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发生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后，公司声明出尔反尔。前日，东航首度承认其云南分公司21个航班集体返航乃“人为所致”，而非此前解释的“天气原因”。更多的背景证明，机师与航空公司间表面上的劳资纠纷，暗含更隐蔽的利益诉求，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解决。私利的博弈方表现得同样强悍，都想着对方主动撤退，而受此损害的公共利益却始终在流失，其威胁无解，竟然沦落到一再被漠视的境地。
毋庸讳言，飞行员与公司间的所谓劳资矛盾有加重的趋势。东航机师群体罢飞不是涉事的第一桩，却是迄今最为恶劣的“逼宫”事件。在飞行员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前提下，利益纷争以不加掩饰的形式凸现。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个人自然的冲动，无需讳言。问题是，航空公司为豪门，飞行机师亦为强势。双方都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博弈。鏖战无休，而罔顾民用航空业最高也是最低的安全原则。
在“罢飞”事件中，道德谴责一度被当作最轻浮的举动。可事实上，道德恰恰是此一类利益博弈的底线，若突破了它，追求私利的正当性随即被取消。飞行员把乘客安全当作筹码，对雇用方施加压力，以求得让步，实现报酬更丰的流动机会。动机或可理解，手段不可原谅。有论者以体制之困为飞行员辩护。更有言者认为，只有飞行员能够顺畅地争取利益，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益。此两种见解难免谬误。
仅就飞行员的私利而言，对它的追求没有止境。今天为年薪300万元的“罢飞”，明天也能为年薪500万元“罢飞”。终点在哪里？当下的航空市场失衡严重，国有大、中型航空公司拥有绝大部分市场，民营公司为求生存“不择手段”。在这样一种偏狭的航空市场上，如果不以公益为最忌惮的准则，动辄威胁乃至抛弃它，将其推上谈判桌，诸如机师对私利的谋取也就相应变质。无论航空业积弊如何，无视公共安全、甚至挟持公益的飞行员都是疯狂的，至少在职业道德上已失去了自辩的凭据。
而例如东航等航空公司也表露出傲慢。体制给予它们庇护，但它们并没有在与“稀缺资源”的对阵中完胜。东航飞行员“罢飞”，劳资矛盾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双方的冲突还有不在场的第三方。这第三方即为不惜代价、急切搜集体制内飞行员的民营航空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飞行员所提出的利益调整计划基于市场的丛林法则：民营航空公司必须要从国有公司“虎口夺食”，飞行员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航空业大佬面临的是要不要放人的选择，而摆在民营公司面前的，则是生死问题。
如此，围绕飞行员的争夺战只会升级，而不可能速决。在拉锯式的较量中，输家或赢家难以确定，公共利益在各方面遭受侵害却是恒定。只因它是隐性的，无法用私下或公开的价码标注。长此以往，除了公众浓重的焦虑感，伴随着利益博弈方沉浮的，则是无所牢固依附的民航公益。利益方都呐喊着要求得到，航空安全在悄然中损耗，被当作谈判僵持局下的消费品一样出卖。如此，与部分飞行员和个别航空公司信誉一起下降的，则是中国民航业的安全系数和道德水准。
从现有实例看，既有的法律框架无法提供利益博弈的出路，对变动了的市场情势少有效力。飞行机师与航空公司间的纠葛需要更高层面的仲裁，大交通部对此负有职责。既然航空业目前的乱象由原先的民航总局而生，归并后的交通部必须要承担起历史任务。怎样惩戒“罢飞”飞行员只是很微小的举动，航空业主管部门的使命是全局性的，亦即：为公共利益的立足及其稳固建立新的根基。
“罢飞”的飞行员深知自己价值所在，牺牲公益在所不辞。在这些失德的背后，民营航空公司冀望于市场换空间，国有航空公司则利用时间博胜算。飞行员看似在争取合法权益，实则上是受驱动的棋子。棋子盲动，致使公益陷于动荡。他们各有各的盘算，比如要计算金钱，要权衡市场。总之，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那真正核心的安全命脉又当寄托何处？或者，它在利益搏击中还有容身之处吗？
