的這隻猴子，必須等別的猴子都選了自己一堆後，拿最後剩下的那一堆。
人類社會當然比猴群分果果要複雜得多，經過幾千年的嘗試、失敗和教訓，全世界都明白了要把立法權和執法權分開，由不同的政府機構來實行，還要有獨立之司法來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在美國率先把「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原則寫進憲法，貫徹於政府一切事務之後，經過兩百年，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理解了，在國家組織中，分權和製衡是保障清廉與公正的不二法門。
這個道理到了中國，孫中山將其發展成五權憲法，在三權之外加上了考試權和監察權，反映了中國政治中，吏治從來就是一個大問題。國民政府經過長期的軍政和訓政階段，終於成功民主轉型，實現了憲政。如今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國家機器的結構就是三權分立的。與此同時，共產黨很堅決，江澤民就說過，我們不搞三權分立。歷屆中共領導，要麼對三權分立視而不見，要麼明說中國搞法治但決不搞三權分立。為什麼？他們不明說，其實誰都明白，他們不知道把黨放在法治的什麼部位上。
其他國家搞三權分立，也有政黨，為什麼人家能搞呢？像歐美國家，搞多黨競爭，誰能搞好國家誰上台，搞不好就換黨做做，換人做做，台灣就是這樣的。中共不願意，它怕它給換下來了就再也換不上去，怕換下來了後自己的爛事全給曝了光。或者像日本，黨內有派，各派競爭。正規的說法是先實現黨內民主。中共也不樂意，怕一旦各派競爭，黨內本來捂著的惡鬥大白於天下，黨就再也裝不住偉大光榮正確的面子了。
在他們看來，黨其實是最重要的，國家只是一份財產，黨可就是自己。國家是黨的，也就是他們這些人的，這才是他們要保障的頭號要緊的事情。習總書記一番話，只不過是想告訴老百姓，黨和國家就是一回事。這是如假包換的忽悠。黨的宣傳工作者趕緊跟上，人民日報刊文，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他的理由自然就是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核心，黨本來就是法的主人嘛。
習近平的話已經說得夠明白的了，黨即國家，中國的法治，就是黨治。真正的法治，還沒出生已經病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