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黄亚生，父亲黄钢是中共高级文艺干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作者，终身信奉马列毛主义，因不能承受苏联解体的冲击心脏病发去世。（南方人物周刊）
关於中国模式的争论吸引了许多学者介入，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经济学家。因为在经济学的维度上讨论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还有一定的空间，而一旦触及到政治体制，就成了社会学家丁学良所说的“五星级的辣椒”，官方觉得辣，愤青也觉得辣。所以，政治学家被禁足的地方，经济学家尚可“戴着镣铐跳舞”。黄亚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被美国国家研究学会选为全美研究亚洲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近年来，黄亚生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关於中国模式的文章，并结集为《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出版。他对中国模式的剖析，主要也是从经济学的路径进入──虽然经济与政治最终并不能截然分开.
反对流行的“中国模式”观
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徵。黄亚生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单单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在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以成功经验而论，中国类似於东亚各国。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於早期的士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量投入。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大大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以此而论，并不存在一种多么独特的“中国模式”。而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法治”等要素。
在黄亚生的这本文集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对中国和印度的对比。这些年来，中国模式被吹捧上天，印度却连“模式”的说法都不敢提出。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法、德、日，即将追上美国的中国，当然不会将印度这个昔日战场上的手下败将放在眼里.但是，长期从事中印比较研究，并创办“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的黄亚生，却在对两国的深入比较中，得出与常人截然相反的结论。
中国印度贫富悬殊不同景观
一般人对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髒、乱、差，印度没有一个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那么光鲜和整洁。髒、乱、差当然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应当加以改进的方面，但黄亚生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印度的贫民窟与富人宅第基本上比邻，常常是高楼大厦的旁边紧挨着就是成片成片临时搭建的低矮的帐篷人家。穷人们抬头就能看见富人，富人每天出门在门前、屋后、拐角处总能碰见穷人。他进而发现，在印度是没有“收容”或者“城管”之类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自由，你愿意到哪里登记就可以到哪里居住。所以，即便住在王宫式的豪宅中的印度首富，也不可能将住在帐篷里的穷人邻居赶走。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在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带很难见到穷人，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过程中，穷人多数被迁到城市的边缘或者郊区.此外，抛开暂住证这类对外来人群的限制外，城市底层的创业人群经常受到城管的清理。这种通过政府强制力量达成的贫富分化乃至贫富分离、贫富隔绝，比印度古已有之的种姓制度的恶果还要严重。黄亚生指出：
“穷人远离人们的视线，很多大学生和商界人士对中国穷人的真实生存状况所知甚少，所以才会安然地认为不让穷人和外地人分享城市利益，要远比保障这一人群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得到公正发展的机会重要得多。这也是致使他们对社会低层人群缺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之一。”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傲慢与偏见，冷酷与自私，不可能不引发底层的反弹。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情绪化，正如丁学良指出的那样：“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的前景不堪设想。
印度穷人有尊严、有自由
印度当然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但比起中国的穷人来，印度的穷人的幸运之处在於：他们尚有自由，尚有尊严。黄亚生从印度贫民窟的髒、乱、差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穷人的自由，是国家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自由迁徙、随意栖居的背后是创业者更低的创业门槛、更自由的创业选择。每年都有无数来自各地的心怀梦想的创业者涌入孟买，他们可以随意到街上摆摊招揽生意，随意搭建帐篷自由居住，随意开始自己的创业.”印度的软件业为甚么迅速超过中国，恐怕真要从这里寻找根源。
印度不会到处建“甘地学院”
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许政府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办奥运、夺金牌”。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印度的人均收入虽然不到中国的一半（实际购买力如何另当别论），印度政府却宣佈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的宽频服务。中国的做法与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资修三峡大坝、建高速铁路、实施登月计划，以及修建阻止国民自由上网的“网络长城”。
那么，为甚么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时常优於印度呢？首先，黄亚生发现，印度的优点是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儿，你可以尽收眼底。印度的媒体每天都在揭政府的丑，想捂都摀不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非常坦然，当它公佈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黄亚生谈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门开了五年之久的关於中印比较的课程，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却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
另一方面，由於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经过议会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拨出巨资到国际社会去作“国家形象宣传”和“软实力推销”，比如像中国到全球开设无数孔子学院那样去开设“甘地学院”。更何况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无须以甘地学院的形式来作对外宣传。而中国则可以不计成本地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甚至买下西方主流媒体最佳和最贵的广告时段，播放中国的正面形象宣传片。
国民幸福指数和民主自由相关联
但是，这些亮丽的画面和数字，跟民众的幸福指数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有学者建议用外汇储备增加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投资时，却遭到官方的断然拒绝.黄亚生在对印度的研究中却发现，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总的同步性。印度人的工资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扣除物价上涨也有百分之七，而中国人的工资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却是负增长.黄亚生说，这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长正是他最反对的，“对於富士康跳楼的工人们来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再快，外资投入再多，国家外汇储备再大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於经济增长，更取决於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公民的人权与自由是否得到保障，以及经济增长是否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惯於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指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於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於捍卫其世俗政治，对於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於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样一种“惯於争鸣的传统”，恰恰是崇尚“家天下”和“一言堂”的中国最为匮乏的。
印度没有抢佔土地和暴力拆迁
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即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是最快的。於是对於即将到来的“龙象之争”，人们拭目以待。英国专栏作家戴维·史密斯甚至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的着作，不过他并没有得出谁将是赢家的结论。
在这场拉力赛中，中国似乎遥遥领先，印度奋起直追却力不从心。观察家普遍看到民主的印度存在严重的“管治不善”，英国作家马克·涂立和吉莉安·莱特在《印度慢吞吞》中引用了印度精英知识分子的哀叹，“即便在高科技的印度理工学院，我们仍然是历史的人质”。而人们通常给予一党垄断权力之下中国行政当局的组织能力以及庞大的基础建设给予极高的讚誉.黄亚生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将政府大力兴建高铁、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做法称之为“铁公鸡经济学”，而在今天这是“最有害的经济观点之一”。温州高铁撞车惨祸，验证了黄亚生的先见之明。
跟中国的大步流星相比，印度慢是慢了些，但印度政府的每个决策都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才能作出，印度的社会矛盾大都与教派冲突有关，而不像中国这样百分之六十以上都与抢佔土地和暴力拆迁有关.对於印度来说，最基本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架构的问题早已解决，即联邦制、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使得印度有理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为骄傲。而中国表面上看步履如飞，但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剪不断，理还乱”，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口还没有迈过，整体性的动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黄亚生认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是：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杀鸡取卵式的，缺乏持续性和后续力。
竞争力、高科技、银行优於中国
虽然在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印度仍然落后於中国；但在若干关键的领域，印度已经后来居上。黄亚生指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远比印度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每个工人在制造业上创造的附加值要高於中国。”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数排在全球第五十七位，而印度已经排在第三十一位。印度拥有的民营的、高科技的、国际性的大企业也多於中国。印度的银行更是优於中国的银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了金融改革，却於九十年代发生大逆转，从此便落后於印度。一九九二年，印度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二○○三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佔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额的百分之十二。相比之下，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龙象之争，谁是赢家？也许短期之内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呈现印度真实的发展状况，对比中国的种种弱项与缺陷，也许会让那些沉浸在中国模式“就是好”的优越感中的、夜郎自大的国人清醒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